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养活多少人口? 美国能养活多少口人? 印度能养活多少人口? 在不损害人类和整个世界未来的前提下,我们这个星球,能够养活多少人口?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几乎都因这个问题而起。屡获殊荣的传奇记者艾伦·韦斯曼,继“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实验”——《没有我们的世界》畅销全球之后,以8年时间在21个国家旅行,与各国生态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交谈,完成《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再次引爆话题。 “地球即将超载,倒计时已开启! 我们能够为此做出哪些现实而人道的努力? 2014《洛杉矶时报》图书奖 人口学会全球最佳媒体奖
艾伦·韦斯曼编著的《《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田野调查式的作品,探究了地球彻底瘫痪之前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这一复杂的命题。拿下多项图书大奖:2014《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人口学会全球最佳媒体奖及2014年鹦鹉螺图书奖金奖,入围美好人生图书奖。
每隔4.5天,地球上就要增加100多万人口,而地球的体积却恒定不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因此堪忧。艾伦·韦斯曼潜心研究数年,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与各国科学家、政治家、宗教学家交流,探讨世界人口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数量上限,以及如何面对一个拥有“我们”的世界。
他细致描述了人类日积月累的现实行为对未来所产生的萌芽式的正面影响,揭示出最迅速又实际可行的使地球和当下生活回归平衡的方法。这部作品已经在世界引爆话题,引发学者和普通读者探讨和反省: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用怎样的方式生存才不会让地球的承受力走到极限。
第一章 被四大问题困扰的土地
1.人口之战
那是一个星期五,也就是犹太安息日的前一天,1月的耶路撒冷寒意正浓。冬日的太阳渐渐西沉,圣殿山上,圆顶清真寺鎏金的拱顶被夕阳染成了橙红色。东面橄榄山上的宣礼员刚刚结束了对穆斯林下午祈祷的召唤,金色的圆顶笼罩在污浊的粉色光晕中,那层光晕由尘土和汽车尾气交织而成。
此刻,圣殿山这一犹太教圣地中的圣地,成为这座古老城市之中最安静的地方之一。那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几位身穿大衣的学者,夹着几本书匆匆走过寒意袭人、柏树成荫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所罗门王。的圣殿原址,殿内安放着刻有“摩西十诫”石板的约柜。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入侵,摧毁了圣殿,将犹太人俘虏。半个世纪之后,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令他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公元前19年左右,希律王将圣殿修葺一新,并在周围修筑了围墙,进行加固(被称为第二圣殿),但九十年后又被罗马人毁之殆尽。尽管在此前后,犹太人被逐出圣地的事情时有发生,但罗马人对第二圣殿的损毁,却被视为犹太人背井离乡,流落到欧洲、北非和中东的大流散时期的心酸象征。
今天,在耶路撒冷旧城第二圣殿的遗迹中,还保留了一段18米高的护墙,这就是著名的西墙(又称哭墙),这是前往以色列朝圣的犹太人的必经之地。不过,由于担心人们不慎踏人至圣所。,犹太教甚至颁布了正式的禁令,禁止犹太人登上圣殿山。虽然法令不时被人打破,也总有“例外”被安排,这也正好解释了现在圣殿山由穆斯林管理,也被他们视之为圣地的原因。据说正是从这里,先知穆罕默德骑着背生双翼的骏马,一夜之间登上了第七重天,又返回。在伊斯兰教中,圣殴山的神圣地位,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穆罕默德的出生地和埋葬地。以色列和伊斯兰教一项罕见的协议规定,穆斯林可以在这个神圣之地做礼拜,他们把这里称作“崇高圣所”(al一Haramal—Sharif)。
不过,现在来这里的穆斯林没有以前多了。在2000年9月之前,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结队而来,聚集在石凳环绕的喷泉前,排队用喷泉的水净化洗礼,然后从圆顶清真寺穿过广场,进入红毯铺就、大理石筑成的阿克萨清真寺。尤其是在周五中午时,很多穆斯林赶来聆听伊玛目每周一次对时事和《古兰经》的讲解。
据哈里·陶法吉(Khalil Toufakji)回忆,那时候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阿拉法特的生物炸弹”。不过这不是一个笑话。陶法吉是巴勒斯坦人,如今是耶路撒冷阿拉伯研究学会的人口统计学家。据他回忆:“我们当时在清真寺、学校和家里受到的教育是,要生很多很多的孩子,原因很多。在美国或者欧洲,如果你碰到麻烦,可以叫警察来处理。但是在一个没有法律保护的地方,你所能依靠的,只有你的家庭。”
他捋了捋自己整洁的灰白胡子,叹了一口气。他的父亲就是一名警察。“在这里,你需要一个大家庭才能感到安全。”他补充说。在加沙,情况更为糟糕。加沙的一位哈马斯领导人,娶了4个妻子,生了14个孩子。“我们的心态回到了游牧时期。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大的部落,那么每个人都会怕你。”
需要大家庭还有一个原因,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绝非玩笑。陶法吉也认同这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经常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好的武器,就是巴勒斯坦女人的子宫。
