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骨烧成乌盆,用“推理”唤醒死人!
完美密室再现990年前惊天大案!
“不是的,小姑娘,你听我说——”呼延云轻轻地说,“真正能够让一个在乌盆中苦苦挣扎的人,获得解脱和新生的,不是杀戮,而是推理。”卖点分析:
呼延云近年来出过包括《黄帝的咒语》在内的三本推理小说,销量在两万左右。
本书的故事与众不同,结合中国民间传说的大案《乌盆记》,讲述一个略带神秘色彩的悬疑案件。破有点西式手法,有点像《达芬奇密码》和《地狱》。
本书作者已经有一定的固定粉丝,在推理圈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呼延云”是个系列小说,有一定的可造性。
呼延云创作的《乌盆记》发生的990年后,同样在渔阳县,发生了一起密室杀人奇案,而警方直到在刑侦工作陷入绝境时,才猛然发现,这起奇案,几乎就是把阴森可怖的“乌盆记”事件,重新上演了一遍……
马海伟,早年间当过警察,后来辞职到北京转行干媒体,偶然间帮助前同事——北京市刑侦二处林凤冲副处长——监视一个贩毒团伙。在行动过程中他不慎将主犯芊芊当成无辜的女孩放走,愧疚之下留在毒贩使用过的第二窝点继续监视,结果半夜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已经解禁的剧目《乌盆记》,更可怕的是他居然真的在自己的床下发现一个带有暗红色痕迹的乌盆……
第二日,缉毒警们撤退的过程中居然遭到毒贩芊芊埋伏狙击,幸好有精英干警楚天瑛前来支援才化险为夷。而事后根据楚天瑛的爱慕者,同时也是四大推理机构之一“名茗馆”馆主凝姑娘分析,芊芊的目的不在夺命而在截物,她的目标很可能也是这个可疑的乌盆。
《乌盆记》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推算,现在已经过去了近990年。然而至今说起,依然令闻者毛骨悚然。
历史上对这一恐怖事件进行最初记载的,是元代一位不具名的戏剧家撰写的剧本《叮叮当当盆儿鬼》,单从名字上看,就让人感到一种邪恶入骨的童趣。经过后来历代戏剧家的改造和加工,这出戏的名字变成了《乌盆记》,也叫《奇冤报》或《定远县》。故事的情节虽无大改动,但是个别人物的名字和以往大不相同。
故事恐怖到何等地步?
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曾请英国使团听谭鑫培演唱京剧《乌盆记》。席间,慈禧问英国公使是否听得懂,公使回答说:“戏词没听明白,但从演员悲惋的唱腔中,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哭泣。”
民国时期,戏园子里上演《乌盆记》,曾经不止一次地吓死过人,有些戏园子门前贴出的海报干脆就警告“胆小者莫入”。邵飘萍主编的《京报》上曾经有评论说“此等阴森恐怖戏剧,实为旧文化之糟粕”,然而却挡不住戏迷们的趋之若鹜。时人评议,各大戏园子都以叫卖声、喝彩声攀比,高者胜之,“倘有一隅,人满为患,却鸦雀无声,只闻一凄凄惨惨之幽咽,必为《乌盆记》无疑……”
1950年7月,以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对12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其中就包括《乌盆记》。而《乌盆记》遭禁的原因是——
“舞台形象过于恐怖,宣传了迷信思想”。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6月,整整30年过去了,在文化部下发《关于制止上演“禁戏”的通知》中,重申禁演《乌盆记》这出“鬼戏”……
由于本书所记述的奇案与《乌盆记》关系甚大,所以要把《乌盆记》的故事先进行一番讲述,其中夹杂有对相关史料的考据,因事件过于奇特之故,必不至令读者眼倦。
事件发生的时间,应当是在公元1026年,这是因为包拯审理此案是在任定远县令期间。据定远县志记载,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包拯受龙图阁直学士刘筠的举荐担任定远县令,任期一年。而据《乌盆记》涉案人的陈述,受害人刘世昌的遇害是在“前三年”,由此不难推理出案发的确切时间。
时为夏季。
南阳人士刘世昌长年以贩卖绸缎为生,这一天他结清了账目,带着银子和仆人刘升一起往家赶,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
那时的中国,与现在大不同。
读者可以想象一下,那时人口稀少,城镇的数量比现在少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其间并没有任何公路,也没有一辆汽车,连电线杆子都不见半根。所谓旅途,就是在无垠的荒野中或独身、或结伴沿着车辙或兽迹慢慢前行,整个世界的色彩十分单调,野草是已经荒芜的黄色,树林是正在荒芜的绿色,以及周遭正在一点点黯淡的黑色。四野一片沉寂,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别无他响,偶尔传来一声昏鸦的哀啼,也如肢解了天空一般,听得人肝胆俱裂。
客栈是极罕见的,偶有几个房屋的造型,走近了一看,不是废弃的茅舍,就是破败的小庙,甚或露出白骨的孤坟……
刘世昌主仆正在踌躇今晚该到哪里落脚,突然天上下起了雨。
雨极大,转瞬之间,势成瓢泼,将天地之间连成苍茫茫的一片。刘世昌主仆虽然都带了油伞,却毫无作用,浑身上下被淋了个透。
“前面是什么地方?”刘世昌扯着嗓子问。
刘升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睁大眼睛看了看,认得此处是从前经过的地方,答道:“大东洼。”
“归哪里所管呢?”
“定远县。”
定远县地处安徽省东部,北宋年间为淮南路濠州所辖,而大东洼三个字,一听便知是有雨则涝、无雨则旱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刘世昌主仆正在发愁该到哪里避雨,竟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窑场,窑场前有几间简陋的草房,影影绰绰的似乎有灯火的光芒。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拍了拍门板,半天无人回应。刘升脾气急躁,一边拍一边喊“有人吗”。片刻的工夫,门打开了,钻出一个獐头鼠目的瘦子来,阴沉沉地问他们什么事情。刘世昌说明主仆二人“行至此间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此借宿一宿,感恩匪浅”,瘦子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点点头将他们让进了屋子。
屋子矮小而阴暗,分成里外两间。外间靠墙顶着破烂不堪的桌椅,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灯火摇曳不定,地上摆着一只细木条编成的瓦桶,墙角放着一摞青色的瓦盆;里间与外间以一布帘相隔,从布帘下摆的缝隙望去,似乎有一女人的影子,想来是主人的内眷,自是不便打扰。
刘世昌向瘦子道谢,问他的名讳,瘦子自称赵大,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盆儿窑。
刘升把肩上的包袱卸下,揉着酸痛的肩膀,赵大上去帮他接过包袱。《乌盆记》中所记载的一段简短对话,令人不寒而栗。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