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主编的《陕北闹红(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由“上编 闹红大事记”“下编 永远的革命领袖”和“史实与考辨”三部分组成,共收入回忆文章和研究论文42篇。“上编”收入的马明方、崔田夫、王世泰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回忆记述了陕北地区党的历史和早期活动情况,陕北特委的创建,清涧起义,渭华暴动,旬邑起义及兵运工作等历史情况;“下编”收入习仲勋、马文瑞、贺晋年、张秀山等人的文章,用生动的笔触记述了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烈士的生平和革命事迹;“史实与考辨”收入任学岭等人的论文,对陕北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考证。全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了解和研究陕北党和革命历史情况有重要的参考和史料价值。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访谈录、回忆录、老照片以及有关原始档案为基本内容的党史史料集成。我们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的讲述与回忆来补充党史中的历史要点和历史细节,还原历史事件,呈现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程,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
任文主编的《陕北闹红》中的“闹红”即“闹红军”,特指刘志丹、谢子长等早期革命领袖领导陕甘地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反“围剿”,创建陕甘边、陕北两大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编者广泛、深入地搜集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文章,从上世纪3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在陕北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中梳理出线索,就同一事件择取不同人物的回忆、口述,力求在不同主体叙事的对接与碰撞下,多视角地再现陕北地区早期革命的真实面貌。
平民军事家——谢子长深切怀念子长同志马佩勋忆谢子长烈士刘明山刘青山子长领导我们反“围剿” 贺晋年负伤前后的谢子长白应奎与子长在—起的日子尤祥斋我的三大白盛英回忆父亲谢子长烈士谢绍明史实与考辨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渭华起义与西北红军初创田亮赵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王新生
回忆兵运工作
王世泰
王世豢,1910年出生,陕西洛川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支部组织委员。1930年10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组织活动,任党支部委员。曾从事兵运工作,后参加陕甘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参加开辟陕甘边及陕北革命根据地斗争。多次当选为中共代表大会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在1956年中共十一天上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担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苏雨生,是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旅旅长。1930年,刘志丹搞兵运工作时.曾在他部下当过中校团附,两人有过一段交往。苏雨生其人,野心很大,奉命驻扎陕西彬县一带,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志丹知道可以利用一下他,才决定派人联系的。
我记得,志丹当时是派马锡五、车衡福两位同志去的。经过多次交涉,双方谈妥,苏雨生答应招我们收编为其部属,给了个补充团的番号,任命刘志丹为团长,杨树荣为中校团附,陈鸿宾为少校团附,马锡五为军需,并决定驻防地点为旬邑县职田镇。
1931年4月,志丹带部队开往职田镇。由于有了合法的地位,部队不仅换上了军装,而且还领到了部分生活费。那时,我们说起来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连。第一连是魏佑民当连长,刘约三当副连长,第三连连长叫同守孝,只有三四十个人。我当时在一连一排二班当班长。与此同时,志丹还派人到子
午岭、南粱一带寻找失散的部队。
部队改编为苏部补充团后,志丹派杨树荣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听取了汇报后,明确表示同意志丹的决定,并给予了相应的指示。随后,陕西省委又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部队带来省委的书面指示。省委的批示是密写在《红楼梦》书的字缝里,放在点心盒里带来的。我看见过这些密写信件,其大意是说,省委同意志丹的决定,让充分利用苏雨生给的补充团名义,迅速扩大队伍,寻找机会把部队拉出去,打击敌人。
在职田镇,部队活动了三个多月,人员也有所增加。这期间,我们改选了党支部,书记仍是树荣,宣传委员由志丹兼,我担任组织委员,党员人数已达到三十多人,分散在各个连、排。
1931年夏季到了,由于苏雨生对我们存有戒心,不好好发饷,使部队面临吃饭困难。一天,我团陈鸿宾一班人到职田镇下塬大地主刘日新家催粮,刘日新惜粮如命,死活不给,战士们气得要命,把刘拉了几下,踢了几脚。刘日新自认为被羞辱,便于当日服毒自杀了。刘日新在旬邑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他的自杀自然引起了当局的重视,再加上其家属直接上告到省政府,杨虎城即命苏雨生严加追查。
苏雨生在接到杨虎城命令后,先以商量军机要事为名把志丹召到彬县,立即关押了起来,随后又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突然包围了职田镇,勒令我们缴械。
全团指战员听说志丹被押,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但是,大家又考虑到拼一仗容易,也解恨,可志丹怎么办?搞不好.敌人会对志丹下毒手。敌人兵强马壮,拼的结果只能全军覆没。杨树荣此时前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没有回来,部队临时负责人魏佑民、刘约三、马锡五等经过反复考虑,准备派刘约三为代表与敌团长直接谈判。谈判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一是立即释放刘志丹;二是不愿当兵的发放路费让回家;三是不准伤害我们一个人,不准搜腰包。我们特别申明,第一条如果做不到,我们宁愿以死相拼。敌团长……
P66-67
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代前言)
梁严冰任学岭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新发现证实,陕北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之一,曾经孕育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近代以来,陕北人民在这片黄土地上同样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陕北苏区和红军是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1935年2月以前,陕北存在着地域上隔绝但又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拥有一支红军,即红二十六军;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也拥有一支红军,即红二十七军。1 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这两支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统一指挥下,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后最终完成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陕北根据地还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因此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的:“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史和延安时期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著作还是专题论文都十分丰富。