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思想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文化最高研究水平”、“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目标要求,由中外学者共同编纂而成,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丈化面貌。
前田哲男先生的《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是其中一本,它通过研究日军无差别轰炸的行动决策、实施过程、作战特点、灾难后果等问题,揭示了日军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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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日)前田哲男 |
出版社 | 重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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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思想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文化最高研究水平”、“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目标要求,由中外学者共同编纂而成,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丈化面貌。 前田哲男先生的《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是其中一本,它通过研究日军无差别轰炸的行动决策、实施过程、作战特点、灾难后果等问题,揭示了日军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 内容推荐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系“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由“走向轰炸重庆的道路”、“无差别轰炸的开始”、“百一号作战——井上成美的又一副面孔”、“走向珍珠港的道路”、“空袭下的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和“从重庆到广岛”六部分组成。前田哲男先生大范围地搜集中日双方档案、地方史志、报刊时论等原始资料,明确指出了重庆大轰炸作为无差别轰炸典型的个案意义。 目录 总序 前言 致中国读者 序 时代背景与主要人物 第一章 走向轰炸重庆的道路(1931—1937年) 抗日首都的诞生 战略轰炸的诞生 石原莞尔的锦州轰炸 越过大洋轰炸南京 大武汉保卫战 建设武汉W基地 重庆轰炸 第二章 无差别轰炸的开始(1939年) 五月的新首都 中型轰炸机的改进 “5·3”轰炸 记录轰炸的人们 斯诺的预告 雾季的庇护 第三章 百一号作战(1940年)——井上成美的又一副面孔 无差别轰炸的策划 日本海军航空队 “百一号作战”的开始 “帕内”号事件的噩梦 美国的警告 “重庆定期”轰炸 零式战斗机出阵 日美开战的预兆 第四章 走向珍珠港的道路(1941年) 日苏中立条约的废除 防空洞大惨案 地下的惨状 郭沫若的愤怒 突袭蒋的黄山官邸 恶化的日美关系 第五章 空袭下的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 “蒋介石之都” 空袭下的白色恐怖 三种身份的男人 皖南事变的背后 五彩缤纷的抗日救国文学 郭沫若的《屈原》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第六章 从重庆到广岛 留在世界战争史上的新形式 日美开战与重庆 英德“报复轰炸”的往来 丘吉尔的轰炸理论 轰炸毁坏德国城市 B29从中国出动空袭日本 美国燃烧弹的集中轰炸 向广岛投下原子弹 尾声 参考资料 文献目录 采访调查人员表 译者的话 试读章节 石原莞尔的锦州轰炸 格尔尼卡轰炸后的10N,1937年7月7日,以北京郊外卢沟桥的枪声为标志,日本展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为的是确保东北权益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即向黄河、长江一线扩展。此时的日本已经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以及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并肩站在一起。随后,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日本向着帝国的“生活圈”冲击,同时也踏上了与世界为敌、决定性走向毁灭的道路。从这时开始,围绕着“支那事变”的性质和解决方案,日、美之间的分歧和裂痕也逐渐加大,并且发展到不可修复的地步,最后终于爆发了“大东亚战争”。 日本军部处理中国问题的模式,首先是独断专行展开军事作战,制造“没有退路的态势”,迫使政府和军部中央追认既成事实,只得出台“方针”、“纲要”之类,这样翻来覆去,政府已不能控制和掌握军部中央在外的军队。