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布朗所著的《科学圣徒(J·D·贝尔纳传上下)》为《辞海译丛》中的一本。《辞海译丛》兼收并蓄国外名家名著，力求打开科学人文的情怀，走进开放的思想世界。

传主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20世纪英国既颇负盛名、又饱受争议的科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贝氏一生经历丰富，多姿多彩——早在剑桥读书期间，就以博学多才而被誉为“sage”；致力于把物理学、化学方法引入生物学领域，是X射线结晶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先驱；研究兴趣广泛，经他指导，很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他本人却始终与诺奖无缘；二战期间，作为科学顾问，亲身参与诺曼底登陆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投身和平运动，并长期从事科学政治学研究。

J．D．贝尔纳(1901一1971)，是著名的X射线晶体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又是科学学的奠基人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堪称20世纪最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博学多才，年轻时被剑桥的同伴们呢称为“圣徒”。贝尔纳集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情圣”于一身，安德鲁·布朗所著的《科学圣徒(J·D·贝尔纳传上下)》展现了他的传奇人生，其中所披露的传主在“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战上的贡献，以及访问苏联、中国的经历等细节，尤属珍闻。

中文版序

致谢

第1章 前路漫漫

第2章 剑桥本科生

第3章 特立独行的晶体学家

第4章 科学幻想

第5章 新的王国

第6章 苏维埃的朝圣者

第7章 鹰翼下的阴影

第8章 善待科学家

第9章 战争中的科学家

第10章 轰炸战略

第11章 联合作战

第12章 “霸王”行动

第13章 战争的教训

第14章 重建

第15章 中心法则

第16章 任何代价的和平？

第17章 生命的物质基础

第18章 生命的起源与历史

第19章 马克思主义使者

第20章 和平经纪

第21章 有序与无序

第22章 斗争的年代

尾声

注释与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

机构名及其他专名译名对照

译后记

前路漫漫

白星舰队中最新最豪华的客轮“凯尔特”号从昆斯顿港口静悄悄地出发了。时值11月末，夕阳从大西洋海平面滑落，客轮乘着灰色的浪花，绕过了金赛尔小镇。南爱尔兰的海岸线已经变为一条淡淡的黑线，一个一直盯着它的小男孩急忙转向他的母亲问道：“妈妈，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吗？”母亲用法语回答道：“不，德斯蒙德，他们必须先去美洲，他们现在不会回去。”“妈妈，就是为您都不行吗？”

与大部分乘客不同，伊丽莎白·贝尔纳并不是坐船去美洲开始新的生活。她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拥有土地的英国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的新教家庭，幼年就被带往美国生活，后来在伊利诺伊州诺克斯维尔的一个小镇上遇到了一名男子，并嫁了给他，但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其后她与当地的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来自新英格兰家庭的威廉·扬·米勒交上了朋友，并且结成婚姻，育有六个儿女，其中伊丽莎白(贝西)生于1869年。1883年，米勒从牧师一职退休后，带着全家向西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新城。贝西和她的妹妹利蒂希亚被送往位于新奥尔良的博韦夫人女子学院，去接受当时在荒僻的美国西部无法得到的高等教育。姐妹两个都是优等生，贝西在语言方面尤其出众。更加幸运的是，加利福尼亚铁路巨头、美国参议员利兰·斯坦福在距圣何塞仅仅一小段路的地方开办了他的大学。1891年学校开始招生，并且接受女学生。贝西于次年入学。她并没有拿到学位，而是与妹妹利蒂希亚游遍了欧洲大陆，重点游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中心，也造访了德国和法国。在索邦大学的学习强化了贝西的法语，但她仍无法摆脱带有鼻音的新奥尔良口音。

几年后，她与哥哥约翰·约翰斯顿·米勒重到法国。约翰是圣何塞的一名内科医生，也是城里的卫生官员，负责控制城市的传染疾病。他来到欧洲进行关于医院和公共卫生服务的研究，有个讲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意大利语及德语又天资聪颖的妹妹同行，着实能帮上他不少忙。在回加利福尼亚之前，约翰与他妹妹坐火车或骑车游历了6个月。1898年夏天来临时，贝西仍然留在比利时。在那里，她遇到了爱尔兰农夫塞缪尔·贝尔纳，两人坠人爱河。

漫长的海上旅行给了贝西充足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新状况。她离开加利福尼亚已有6年，6年里，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嫁给了塞缪尔并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德斯蒙德已经两岁半了。她把11个月大的小儿子凯文留在家里由他父亲照料。贝西自己的父亲在她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就在她与丈夫塞缪尔搬到位于布鲁克沃森的农舍那天，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不过即使没有这个悲痛消息的打击，贝西似乎也无法对乔迁新居欣喜若狂。因为她在温暖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奥尔良长大，又在阳光普照的法国和意大利慵懒地住过几个月，所以爱尔兰蒂珀雷里郡寒冷又潮湿的气候让她十分沮丧。她的新婚丈夫对他们共同的生活激动不已，充满希冀。但是他没时间读书，也不懂艺术和建筑。塞缪尔十分健谈，不过他并不热衷于同妻子聊天。没有人与贝西分享她对知识的热情，农场生活的现实又时不时伤害着她感性的心灵。