但对中央红军到来之前的陕甘边、陕北红军创建及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意在通过对陕甘边、陕北红军创建的考察,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生、艰难曲折的发展壮大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一个观察视野。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陕西籍旅京学生李子洲、魏野畴等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假期回乡后,他们又广泛而热情地宣传五四运动的内容、性质和意义,使陕北这一相对偏僻的地方,不但比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很快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党的先驱者在陕北各地积极创建党团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并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和全党一样,进入了创建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革命武装也由建立红军游击队进而形成大规模的正规红军。
当时,陕北的榆林中学和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是我党在陕北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这两个学校之所以成为陕北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与杜斌丞和李子洲有极大的关系。在1923年前,榆林中学是陕北z-十三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可谓陕北最高学府,从1923年起,校长杜斌丞先后从平津等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魏野畴、李子洲等来校任教。这些人来榆中后,“大胆改革,宣传民主思想,号召学生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传播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使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风气变得活跃起来,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骨干,这些人以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我们党在陕北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
1924年春,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和杜斌丞的邀请,李子洲到榆林中学任教,同年7月,李子洲又被推举为绥德四师校长,李到绥德四师后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校办学,并经常给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列著作,学校教师还与学生一起研究《共产主义ABC》《五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主张》等党的重要理论和有关时局的主张,还采用学生讲演、时事报告会、讨论会等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 李子洲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使绥德四师广大学生的政治眼界大为开阔,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心,同时也鼓舞他们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的传播,陕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再一次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故而清涧、佳县、安定、米脂、神木、府谷、吴堡、横山、保安、安边、定边等地的青年纷纷到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批初步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先进分子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建立党团组织。1924年冬,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等在绥德四师建立起党小组,当年12月,又成立了团支部。之后,1925年初,瓦窑堡军队团支部在三连建立,史唯然任书记。1926年初,谢子长(时任石谦部第十二连连长)与李象九又在安定县成立7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陕北其他地方如定边在1926年2月成立7党支部,延安在1925年秋冬建立了团支部,1926年下半年成立了党支部,安边也于1926年10月成立了党支部。这样,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陕北游击队。遵照北方代表指示,1935年i月30日,陕北各路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师长先后为杨琪、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下辖一、二、三团。不久,流动于米脂、佳县、吴堡地区的第六、第十五支队合编起来,组成独立第五团。因红三团流动于神府地区,不能与主力师会合,于是将其编为神府独立团,将独立第五团改为红三团,纳入八十四师建制。至此,陕北拥有一个师的主力红军,又有一个正规独立团,几十个游击支队,这样,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从能对付敌人的地方武装和以排连为单位的正规军,发展到可以对抗整营整团的敌军了。
根据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书记谢子长,一说刘志丹)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并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开辟7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这样,根据地的人口达到一百万,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三十个县,其中陕西二十五县,陇东五县,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之后陕甘边、陕北红军的广泛出击。不仅吸引了数师敌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个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也成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小结
总之,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统一、由建立红军游击认进而形成大规模的正规红军。同时,两支红军在创建过程中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逐渐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中,苏维埃控制了陕西和甘肃22个县;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总计5000人”,并“在刘志丹指挥下,可以用无线电与西部和南部的红军主力部瓢直接联系。当南方的红军开始从闽赣根据地撤出后,这些陕西山里人大大加强了自己”,为中共中央长征后最终抉择落脚陕北,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本文选自《榆林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