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资治通鉴》是古典史书中的一部巨著，司马光毕生心血，凝聚成了这样一部浩大却精致的作品。王国的兴替、人生的盛衰，风起云涌的政治、惊心动魄的战争，奋勇争先的勇士、运筹帷幄的智者，精彩史实，纷纷在此呈现。岁月悠悠无端，人生不过百年。探索人性中最永恒的情感，体验今生活不到的精彩，何不到历史中游览一番。

司马光编著的《白话资治通鉴/线装经典》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奉为皇太子“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资治通鉴》全文共294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间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先河，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记录史事，大大扩展了纪传体史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容量。其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

战国争雄

 三国分晋

 桂陵之战

 六国合纵

 白马非马

 负荆请罪

 田单封君

天下一统

 将渠议和

 高士仲连

 缩高之死

 韩非使秦

 荆轲刺秦

 初并天下

 赢政之死

 斩蛇起义

 赵高弑主

楚汉相争

 约法三章

 项庄舞剑

 西楚霸王

 韩信拜将

 平定三秦

 半壁江山

 垓下悲歌

 兔死狗烹

 白登之围

大汉天下

 萧规曹随

 吕后乱政

 南越谢罪

 廷尉判刑

 缇萦救父

 持节云中

 细柳屯兵

 文帝之治

 七国之乱

 武帝崇仙

 李广之死

 河西四郡

 出兵朝鲜

 武帝雄才

 燕王谋叛

 良吏黄霸

 宣帝中兴

 四海臣服

 成帝好色

 飞燕身轻

 王莽篡权

 改革币制

 光武中兴

 马援诫侄

 外戚干政

 班超归汉

 祝良平叛

 母仪天下

 党锢之乱

 卖官鬻爵

 张角起义

 汉室气衰

 董卓废帝

三国鼎立

 四方伐卓

 官渡之战

 卧龙出世

 赤壁鏖战

 刘备人蜀

 煮豆燃萁

 汉中称王

 水淹庞德

 吴下阿蒙

 败走麦城

 孙权降曹

 平定南中

 六出祁山

 智星陨落

 平定辽东

 假痴不癫

 假刀杀帝

 后主降魏

 吴主荒淫

 三国归晋

南北对峙

 刘曜称帝

 王敦谋篡

 桓温清谈

 淝水之战

 魏主纳谏

 尊道毁佛

 范缜无佛

 王俭风流

 孝文改革

 迁都洛阳

 玉壁之战

 高澄欺君

 侯景之乱

 高祖伐齐

 淫逸误国

 一统归隋

隋唐盛世

 杨广夺宠

 炀帝奢靡

 东征高丽

 牛角挂书

 攻克长安

 苟且偷安

 深官暗斗

 玄武之变

 从善如流

 房谋杜断

 内助之贤

 文成人蕃

 太宗驾崩

 后宫之争

 二圣临朝

 凤鸣朝阳

 武氏专权

 整顿吏治

 国老荐才

 太平公主

 玄宗掌权

 二相治国

 贵妃受宠

 玄宗塞听

 禄山叛乱

 颜公忠节

 刘晏理财

 讨伐淮西

 甘露之变

 黄巢兵败

 举国混战

五代十国

 梁晋之争

 后唐当立

 石郎造反

 死战契丹

 朝中内讧

 后周太祖

 王峻狂躁

 北抗契丹

 南征淮水

 世宗归天

三国分晋

【原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日：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日：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日：礼莫大于分也。

【译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何为礼教?就是法纪。何为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何为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敢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根和树干支配枝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枝叶遮护树根和树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易经》，以乾、坤为首。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阴阳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臣问的关系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王室权力微弱，在书中排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是非常恳切的。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昏君，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间只能是臣子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代替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不能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原文】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孑L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日：“履霜，坚冰至。”《书》日“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日：分莫大于名也。

【译文】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只有名位和器物绝不能授予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会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这些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有远虑，所以能谨慎对待小的变故并及时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级的名分。

P10-11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奉为皇太子“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现属山西)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七岁时，便能背诵《左传》，把二百多年的历史脉络叙述得明明白白。宋仁宗宝元初年(公元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此后，他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上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时代，国家在经历了中唐以来的长期战乱后，实现了稳定和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艺术逐渐繁荣。但同时，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官僚机构庞大，军队战斗力不强，边疆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上至居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下至处江湖之远的仁人志士，无不在思考，无不在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他们有人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柔道”治天下；有人则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主张厉行改革。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司马光等历史学家，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寻找答案。

他因感慨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故选取重要的历史事实按年代顺序编写，写成八卷。后来，宋英宗下令设立编书局继续编写，于是司马光在刘恕、刘敛和范祖禹的协助下，查证考据，精练语言，修改润色，最终完成定稿。书成后，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吸收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借鉴。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分294卷，共300多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写体例上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依年代顺序通贯叙述史实，用追叙和终言总结的手法说明史实的前因后果，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整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复，除依据十七史外，还参读了野史、文集、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320余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则加以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且完备的资料。书中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日”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朴质精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品。

《资治通鉴》成书后便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乃至普通百姓都竞相披阅，点评批注者更是不胜枚举。今天，它依然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是经商管理、为官从政者的案头必备之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