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郑和下西洋举世震惊
从元朝开始，我国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前列。当时的记载：“尝观富人之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建鼓番休整如官府令。□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0 99这些“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海舶，都能够载重一二千料。指南针成为海舶必备之物．当时有关海上航行的文献中常有“行丁未针”“行坤申针”等记载，根据指南针在罗盘上的位置以定方向。我国水手还能够熟练掌握海上季节风的规律帮助航行。及至明代，我国的航海技术已非常发达，在此基础上，为了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明成祖朱棣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
郑和远航的目的虽不只为了海外贸易，但七次航海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勃雷在其著作《海外华人》序言中指出：“皇帝的旗帜飘扬在南洋各处，从菲律宾到印度，从爪哇到阿拉伯甚至非洲的摩加迪沙，中国的商业获得巨大的发展。”郑和的商船满载绫绢、纱罗、彩帛，以及瓷器、药材、铁器等物品，在海外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贸易活动，深受海外沿途各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瀛涯胜览》记述道：“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
郑和下西洋对我国的贸易影响非常大。当时主要有三种贸易形式的存在，首先是朝贡贸易，船队的重要使命之一，即大力推行朝贡贸易。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运载着大量用于赏赐的钱财和礼物，如丝绸、瓷器之类，数额动辄数十万。船队每到一地，首先“开读赏赐”，慷慨相赠，然后再用贱卖贵买的方式，让对方获利。这种厚往薄来的“赉赐贸易”大受海外各国的欢迎。海外各国纷纷“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当时的朝贡贸易景象极盛，贡品包括金银器皿、犀角、象牙、各色香料、药材、布匹、宝石、珍禽等各类。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出现了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明朝朝贡的盛况。除了朝贡物品，这些国家还有带有大量的附进物品的交易，这些物品交易明朝对此采取的是“关给钞锭，酬其价值”的原则。郑和出使所携货物中，除赠送的礼品和低价售给外国国王的物资外，还有一部分是用于与海外进行交换的货物。另外，有时还在国外直接用钱购买货品。购买的货物中，除珍奇宝玩外，比重最大的还是香料、药品等可投放国内市场，供给社会各阶层日用的物资，这是通过真正的官方贸易而来的。当时贸易的最大宗海外货物是胡椒，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指出：“中国对于胡椒的大量需要导致了爪哇和苏门答腊胡椒种植的增长，这样必然会刺激经济的发展。”自郑和远航之后，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常物。郑和船队是当时亚非地区胡椒的最大收购者。据估计，15—16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达5万包，或250万斤。除胡椒以外，香料也是贸易中的重要部分，郑和船队所到达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东非诸国在历史上均是香料产地，如印尼马鲁古群岛，即称香料群岛，索马里素以香料之角著称，西亚、红海、波斯湾一带则是古代闻名于世的盛产香料之地，有的地区更是某一种香料的特产地。史载：“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若暹罗(泰国)产苏木、地闷产檀香，其余香货各国皆有之。”郑和远航扩大了香料朝贡贸易的品种，增加了海外香料流入国内的数量，促进了明代用香的普及。除郑和船队的朝贡和官方贸易外，私人贸易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闽粤沿海商人不顾严格的海禁，仍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地经商。1567年海禁开放后，经商的人更多。到暹罗经商的华人人数非常之多，并逐渐形成一股当地不可忽视的势力。不仅是东南亚地区，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还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海外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移民海外的热潮也开始兴起，对南洋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都曾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此大规模的经贸往来，“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均获巨大利益。仅明朝时期，中国就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较高的年份达到白银100万两，这个数量与当时东南亚对外贸易的总额相差无几。郑和七次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将明代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推进了海外贸易的空前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史上，郑和下西洋占有重要的地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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