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论公德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日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白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虽然，仅有私人之资格，遂足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日君臣，日父子，日兄弟，日夫妇，日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日家族伦理，日社会即人群伦理，日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亩讥孔子以为佞，公孙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浅学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圣达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只语有为而发者，摘之以相诟病。要之，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何则？群有以益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负而不偿也。夫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应偿之负，于私德必为罪矣，谓其害之将及于他人也。而逋群负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几何？而此无穷之债客，日夜蠹蚀之而瓜分之，有消耗，无增补，何可长也？然则其群必为逋负者所拽倒，与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结果，此理势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人人尽此义务，则子愈多者，父母愈顺，家族愈昌；反是则为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负者，谓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义，尽人能知者也。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譬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饮酒，虽一则求道，一则无赖，其善恶之性质迥殊，要之不顾父母之养，为名教罪人则一也。明乎此义，则凡独善其身以自足者，实与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审判之，虽谓其对于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为过。
某说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无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不更胜君乎！于廉之外一无所闻，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过为独一无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于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日清、慎、勤。夫清、慎、勤、岂非私德之高尚者耶？虽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于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间一私人更无论也。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
且论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夫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者为大逆不道；各君主国皆然法国宪法，以谋立君主者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乃至以妄立贵爵名号者为大逆不道。凡违宪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则一也。一者何？日为一群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蛮之人，或以妇女公有为道德，一群中之妇女，为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无婚姻之制也。古代斯巴达尚不脱此风。或以奴隶非人为道德，视奴隶不以人类，古贤柏拉图、阿里士多德皆不以为非。南北美战争以前，欧美人尚不以此事为恶德也。而今世哲学家，犹不能谓其非道德。盖以彼当时之情状，所以利群者，惟此为宜也。然则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如自由之制，在今日为至美，然移之于野蛮未开之，则为至恶，专制之治，在古代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开化之群，则为至恶，是其例证也。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则随其群之进步以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则其所以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变者也，吾此言颇骇俗，但所言者德之条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亘万古而无变者也。读者幸勿误会，本原惟何？，亦日利群而已。非数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私德之条目，变迁较少；公德之条目，变迁尤多。然则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之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盖以为，道德者，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目无始以来，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尽揭其奥，以诏后人，安有所谓新焉旧焉者？殊不知道德之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发达有进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损益也，亦明矣。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湮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且将有厌其陈腐而一切吐弃之者。吐弃陈腐，犹可言也，若并道德而吐弃，则横流之祸，曷其有极！今此祸已见端矣。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捧杯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虽竭吾才，岂有当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者乎？吾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故本节但论公德之急务，而实行此公德之方法，则别著于下方。
P102-106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新会普通农家，少年聪颖，曾就读于广州学海堂，1889年试为举人。1891年起，追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1895年，联名“公车上书”，倡言改良，时称“康梁”；1898年，“百日维新”高潮期间，在北京宫廷任职，参与光绪布置的变法活动，失败后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从事议会和政党活动，曾以进步党领袖身份，出任过司法总长(1913)和财政总长(1916)，并无政绩，失望下野。1916年后，留居北京、天津，在野从事政治、学术和教学活动，并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1922～1927)。1929年，因病在北平去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宣传家、政治家和学者。