塞缪尔·贝尔纳有着宽阔的肩膀，蓄着一脸浓黑的胡须。他长贝西5岁，来自利默里克。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拍卖商。19世纪70年代，当塞缪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土豆连年歉收。虽然没有出现像30年前一样的饥荒，但大批佃户因此被驱逐，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土地战争。1881年，10多岁的塞缪尔或许看到了大批的骑兵，手持军刀，在利默里克大街上镇压暴乱。尽管农业年景暗淡，塞缪尔仍旧前往都柏林的皇家艾伯特农业学院求学。1884年毕业后，他与父亲起了争执，日益显现出自己超前的思想。塞缪尔乘船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一住就是14年。他在一家绵羊农场做工，直到父亲去世后才返回爱尔兰。随后，塞缪尔与姐姐生活在一起。塞缪尔的姐姐里格斯·米勒夫人，在利默里克东北25英里(约40公里)处的蒂珀雷里郡小镇内纳赫附近拥有一块土地。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使塞缪尔完全具备了管理姐姐土地的能力。

米勒夫人酷爱旅行。她说服弟弟塞缪尔陪她去时兴的比利时夏季度假胜地布兰肯堡游玩。漫步在海边，塞缪尔被一位身材高挑、身着最新流行的连体泳衣的年轻女子吸引住了。突然间，女子消失在了海浪中，塞缪尔想也没想就纵身跳进海里去救她。沉到沙滩底部没多久，贝西·米勒就感到自己置身于一双有力的手臂之中。在这一次突然又亲密的邂逅之后，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一个月后，他们订婚，并于1900年1月举行了婚礼。在此之前，贝西皈依了天主教。

P1-3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于1901年出生在爱尔兰郊野的一个农场。自小就表现出了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他的父母决定送他到英格兰的学校，这样他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方面的。当科学成为他的既定道路时，他还深深地着迷于世界史、文学和视觉艺术等——如此广阔而深邃的兴趣使得他被剑桥大学的伙伴们冠以“圣徒”的昵称。就像许多一战后的学生一样，他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

他选择的研究领域——X射线晶体学，那时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但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天分颇高的年轻观察者：他们有男有女，活跃在英格兰及至欧陆和北美。当贝尔纳开始他的研究历程时，X射线晶体学还具有某些工匠的技艺特征，而不是一门成熟的自然科学学科，它需要个人的技巧，如促进晶体生长、操作极不稳定的X射线管，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识别经过数小时从晶体靶发射得到的点阵图形。贝尔纳精通这些图形的解释，但是即使拥有他这样数学天赋和三维空间想象力的头脑，这也常是件令人沮丧的工作。当大部分人还在研究简单无机物晶体时，贝尔纳做出了神奇的预测，此项技术将最终揭示诸如蛋白质这样复杂生物分子的结构。1934年，他与他的博士生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一种胃蛋白酶原始结构的文章，从而开启了蛋白质组学这门新学科。

除了他作为实验科学家的成就和原创性工作外，贝尔纳显示出对不同国家科学如何组织与实践的超出年龄的特殊兴趣。1928年暑假，当他还是一位年轻讲师的时候，他在欧洲游历并得到了诸如实验室如何工作的知识，特别是在德国。他有机会参观了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他的博学令人称奇，甚至博物馆馆长猜想他来自大英博物馆。十年以后，他写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这是从全球视角来阐述社会经济需求致使科学发展的原创研究。当时没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但是贝尔纳记录了日本侵华战争对教育系统造成的巨大伤害。他将现代中国科学教育溯源于美国教会学校，并且一直迷惑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了西方。这就是他的伟大朋友李约瑟在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要展开说的问题。

贝尔纳于1954年受中国科学院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他在中国六周，饶有兴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并有几次机会与周恩来总理会面。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报告，经常每天四五个小时，演讲的科学主题也非常广泛。阿兰·马凯教授——贝尔纳许多出色博士生中的一位——告诉我，就在这次访问期间，贝尔纳曾被要求提供一个适合中国大学博士生选题的清单。显然他能够拿出数十个好主意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否被采纳，或者这些对正在快速成长的年轻一代的中国科学家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也许这将是一个当今中国科学史家有兴趣的主题。

在众多他访问的国家中，贝尔纳热爱中国和她的人民。他的儿子，马丁·贝尔纳(1937—2013)，曾在中国学习，并且将他自己大部分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中国史研究。