以前斋月的时候,约有50万穆斯林朝圣者涌向阿克萨清真寺“崇高圣所”的白石广场。陶法吉和他的13个兄弟姐妹也加入其列。但那是2000年9月之前的场景了,当时以色列前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在1000名以色列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参观了圣殿山。那时,沙龙是以色列总理的候选人之一。他曾经放任了一场灾难的发生:1982年黎巴嫩内战期间,10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遭到基督教长枪党的大屠杀,而沙龙却令当时驻守在现场附近的以色列军队袖手旁观。沙龙到访圣殿山,是为了宣称以色列对其拥有历史上的主权。抗议者投掷石头,以色列部队报之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而当巴勒斯坦人向西墙下朝圣的犹太人投掷圣殿山上的石头时,橡皮子弹变成了实弹。P1-3
追问世上最重要的问题
很多读者可能都还记得我的上一本书:《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Without Us)。在那本书里我们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想象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假想从理论上将我们所有人从地球上抹去,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尽管我们给地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然而,大自然拥有强大的自我疗愈和恢复能力。一旦地球摆脱了人类加诸它的压力,它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开始复原和更新。最终,会有新的植物、动物、真菌及其他物种,填满地球上的那些空间。
我希望读者在为一个焕然一新的、健康的地球图景所吸引之余,也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怎样才能将人类加入这幅图景——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和谐共处,而非斗得你死我活?
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拥有一个“有我们”共享的世界?
欢迎大家来到另一个思想实验,主题正如上面所说。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想象:这本书里的情景都是真实的。我在书中提到很多人,有当地居民也有见多识广的专家,但除了他们,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都身处其中。我发现,实际上,对于那我走遍世界去追问的四个问题,每个人都需要给出答案。我之前提到的专家们也把这四问称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很可能,”一位专家说道,“它们根本不可能有答案。”
做出这番评论的,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他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最神圣的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当时我们正在吃午饭。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专家。记者很少在任何一个领域构建深度:我们的工作,是去寻找这样一些人,他们将全部事业甚至人生都投入到我们所调查的领域,然后向他们抛出那些最为常识性的问题,好让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能够理解。
如果说这些问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专家们认为有无可能作答也无甚关系了:因为我们一定会找到答案;或者一直问下去,直到找到答案为止。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访了20多个国家。现在,当你阅读本书追随我的旅程和询问之时,你也要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了。
如果最后你认为我们找到了答案——那么,我很确定你也会知道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韦伦·韦斯曼
如果人类继续按照现在的轨迹发展下去,那么到了2100年,世界人口将突破100亿。在这一数量级上,任何轻微的变动都会波及几十亿人口。
设想一下,从理论上来说——虽然有悖人伦——如果全世界都实行一胎政策,那么到了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下降至约16亿,这相当于1900年的水平。
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人都停止生育,那么只需要百年左右,世界人口就会归零。这听上去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确会如此,所以只要每家养一个孩子,在几代之后,人口就会以几何级速度下降至一定水平。
这样就会使世界人口减少四分之三,给其他物种让出数十亿亩的空间,这会使其生态系统——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恢复生机。但是要求每家只要一胎,光是想一想,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希望别人对如此私密的事指手画脚。