另一方面,在外地的军队功名心膨胀,经常独断专行排斥不扩大方针,每当利用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术获得小胜后,政府在外交方面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军部的独走加深了国际的孤立,新的突进行动又造成恶性循环,结果外交关系已不复存在,同中国的关系成了军事作战的同义语。 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没有后退余”的态势的呢?在考虑这一问题时首先应该想到利用航空兵力的作战方法,这该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正是这样,刚刚诞生的航空部队在驻外军队的独断专行和速战速决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初期,中国方面只是在形式上有一些航空兵力,但日本陆海军充分利用了空中优势,使用了意大利对付埃塞俄比亚的同样方法,在地理范围和战争强度方面轻易地超越了政府制定的框架,把战线扩大。之后,以“战政略攻击”为名对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也是其中的重要战术之一。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沈阳附近袭击东北军,揭开了截至1945年败战的15年战争。在称做“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中,关东军很早就出动了航空部队对锦州进行城市轰炸,这成为扩大战火的一役。所以,如果追索日本军事史上战略轰炸的起源的话,不能忽略“满洲事变”之后的锦州轰炸。轰炸锦州不仅是日本军队首次轰炸城市的行动,在国际上也是因日本飞机的行动引起抨击的最初事例。 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一手策划了夺取满洲的计划,这也是驻外地军队独断专行、行使谋略之始。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自己动手爆破了南满铁路,然后以此为口实攻击附近的中国军队兵营,同时司令部从旅顺迁到奉天,驱逐反日姿态鲜明的“少帅”张学良率领的东北边防军。后来,张学良拘禁了蒋介石,迫其同共产党合作,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事变当时,张学良在北京养病,得知关东军利用闪电战术占据奉天和长春后,下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迁至锦州,将麾下部队集结在锦州作为反攻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东军地面部队鞭长莫及,石原中佐决定以关东军独立飞行第10中队为主力,实施长距离的锦州轰炸,在冲击张学良军队的同时,以强有力的既成事实触动中央政府和军部中央,彻底粉碎“软弱外交”和不扩大事态的训令。10月8日下午,6架八八式侦察机以及从中国虏获的5架包特式25型轻型轰炸机组成编队,石原乘客机同行,观察空中轰炸的效果。中国方面没有一架飞机,只能承受来自空中的袭击。 八八式侦察机连照明设备以及炸弹悬挂装置都没有准备好,每架飞机在发信管上用涤带各捆绑4枚25公斤炸弹吊在机外,到达上空时目测目标然后松开涤带把炸弹投下。这一天,计向锦州投掷了75枚炸弹,相当于1.8吨TNT炸药。如果从战略轰炸的规模看,不过是临阵磨枪式的动作。然而,这次行动使中国方面产生了恐慌,而且对抗了东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制造了“没有退路的态势”,实现了他们希望的政略目的。因此可以说,关东军用涤带投放的75枚25公斤炸弹,丝毫不差地命中了目标。 10月8日中午,飞行队从奉天机场起飞,下午1时40分到达锦州上空,从1300米高度向张学良军政权力所在地的交通大学,以及第二十八师兵营(东部)投下了炸弹。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设在锦州市西北部的交通大学,据机上观察交通大学中弹10发,兵营中弹22发(战史丛书:《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 因为没有瞄准设备,日本方面推测有一半以上的炸弹脱离目标,但在锦州车站附近也丢下了炸弹,发生了死伤,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体验的城市空袭。据中国方面发表的死伤数字,因日军炸弹和机枪扫射,计有1名俄国教授、1名士兵、14名市民死亡,20余人负伤。另据翌年进入东北的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许多炸弹落在市区,甚至命中了医院和大学,日本方面所称对轰炸区域有限制的说法值得怀疑,而且轰炸兵营和政府所在地也不能视为正当,调查团指责日本方面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东京审判时石原的证言 随航空队行动的石原从空中目睹了轰炸锦州的全部情景。石原一手策划了“满洲事变”,也是日本第一次实施城市轰炸的策划者,还是亲自从空中嘹望轰炸情景之人。日本战败后,石原在向远东军事法庭提交的供述书中称,日本对锦州的轰炸属于“误炸”,“关于对锦州的轰炸,是为了侦察占据锦州的东北军的情况,出动了6架八八式战斗机、5架虏获的包特式飞机到该地附近侦察,因为遭到射击,不过向军政官厅的东北大学和28师兵营以及张作相私宅投掷了75枚炸弹,炸弹如同7厘米山炮的炮弹大小,因为没有投弹装置都是用手投掷的,也许有些炸弹散落在他处,但比起德国空军对伦敦的轰炸、这次大战中美国B29对日本城市的轰炸以及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简盲不能称为问题”。 …… P25-27 序言 前田哲男先生的《战略轰炸の思想》(现翻译为《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一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增补版中译本纳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我作为该书的一名读者,感到十分欣喜。为有助于中文读者了解这一专著,特就其写作与出版背景以及我所理解的全书主题思想等相关学术问题,试作如下介绍。 一、前田著作的写作与中译本出版背景 前田哲男是著名自由撰稿人、军事评论家,现为东京国际大学教授。著有《自卫队的历史》、《战争与和平》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前田对于无差别轰炸的研究及其《战略轰炸の思想》一书的写作,可以说是毕其一生之积累,并由多方面因素促成。 前田出生在北九州市,该市有八幡制铁所等重型军工企业,曾被美国列为第二次原子弹轰炸的目标。那一年前田7岁,美军B29飞机飞临家乡上空,却因云层浓厚不辨目标,遂改飞长崎投下原子弹。前田在信中告诉笔者:如果不是那一天由于气候因素幸免于难,“大概就不能写出此书了。所以,自幼年开始,我便与战略轰炸有不解之缘”。 前田从学校毕业后,到长崎担任记者工作,从而深切了解到人类史上所少见的、由原爆所造成的普通平民的大量伤亡,以及原爆患者长年的痛苦生活。可贵的是,前田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自身的受害立场,而是凭借自幼的感知与实际的考察,进而追踪日军在中国及其他地方的犯罪事实,思索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长崎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前田采访过佐世保的美军重要军事基地,观察到用以大规模轰炸越南的美军航母、核潜艇在日本的自由出入。这些都促成了前田坚持人类的良知与公正,反对战争,反对无差别轰炸与核兵器思想的形成。 前田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参议员、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以及中日二十一世纪友好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张香山先生的支持,于1986年6月首次访问重庆、成都以及武汉等受害地,时间长达5周,并于翌年5月再度到重庆采访。通过这两次实地采访,前田同受害者及见证人谈话、收集文献与实物证据,并同当地研究者交流研究成果,写出了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无差别轰炸研究报道。 这些报道文章分作50回,连载于1987年朝日新闻社社刊《朝日杂志》(周刊),1988年由该社集结出版单行本。其后作者多次访问重庆,寻找新资料并经过反复的补充修改,于1997年2月由东京社会思想社作为“现代教养文库”丛书之一,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增补版。2004年12月26日前田先生写信,授权笔者联络出版的,即为该版本中译本。 前田的研究以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结合世界范围的无差别轰炸发生、发展历史,深刻揭露侵华日军大轰炸的决策内幕与实施过程,及其给重庆以及其他城市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不仅介绍了中国国民政府在重庆的政治、军事抗战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情况,也详细记述并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以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抗日活动。 前田著作出版之后,在日本社会与学术各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著名的东京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濑敬一郎律师,直接推动了前田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一濑律师早年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曾担任三里冢芝山连合空港反对同盟辩护团、国铁千叶动力车劳动组合顾问辩护团、自民党本部放火事件辩护团等重大的社会政治裁判案件的主要辩护人。在忙碌繁杂的诉讼业务之外,还著有《成田治安法、现在的宪法危机》等多部论著及论文多篇。 一濑律师是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的日本朋友。十多年前,浙江义乌地区细菌战受害者组织了以王选为代表的赴日诉讼团,一濑律师毅然担任了诉讼团日方律师团事务局长。1998年2月16日王选诉讼案第一次开庭的前夜,笔者赶到一濑律师在东京的事务所采访。其后,笔者留在事务所整理记录、阅读资料,至凌晨困极,便拉上椅子上睡了一会儿,而一濑敬一郎律师和夫人一濑三和女士则通宵未眠,整理研究各类资料。清晨,三和女士冲出咖啡让大家喝了,一濑律师则拎着大包的诉讼材料出门,我们一道进了东京地方法庭。 十多年来,一濑本着法律的正义良知,坚决支持湖南常德人民的细菌战受害诉讼,直接推动了重庆的无差别受害诉讼筹备工作。