梁启超在家乡开始学业，在北京(平)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晚年在天津寓所“饮冰室”整理著作。但是，上海却是梁启超平生思想、学术活动中的关键要地。1890年，梁启超初次到上海。他在北京会试落第之后，归途取道上海(“下第归道上海”)。开埠50年的上海，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中西文化交流成果，新知识、新景象震撼了少年梁启超。他“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三十自述》)
梁启超在广东、北京、长沙、天津、横滨之间的往返，每次都经过和滞留上海。已然成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是梁启超变法事业的源泉。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结识黄遵宪，受邀主持《时务报》撰述，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变法通议》。《时务报》馆址设在福州路、石路(福建路)，梁启超寓所在新马路梅福里(后黄河路125弄)，他一生的“报馆生涯自兹始。”(《三十自述》)梁启超在《时务报》期间(1896～1898)结交了许多风云人物，如徐寿、盛宣怀、严复、陈季同等洋务人士，如谭嗣同、汪康年、章太炎、宋恕、孙宝瑄等变法人士，为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梁启超结交江浙籍精英人物，盖缘于新马路居住时的邻居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之绍介。二年之中，梁启超“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还跟随相伯、眉叔兄弟，学习拉丁文。因《变法通议》，梁启超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因学习拉丁文和翻译知识，他被任命筹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梁启超在北京、上海、澳门、横滨办报，主持过《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撰写、编辑和出版事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宣传家。他的报刊文章，议论横生，慷慨陈词，“笔端常带感情”，具有煽动性，因其提倡之“新民说”，人称其为“新民体”。梁启超爱好诗文，“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饮冰室诗话》)却很少自认为是个文学家。但是，梁启超确实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次革命。梁氏“新民体”，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一种写作风范，他的文章文白相间，中外混同，情景交融，诗史淹通。这样一种文风，在梁启超称为的“过渡时代”，承接了明清时文、韵文和散文的传统，夹杂着通俗文、西洋文的样式，启发了清末民初的报刊文学，成为一般大、中、小学生都来模仿的新文体。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
在一些翻译和政论作品中，梁启超用过一些排比、对偶、夸张、强调等文学修辞手法，都是为了煽情的需要，失之于滥。梁启超爱好诗词写作，主张“文学革命”，将大量政治热情灌注到创作中，近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风气，肇端于此。梁启超作品的文学价值不是很高。相反，梁启超在作品中传递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知识，改变了当时国人的文学主张，竞至于对中国文化精神有了新理解，因此对“中国文学”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看法。梁启超在《变法通议》(1896)中对清朝的变法事业提出全面主张，长文连载后，轰动全国，引发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大讨论；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受到李提摩太等新教传教士“四民说”(“教民、养民、安民、新民”)的影响，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国民性”的大讨论，在文学界延续至今。 梁启超从康有为治学，具有旧学根底。他一生游学上海、北京、天津、横滨、东京，所遇多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饱学之士。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他能够考虑不同意见，“流质多变”，兼容他人。加上异常勤奋，手不释卷，因而他的治学能够追随时代，保持新鲜，最终在他被政治抛弃之后，还能够回到1920年代的学术界，完成了很多学术作品，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作品。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1905)继承了明清“诗话”成果，提出更加宏阔的“新意境”，与稍晚的王国维“境界说”相仿佛。梁启超的诗词创作，在由他的侄子梁廷燥编订的《饮冰室合集》(1925)中，辑为《饮冰室诗词》，收录了他一生的主要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维新人物的心情和环境。从社会改良和文化改造的目的出发，梁启超还提倡过“风俗改良”、“新小说”和“三(诗、文、小说)界革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把“新小说”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文学起点；他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就是他自己的小说实践。小说接近后世所谓“报告文学”，是一种非常政治化的文艺样式。
梁启超一生勤奋治学和写作，各类著述达1400万字，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名，盖出自《庄子·人间世》句：“朝受命而夕饮冰”。梁启超以“饮冰”比喻戊戌年的忧愤：受光绪皇帝任命，热情变法，骤然失败，逃往海外，一腔热血全被冻结。1901年，梁启超以《饮冰室文选》之名，第一次出版文集。此后，有《饮冰室文集》(1903，上海广智书局)；《饮冰室文集》(1903，上海维新学社)；《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1906，上海广智书局)。1916年，商务印书馆有《饮冰室丛著》，中华书局有《饮冰室文集》出版。1926年，梁启超侄子梁廷燥编订的《饮冰室合集》，也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他去世后，《饮冰室合集》由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编定，1936年，仍然由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著作，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梁启超的影响，半由上海出版界掀起。和书商、编辑、读者交往，他和上海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集依1936年《饮冰室合集》句读本的编次，整体收录《变法通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诗话》、《饮冰室诗词》、《新民说》、《新中国未来记》等著作，标点出版，重在表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
李天纲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持并策划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该文学大系中有50多位被历史烟尘湮没的海派作家浮出水面，占丛书篇幅的1/5，填补了文学史的部分空白。
该丛书入选作家中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师、巨匠，也有叶小凤、蒋敦复、彭康、潘黛柳等被文学史家忽略的作家。这其中包括最早准确预测了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一大事件的晚清上海名医、小说家陆士谔。
本书为其中一册。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中期在上海地区出现著名作家梁启超及他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