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生于1875年，于1963年去世，享年88岁。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奉献出毕生的精力。

陈永忠编著的《沈钧儒》是沈钧儒先生的传记，记录了沈钧儒先生一生中的重大经历。他赤忱地爱国爱人民，不断探索真理、百折不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格外令人崇敬。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陈永忠编著的《沈钧儒》是沈钧儒先生的传记，资料翔实，文笔流畅，是了解沈钧儒及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出版物。

前言

第一章 早年岁月

 第一节 师桥沈氏

 第二节 青春岁月

 第三节 科举生涯

第二章 立宪救国

 第一节 东渡日本

 第二节 立宪运动

 第三节 投身革命

第三章 救国之道

 第一节 反袁斗争

 第二节 护法运动

 第三节 反对军阀

 第四节 联省自治

 第五节 险遭杀害

第四章 政治律师

 第一节 法学教育

 第二节 呼吁抗日

 第三节 政治律师

第五章 爱国旗手

 第一节 中国大老

 第二节 “爱国有罪”

 第三节 爱国无罪

第六章 抗战岁月

 第一节 投身抗战

 第二节 抗日救国

 第三节 团结抗日

 第四节 民主同盟

 第五节 宪政运动

 第六节 “今之伊尹”

第七章 和平民主

 第一节 呼吁和平

 第二节 反对内战

 第三节 “一边倒”

 第四节 迎接新中国

第八章 晚年岁月

 第一节 左派旗帜

 第二节 与世长辞

沈钧儒年谱简表

主要参考文献

跋

第一节 东渡日本

清末，在经历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感觉到自己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勖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其中的主要内容有：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改革官职、整顿吏治等。

当时，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享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这使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清政府对教育方针的转变，导致二十世纪初大批的中国读书人出洋留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已使得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日本重新审视。随后的几年，已有一些人开始赴日留学。而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不仅使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而且战争的结果，即日本的获胜，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一向视日本为蛮夷小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使他们从中看出专制国（俄国）永远无法战胜立宪国（日本）的道理，从而促使战后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赴日本学习。沈钧儒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大批赴日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

1905年初，沈钧儒一方面对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一有外敌入侵就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现状，深感痛心和焦虑；另一方面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也深为钦佩，于是他放弃做官的机会，向清政府申请赴日学习。在得到清廷准许后，这年10月7日，沈钧儒从苏州出发，14日，和妻弟张次乾乘德国公司的船只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东京。

就在沈钧儒赴日前夕，即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百人，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总章第二条规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干事。在东京设立总部，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会议还决定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在这一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的口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第二年，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先后归国，向慈禧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比如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他们主张“实行之期，可宽立年限”，妄图借“立宪”之名缓和国内矛盾，防止革命，使清皇位永固，故而颇受慈禧赏识，决定采纳施行。同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P26-28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在《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付梓之际，掩卷回首，民盟先贤们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不绝如缕，久久难忘。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每每被他们为信仰、为理想奋斗的坚定精神所感召和感动。

人不能没有理想和信仰，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我们的先辈们，正是怀揣民族富强、人民福祉的赤诚之心，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凭借自身高尚的人文品格和社会良知，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探索了一条新的宪政之路；和平、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如今，面对着他们的拳拳之心和丰功伟绩，我们感叹！赞叹！怀念！更要继承！

《民盟历史文献》在整个创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厚爱。我们要特别感谢为此丛书孜孜不倦地考证、核实、梳理、完善的各位专家、学者，是他们的认真严谨，才使此丛书能够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貌；更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与民盟中央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和重视，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不可能完成如此厚重的出版工作任务；还要感谢各省、市、地区的民盟组织，为搜集、挖掘、抢救民盟的历史文献资料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感谢每一本书的作者，是他们的辛勤笔耕和一点一滴的忠实记录，才集成了民盟历史的全貌；感谢为此丛书付出辛劳的编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

谨以此丛书献给所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献给为共和国诞生抛洒了智慧和热血的先贤们；献给那一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峥嵘岁月。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