何吉贤、张翔所编的《理解中国的视野（汪晖学术思想评论集2）》是国内外学界围绕汪晖近年来出版的《别求新声》、《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三本书，就思想的命运，政治的价值，观察西藏问题的新视角等展开的探讨。既是对汪晖思想的深度解读，又是对所涉及问题多角度的探讨。

对于专业内人士来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本富有影响力的重要著作，书中的阐述体现了知识与历史的厚重，值得好好阅读，其贡献就在于此。

汪晖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具有深广的国际影响。他的学术工作开启了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的重要视野，围绕他的这些工作的学术评论无疑也构成了这一视野的“风景”之一。

何吉贤、张翔所编的《理解中国的视野（汪晖学术思想评论集2）》中的论文，主要围绕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当代中国乃至全球问题（尤其是中国当代思想状况、政治变迁、平等问题、区域问题等）的论述展开，有的论文也论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4卷本）。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汪晖建立在历史分析与现实批判基础之上的理论探索，同时对当代中国及全球的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思考。

戴锦华等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

瑞贝卡·卡尔 《革命的终结：中国与现代性的限度》(英文版)序

赵刚 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

钱永祥 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

瞿宛文 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

赵京兰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论述与亚洲构想——以汪晖的学术本土化战略为中心

韩毓海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原理——评《汪晖自选集》

罗岗 “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潘卡奇·米西拉 中国的“新左派”

加布里尔 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在社民党文化论坛“哲学与政治·12”上回应汪晖的讲话

黄百锐 评汪晖的平等论述

鲍夏兰、鲁索 延续还是断裂——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位置

吴铭 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胡志德 《亚洲想象的政治》(英文版)导论

贺桂梅 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

季剑青 理论与方法——汪晖的思想史研究

沈卫荣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石硕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序

唐晓峰 区域与国家

柄谷行人 普遍与特殊——两个交叉的观点

阿部干雄、樱井大造、丸川哲史、羽根次郎 汪晖《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书评会

朱金春、王丽娜 从“多元一体格局”到“跨体系社会”——民族研究的区域视角与超民族视野

附录 汪晖主要著述编年

编者说明

20世纪90代中期，《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该书由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泽厚和哲学家刘再复合著。书名所谓“告别”指向20世纪的革命，它走向了前途未知，但又充满希望的彼岸。然而，此书并不单单涉及个人的思想转变，而是明确无误地抛弃了一种革命的、对历史和哲学的认知，转而采取了一种不那么激进、不那么批判的方式去解读中国在现代历史、哲学方面的问题。它对20世纪中国知识界和政治史加以指责，认为其应对危机的手段来自其对革命的盲目崇拜。它宣扬了一种“去激进化”的思想、实践以及社会政治的追求，并很快成了中国知识界和政治领域以及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吹鼓手。在这个层面，《告别革命》从总体上把握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政治领域的趋势，并为它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不啻为一部与时俱进的作品。

汪晖在《革命的终结》（EndoftheRevolution）一书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批判性的思索。革命之于中国、之于全世界的现代经验，毕竟曾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汪晖并没有振臂高呼“放弃革命”的口号，相反。在这部论文和访谈集中，对八十年代（不局限于这一时期），他进行了冷静但不失激情的历史叙述，其优势在于囊括了20世纪大量的革命事件和个体经验。从这个角度说，“当代”的确成为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口中的20世纪历史序列的终结。在中国，这个时期充满了对革命的提问和践行，为革命所主宰，并且，不可逆地受到了革命的形塑。汪晖认为这一时期既不是历史的终结，也不是向革命道别，甚至不是与革命相关的政治行为的终结．而只意味着20世纪不再为当前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他在本书第二篇论文的开头部分如此说道：“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但历史依旧延续。”

全球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政治的一种历史形式，被“告别”的那一场革命与汪晖视野中的革命并不相同。汪晖口中的那个“革命”，过去曾经、现在依然同中国那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争论、斗争，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现代化和民主化看作20世纪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两极，革命的政治学可视为中国在20世纪为了调和两极的矛盾所挑选出的解决方案。汪晖的思想和学术方法扎根于中国在19世纪末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中，那些问题表现出了全球现代化中最不民主的形式．即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汪晖指出这是“现代性”的问题。基于这个前提，他开始了对当代的分析。以此类推，汪晖认为，自19世纪以降，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问题的诸多争论总是与全球背景下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形式的各种争论难舍难分．双方论战的中心议题主要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民主形式。诚然，那争论是现代的、全世界和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们得以立足的基点，也是他们对上世纪的政治考察中的核心议题。  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建国六十周年（2009年10月1日），这二十年算得上现代化对民主的胜利——放到今天，我们说它是经济“唯发展论”的一次大获全胜，而那作为对手的民主被视作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的可能性。无论是作为社会“大民主”的政治活动，还是上述两者（现代化和民主）之间的历史斗争，今天皆遭抛弃。这种绝望的处境被汪晖命名为“去政治化的政治”。诚然，对于那些批评汪晖的人，革命从来就与暴民，或者说，那不可掌控的、激进的、对社会和政治的过度的统治联系在一起——此类政治学长期以来使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秩序饱受其摧残。因此，那些批评者认为，最好放弃对更广泛的社会民主的追寻，在消费主义式的现代化（经济发展论）和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道路上驯服那些暴民，如今，社会参与的两极分化被认为是大众政治实践中唯一可行的模式。

广义上说，在这本文集的论文和访谈中，我们看得出来，汪晖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某种“窄化”（主要是对政治的、赋予想象的视野）针锋相对。然而，汪晖绝非一个革命的怀旧者。尽管如此。这里面的许多文章显示出．汪晖持久不懈地将这场失败了的革命作为一种潜在的民主模式，它超越了市场及其呼唤的个体责任感的、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并比后者更具实质意义。他不愿放弃民主的前路，也不愿将对民主的论述与实践移交给当代中国的“市场一国家一知识”复合体的那些失衡而并非公正的工作。

P80－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