为更有效地同顽固的日本司法当局进行诉讼斗争,他联络多位日本律师,数十次走访中国的浙江、重庆、湖南的常德等地区,反复向细菌战与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调查取证。 2004年夏天,一濑律师给笔者来电话,建议在中国出版前田著作增补版的中译本,我非常赞同并愿意支持这一工作。我相信,前田增补版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的无差别轰炸受难者的对日索赔诉讼,同时将推进中国抗战史、中日关系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学术研究。 为促成这一著作的尽快出版,一濑律师和笔者曾商量了几种翻译方式。最后是黑龙江省社科院著名的中日关系研究员王希亮慨然承担了翻译工作,保障了一流的翻译质量。 二、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决策及其罪行概述 前田著作提出的战略轰炸,即无差别轰炸,目前学界尚无统一定义。简而言之,它是违背国际法规、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目标,以破坏、损毁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的反人道的罪行。 前田著作是有关20世纪的战略轰炸即无差别轰炸课题的前沿性成果,结合历史角度的考察,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可以看得更为清楚。自20世纪初期飞行器出现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即已开始了使用飞机轰炸城市的实战应用。随着航空技术的提高,无差别轰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重问题。 而最早的有关无差别轰炸的理论及其实施,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所提出和发动,特别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扩张主义理论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 石原莞尔在20年代开始提出“最终战争论”,他主张使用可以进行环球……而,其真实情况却是很少有人知晓,原因何在呢? 1.在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南京、广东、汉口、长沙、柳州、桂林等地屠杀和平居民的暴行被起诉,然而重庆轰炸却被明显地排除在审判之外,这是为了掩盖美国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并使其正当化,因此,重庆轰炸未被指控为日本的战争犯罪。同样,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也没有追究纳粹空军对英国伦敦的空袭,因为法庭方面担心有人会提出对柏林、德累斯顿的非人道轰炸的反驳。这样就蒙住日本人正视事实、予以反省的双眼,成为对重庆大轰炸无知的原因之一。 2.始由格尔尼卡和重庆的大轰炸,后来演变到东京轰炸,发展到极限是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重庆轰炸以后的被害情况,尤其是原子弹的投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日本人拒绝接受从重庆到广岛、长崎的连续性,认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是空前绝后的。长崎市长本岛等就曾说过,“被侵略的亚洲人民听说原子弹之事后都说有神相助,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们高兴,这是日本的悲哀”(载《朝日新闻》1995年5月11日)。日本遭受原子弹攻击是个事实,但日本人的认识仅局限在这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人的意识中,对于“走向广岛的道路”,即日本军在中国的残暴行径并没有考虑,欠缺加害意识,这也是对重庆轰炸一无所知的另一原因。 综上,由于加害和被害关系有意和无意地割裂,重庆的悲剧长时期被掩盖在历史的沉雾之中,但城市轰炸的延长线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几度重演。 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即2001年的“9·11”事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发源于与重庆轰炸相同的思想,也就是说,强者的一方利用无差别轰炸的武器,突然变异成“国际恐怖的武器”,并伴随着“恐怖运动与核武器结合’’的危险,呈现在世人的面前。面对如此深刻和危机的问题,我深信,记忆30年代在重庆发生的大轰炸的历史,通过缜密的研究告之全世界,不仅涉及到中日关系,而且对于世界的未来和平都是十分必要的。 经历过广岛原子弹被害的诗人栗原贞子(1913--2005)曾写下这样的诗: 广岛,在那个时刻, 啊,广岛, 能平心静气地回答我吗, 广岛和珍珠港, 广岛和南京大屠杀, 啊,广岛。 血与火的回报。 提起广岛, 啊,广岛。 正因为. 回报并非平心静气, 我们, 那双玷污的手, 难道不该揩洗干净?! 我觉得,在这首诗中还应该把重庆的名字和南京并列在一起。 谨以此书献给在重庆大轰炸中牺牲的中国人。 前田哲男 2005年1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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