话虽如此,但今天很多人选择计划生育,也是出于个人利益。2008年。在美国出生率最高的犹他州进行巡回演讲时,我对台下的观众——当时在场的多是摩门教信徒(Mormon)——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像早期的以色列一样,摩门教信奉一夫多妻制,因为只有繁衍更多的后代才能使部族快速壮大。但是在19世纪末,受迫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命令,摩门教放弃了这一制度。但他们还要保持后代的数量,很快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了使生育率保持较高水平,一夫一妻制下,妇女在生产后需要很快再度受孕,这使得很多摩门教的妇女死于分娩。
以家庭为核心的摩门教,失去母亲不仅是个人的不幸,还会危及整个族群。所幸的是,摩门教徒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20世纪初,新一代摩门教徒的后代中涌现出了一批医生,他们意识到产后需要给妇女足够的时间来调养身体,才能避免悲剧上演。
“在我看来,既然你们已经为保护母亲做出过努力,那么你们一定最能够理解如何保护大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另外,作为后期圣徒的信奉者,你们可能比我们这些被上千年的礼拜仪式束缚的人更有优势——或者说是更有灵活性——毕竟你们已经建立起了现代的基督教堂。而灵活性对应对我们目前面对的环境危机至关重要。”
在随后的讨论中,大多数与会者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考虑要做些什么。有人抱怨说从北部的奥格登到南部的普罗沃要经历160公里的交通拥堵,也有人说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到在高山上连滑雪场都看不清了。更别提沙漠化,部分科罗拉多河流域都已经干涸,这威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就没有这么多棘手的问题了。”一位来自盐湖城的女士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反对她。
我在想:在其他地区和文化中有没有哪些历史经验或教训能让人们接受这个想法:即为了获得人与自然的平衡,而在未来的两三代中,限制生育——譬如说,平均每家只要两个孩子? 随后我走访了很多地方企图去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另一个普世的问题:我们真的有远见,或者是愿意,为了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的子孙后代而做出决定吗?
曾经,人们为了修建一座教堂,明知道在250年内无法完成,还是会继续。其中最后的两座,一座是尚未完成的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它于1892年动工;另一座是巴塞罗那的圣家堂,1882年由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Antoni Gaudi)开始设计并建造的,预计将于2026年竣工。如果说当今社会不会为后代考虑,那这两座教堂则是例外。不过,遗憾的是,为了子孙而保护环境,为了后人能亲近考拉而做出努力,这样的事情确实步履维艰,因为我们的眼前利益总是更加重要。
所以问题应该是:在21世纪缩减人口是否能够让我们马上获益——就像各国在20世纪共同签署条约,保护日渐稀薄的臭氧层一样?
在伦敦利物浦车站的一家咖啡厅里,我向21岁的阿什玛·阿卜杜·拉赫曼(Asma Abdur Rahman)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是说,只要一个孩子能让我获益?”
“一个或两个。”如果每家要两个孩子,虽然达到最优人口数量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但却可以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实际。甚至埃尔利希也向他的女儿以及朋友格蕾琴保证“两个就行”。
拉赫曼抿了口茶,金红相间的头巾下露出凝重的神情。她来自孟加拉移民家庭,出生在英国,有3个兄弟姐妹,而她的父亲有6个兄弟姐妹,母亲则有8个。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她,现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环境政治学硕士学位。她最近刚在班级里做了一次演讲,阐述人口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如果不能改变人口和消费相互制约的格局,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一小撮富人可以肆意挥霍大多数资源。”
同时还有一个风险:即人丁减少的家庭可能因变得更富裕而增加消费。据她所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还没有人针对过度消费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我也不能。所以还是要回到减少资源消耗的问题上。
她说,作为受过教育的第二代英国穆斯林,她不会像她的爷爷奶奶那样要很多孩子。同样,在孟加拉的堂兄弟也倾向于小一点的家庭。孟加拉可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所以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在孟加拉的小学和初中,女孩子的数量已多于男孩子。总生育率,即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也从1971年脱离巴基斯坦时的6.9个下降到了2.25个。维也纳人口统计研究所(VID)公布的数据表明,如果每个国家都加强了对女孩教育的投入,到2050年,同不加强投入时相比,世界人口将会减少10亿。
……
“人口结构转型不是命运。”洛克菲勒大学人口数学家约珥·科恩(JoelCohen)在2012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次聚会上说:“通过现在的努力,我们完全可以影响子孙后代所处的世界。”这同人口专家马尔科姆.波茨博士的观点一致。波茨认为,只要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下降0.5%,就会在2l世纪末将人口缩减至60亿——而如果增加0.5%,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160亿。