安德鲁·布朗

2014年

1997年，我入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孙淑云教授主讲《科学技术史》课程，主要参考书即有贝尔纳所著《历史上的科学》，我深为吸引，尤其惊叹其将科学的社会因素、科学建制与科学组织等引入科学史的著作中；后来再读《科学的社会功能》，方知贝氏学问博大精深，吾辈难望其项背。2001年机缘巧合，我兼任《科学学研究》期刊编辑，遂与科学学结下不解之缘，对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更是钦佩有加。

2006年，我获梅隆基金资助至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半年，于闲逛中偶然瞥见三一学院对面书店中畅销书架上赫然摆有一本安德鲁·布朗的《科学圣徒——贝尔纳传》(J．D．Bernal；The Sage of Science)，如获至宝，倾囊购之，日夜研读，叹为观止。稍晚，我专程赴伦敦拜访贝尔纳的衣钵弟子阿兰·马凯先生，席间他欲赠我此书，我竟以“吾购之矣”婉拒；当得知我做冶金史研究，他又拿出一本印度乌兹钢研究的书欲赠我，不料又因“吾已得作者亲赠此书”再拒；无奈之下，他将我引入书房，指着满屋书架上的书言“请君任择一册”，让我寻着一本电信技术史著作才作罢。与之交谈中，对贝尔纳的认识又鲜活了许多，并萌生了希望把此书介绍给国内读者的想法。

回国后，我将此书推荐给曾经合作翻译牛津版《技术史》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的潘涛先生。当得知他正与外方接洽版权时，叹英雄所见略同。2008年底，与潘先生再次谈起此书，他希望我来担当翻译。“琐事缠身，难以坚持”之托辞已不能奏效，取而代之的是心中那份责任感，其实还有一丝别样情愫。

贝尔纳年轻时即因其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和广博的视野被剑桥的伙伴们称为“圣徒”。虽然他的弟子得诺贝尔奖者甚众，与之合作过的十几位科学家也多有得过诺贝尔奖者，唯他两手空空，甚至有人将“爱好太广而不能深入研究”称为“贝尔纳现象”。其实把个人科学成就与某奖看得太重，恐怕会失去科学本应造福人类的梦想。贝尔纳在二战时期参与多项军事工程技术研究，包括诺曼底登陆的科学调查，这些丰功伟绩足以令他骄傲一生。他倡导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已为中国读者所知，他丰富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更值得夸耀。他曾任国际和平理事会主席，成为游走于唐宁街、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少数人物之一，也与红色中国有着诸多交往。试想世上有几人能够与丘吉尔、斯大林、尼赫鲁、毛泽东、蒙巴顿以及毕加索同时交往，自身还是一位科学家？鲍林有言，“贝尔纳无愧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界追溯历史，有默顿学派和贝尔纳学派之说，两者渊源相异，所归不同。贝尔纳头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光环，对科学自身的洞察自有其独到之处，提出科学政策思想亦是从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科学家自身角度出发，更易受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认同。其与波兰尼的科学的计划与自由之争，与其说是学术观点的交锋，不如说是政治信仰不同。同时代的李约瑟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而同样作为英国左派科学家代表人物的贝尔纳却被冷落，表面上可归因于贝尔纳亲苏的行为，实则是贝尔纳理想主义的科学家情操被政客戏耍的经典案例。贝氏之科学学思想，吾心有戚戚焉。

2009年初，合同签订，即着手翻译工作。适逢硕士研究生李欣欣选题，就以“贝尔纳科学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题，前提是先翻译部分传记，再查找一手档案资料。2010年春，北京科技大学开设“科技与社会专题”选修课，我担任主讲教师，重点讨论过贝尔纳式科学与社会，并请选课的2009级8位研究生分担了本书第9-16章的翻译工作。2011年，初稿基本完成，翻译分工如下：第1-8章，李欣欣；第9章，刘海峰；第10章，冯训婉；第11章，张明；第12章，魏然；第13章，刁美玲；第14章，吴世磊；第15章，王启立；第16章，贺超海；第17-22章、引言及尾声，潜伟。此书翻译难度颇大，由于涉及的专业太多，其中晶体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术语对无专业背景的译者有一定难度，交往的人物众多，有关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的背景知识了解不易，虽历经艰难但翻译初稿仍略显不足，当然我作为统稿者难辞其咎。成书延迟了数年终于付梓，我应该感谢这群可爱的同学们。

上海辞书出版社吴慧女士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编辑校对沟通畅通。2012年开始，校稿人员包括赵奕、施逢杰、潜彬思等，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其中艰辛自难言语。衷心感谢出版社与这个编校团队，使得今天大家能够看到这部凝聚众多人心血的传记中译本。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应该谢谢作者安德鲁·布朗先生给中译本写序，还要感谢阿兰·马凯先生，以及独具慧眼的潘涛先生，还有科学学界的张碧晖、蒋国华、刘则渊、曾国屏等诸位先生，谨向他们表示谢意。感谢所有关心此书出版的人。

潜伟

2014年9月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