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和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书稿中有作者对与众多文化名人交往的记录，有对亡友怀念之情的抒写，也有对爱情、亲情的感念和表达，如烟往事，尽在笔端。《此情堪忆--萧乾心灵地图》为他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和回忆录结集。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二战记者，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大师之一，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萧乾夫人文洁若亲自编选、亲笔作序。《此情堪忆--萧乾心灵地图》是最新、最权威的萧乾与文化名人交往合集。

辑一 师友交往

 热爱台湾的龙应台

 台湾有家夫妻店

 湖北人聂华苓

 寻根者叶维廉

 浅予率真

 想当初，胡乔木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海伦·斯诺如是说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

 一代才女林徽因

 悼健吾

 哭亡友曹维廉

 世纪大姐

 大姐的梦

 忆冰季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河口遇险

 ——并怀施公蛰存

 默默的奉献者

 ——庆于道泉兄九十寿辰

 悼老报人成舍我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辑二 亲情爱情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我们这家夫妻店

 我的书房史

 我这两辈子

 校门内外

 离歌唱给文洁若（家书选辑）

 三姐常韦

辑三 足迹经历

 足迹篇：香港

 啊，汕头，我的第二故乡

 童年的梦

 怀念上海

 从长沙到沅陵

 我失过业

 五福堂

 美国点滴

 负笈剑桥

 北欧来鸿

接着，她又指陈：“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她列举了台湾街头巷尾种种不文明的事。她也问过受害者为什么不抗议。他们说：“不敢呀!会动刀子的。”又问为什么不报警察，回答是，他们狼狈为奸，通着的。“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第二一三页)

她打心头里恨的，正是这种容忍。她大声疾呼：“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第三页)

在讨论中，有位叫罗肇锦的读者说：“中国人当然不生气……”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第七页)

这恰好是龙应台攻击的目标。她说：“‘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事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目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就都可以被原谅了。”(第四页)龙应台认为“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第十一页)

龙应台反对满足于洁身自好。她认为“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第十六页)

龙应台对台湾生气的，不仅仅是摊贩在骑楼上烧水洗锅，在不许吸烟的公共场所照样吸烟。迫使她生气的还有用标语口号代替实际行动的形式主义。为了“复兴中华文化”，“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美国)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上一亿元以上……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第六十四一六十五页)她认为台湾在许多事上是“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第六十五页)她说：“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第六十七页)

她十分讨厌那种安于现实的“自慰心理”。动不动就给批评者扣上“外国的月亮圆”这么一顶崇洋帽子。“当然有些国家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一一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第二二四页)

她还反对把“国际形象”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认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不应仅仅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第一。五页)文明得是切切实实的。

龙应台于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专攻英美文学。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她说：“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辱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第十七页)“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6．1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第十八页)  由鲁迅奠基的伟大“五四”运动一个可贵遗风，就是作家不讳疾忌医，敢于正视现实。对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敢于剖析并鞭笞。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杂文昌兴，至今不衰。读毕此书，我深感龙应台了不起，她是真正热爱台湾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P4-5

我与萧乾的文学姻缘（代序）

文洁若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持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经由清华外文系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一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还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佶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工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所以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归侨郭开兰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译。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以不改为宜。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十九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二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八十万部，一九八○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萧乾告诉我，自己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是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时也能更贴近原作。

三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出后引不出同样的感情，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二十二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才搞翻译。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人。

四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三千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 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作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词。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文洁若，翻译家，作家，萧乾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