这一天不是不会到来。我们可能会先在多重生态边界面前崩溃,再也回不了头。或者,我们用更快的速度减少人口,全球范围内,每个家庭都只生一个或两个,直到我们把自己从尚未意识到的正在不断接近的悬崖边拉回来。也许这种意识现在才出现。
漫步艾尔斯湖,我注意到很多湖畔的大房子都在出售。那些曾是磨场主和谷物大亨的家。在过去的10年,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运行良好的神圣标准,现在却被证明是连环信和庞氏骗局的幻象。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幻想的涟漪正在震荡着欧盟乃至全球银行系统的基石。
假设你拥有一家企业,即便你雇佣的经济学顾问都没看出来次贷危机即将爆发,就算他们都沉迷于让公司无限扩张,认为这才能让企业做大做强——并且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一信条——你也早已知道,如果想让你的公司变得健康,他们会告诉你的办法是:“你需要瘦下来,必须得减掉脂肪。”
所以,当你的雇员在下周来上班的时候,有25%的人发现解聘条在等着他们。尽管非常残酷,但是你的企业现在被缩减到一个健康的规模上。除非,你运行的是一家人性化的公司,不希望把1,4的雇员当作多余的鹿一样宰杀,你才会使用一个温和的方式:消磨。每年,会有一些员工退休,或离开,或去世,你不再招募新人顶替他们的位置。这会促使留下来的人学习更多技术,更高效地完成任务,同时令公司逐步恢复到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规模上。
除非你真的很幸运地拥有一家企业,否则这就是个幻想。但其中却映射出一个现实:就像一家臃肿的企业终将人不敷出一样,它的食堂无法养活所有成员,也无法让那么多的人劳有所得:地球无法维持我们现在的人口,不管是用哪种方式,人口一定要降下来。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起了2011年的一次不和谐的电台采访。那是和迈阿密大学地质学系主任哈罗德·万利斯(Harold Wanless)博士的交流。
“21世纪末,”万利斯警告说,“佛罗里达州南部将不适宜居住,迈阿密一戴德县将被淹没。孟买也将被遗弃——还有它的1500万人。大西洋城也一样。随着海平面上升1.2—1.5米,绝大多数的沿海三角洲地区都将消失。”
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这并不是疯子的臆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2007年的报告称,2100年海平面的上升幅度不超过0.6米,现在这个问题引发担忧正在被重新考虑。这是因为两极冰川的融化速度比预期更快,其下暴露的深色海水吸收了更多热量,还有大量的甲烷气体解冻溢出。我发现唯一对万利斯博士的极端预测表示不服的,就只有一名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博主。万利斯做出预测还不到1年,不仅是大西洋城,就连纽约的海岸也遭到了澎湃海水的吞噬。敢于挑战他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星球上健康长寿。但是,我们要么控制自己,用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量,繁衍更少的人类新成员来接替我们的位置;要么等自然开出解聘条。看国家地理频道中优胜劣汰的生存之道,也许你会觉得很有趣,但当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可一点儿也不美。
我徘徊在艾尔斯湖旁,直到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离去,留下傍晚散步的人们。暮色渐浓,木星出现在天鹅绒似的空中,湖畔的小路上满是一对对情侣,年老的,年少的,他们手牵手,折射出了我出生的这座城市广阔而丰富的光谱。从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尼亚人开始,它像一个灿烂的旋涡,不断卷进后来者,就像我们今天业已全球化的物种一样:拉丁美洲人、高加索人、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都加入进来,延续古老的同胞友爱故事,做那些自然而然该做的事情。
为了能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只需要为人类同胞留出空间,而他们也将沿此前行。如此简单,也如此合理,未来和远方,仍旧会如此美丽。
急迫、专业、伤怀却充满希望。无论何地,他总能在一千英里内找到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并用故事讲述他曾做过的事。请读读看这本书。你会一边流泪,一边欢呼。 ——路易斯·厄德里奇,《圆屋》的作者 《倒计时》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稿,出自公正的调查记者之手,他采访了21个国家的各个领域的很多科学家和专家。他的文字并没有传递世界末日言论,而是发出了警告,同时提出了来自各个国家的从业者在控制人口方面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华尔街日报》 生动地描述,强大的说明材料,再加上拆弹专家般的稳固精准性,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绝伦的阅读享受……韦斯曼的主要工作,是用强有力且直接的全球调研,描述了教育、妇女平等与控制生育是如何抑制贫穷、干旱、饥饿和环境破坏的。通过严密和发人深省的论述,《倒计时》将会使众多媒体纷纷发声并引发广泛的讨论。 ——《书目杂志》(重点书评) 韦斯曼对国家已遭遇的人口崩溃做出了令人心痛的描述。一份现实、生动、详细的调查报告将这最大的困难摆在我们人类面前。 ——《科克斯评论》(重点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