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德语的教材为著名的《安妮日记》。老师要求大家背诵日记片段，并告知安妮真正的秘密就在背诵的文字中。女孩们开始挑战背诵，在日本式的单纯努力下，一次又一次克服内心的恐惧……

赤染晶子在《少女的告密》这部作品里，描写了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女大学生如何脱离那个假象的世界，艰难重返现实世界的故事。

《少女的告密》是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自我觉醒的物语，讲述的是发生在一所外国语大学里的故事——学校里流传着一位德国教授和一位女学生的负面传言，女孩们纷纷为这个传言骚动不已。赤染晶子在这部作品里，描写了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女大学生如何脱离那个假象的世界，艰难重返现实世界的故事。在颇为轻巧的结构里注入沉重的主题，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非同寻常。

正文

女孩们聚精会神地低着头，静谧的教室里不时响起四下翻书的声音。日本教授停住书写板书的手，猛地回头张望了一眼，教室顿时鸦雀无声。女孩们抬起头来，从容不迫地回报以微微一笑。大概听错了吧……教授又转身朝向黑板。女孩们又开始翻书。

这里是京都某外国语大学。学生中女孩占压倒性多数。外国语大学的女孩和女子大学的女孩不一样，她们从不在课堂上偷偷化个妆玩个手机什么的，没有那闲工夫，她们都忙着预习其他课程。外国语大学里语言学的课非常多。就语言学的课程而言，预习是命门所在。女孩们通常都在翻词典，查找生词的意思。

“女孩们——！”巴赫曼教授冷不防插了一句。巴赫曼教授是德语演讲研习课的老师，现在在教“德国现状”。也就德语系，每个月都来这么一回不明就里的突发事件。美佳子叹了口气，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了。

日本教授怒了：“又是你！”

“趁热打铁。”这句是巴赫曼教授最喜欢的日语之一。他一向行事唐突，完全没有预约或者计划这一类概念，所以老是乱闯别人的课堂。巴赫曼教授狡黠地一笑，他总是管学生叫“女孩”，班上也全都是女学生。眼下用的教材是《Het Achterhuis》，也就是《安妮日记》。这本书在女孩们中间人气极旺。

巴赫曼教授问女孩们：“女孩们，《安妮日记》里最重要的日子是哪一天？”

美佳子最先举起手来。她从小就是《安妮日记》的忠实粉丝。日记里的每个细节都熟稔在心。

“1944年4月15日。”

那是安妮和彼得接吻的日子。彼得是和安妮一起藏身在密室里的少年，比安妮大三岁。安妮自己也说了，“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日子”。

“错。”巴赫曼教授说。他对安妮·弗兰克别有想法，绝不允许有把安妮浪漫化的言论。他认为日本的女孩们尤其对安妮·弗兰克抱有强烈的少女幻想。巴赫曼教授总是对女孩们说：“女孩们，请好好回忆下安妮·弗兰克！”女孩们一片茫然，什么也回忆不出来。那可都是她们出生之前的事了。就连美佳子也一头雾水。

“女孩们，背背演讲比赛背诵部分的规定文本！”

“这是我的课啊！”日本教授终于发火了。

巴赫曼教授不以为意，在黑板上写下了“1944年4月9日，星期天晚上”以及书的页码，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一月份有演讲比赛，比赛分为背诵部分和辩论部分。美佳子她们这些二年级生是参加背诵部分的成员。巴赫曼教授说明天研习课之前要把这部分背下来。女孩们无语了，这也太急了，现在才十一月份。

“女孩们，请呕心沥血一下。”巴赫曼教授十分钟爱日本式的努力和根性，最喜欢的日语词就是“呕心沥血”，认为这是日本最炽烈的情怀，平时总是对女孩们发自肺腑地说：“就是这样！”

巴赫曼教授递了个眼色走掉了。女孩们个个瞠目结舌。只有美佳子的好朋友贵代回敬了一个眼色。贵代类似这种反射神经特别发达。

“这老头真蠢。”贵代立刻不动声色地骂道。

日本教授狠狠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么认为。”

贵代是德国归日人士的子女，美佳子不知道她是因为深受欧美文化的浸淫才这么自由奔放，还是天性就如此没有礼貌。贵代总是站在美佳子一边，美佳子只好勉为其难地跟着她加入了演讲研习组。

演讲研习组的女孩放眼全外国语大学也算得上女孩中的精锐部队。这里和语言学的能力无关，囊括了二年级生到四年级生里对于说话这件事颇有自信的女孩。女孩是种嘴上功夫了得的生物。要不是贵代，或许美佳子还去不了这个研习组。美佳子比谁都热爱安妮，从这种情感上来说，美佳子其人就是个少女式的存在。

美佳子一回到家就火速翻开了《安妮日记》。教材里用的德语版上原样缀着荷兰语的原标题。最初看到这个标题时，还觉得《Het Achterhuis》这词像一个不可思议的咒语。美佳子背起来。

在1944年4月9日星期天晚上的这篇日记里，安妮写道：“我们今天晚上痛切地记取，我们是身戴镣铐的犹太人，被铐在一个处所。”这是《Het Achterhuis》里最为危急的一天。这一天，警察走到了藏身地的密门背后。一旦被发现，安妮他们就会被捕。安妮痛切地了解到了自己是“犹太人”这件事。从此安妮开始自称“犹太人”，与此同时这个自己也把安妮本人逼进了死胡同。

美佳子不明白，为什么巴赫曼教授说这一天是最为重要的一天呢。安妮不是安然无恙吗？不是死里逃生了吗？

“有一天，这可怕的战争将会结束。那时候，我们将是人，而不只是犹太人！

谁把这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谁使我们和其他人类不一样的？谁令我们这样受苦受难的？”

美佳子琢磨着巴赫曼教授的话，好好想下安妮·弗兰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美佳子能想到的是少女时代读书读到废寝忘食的那个安妮。安妮写的这些关于犹太人的文字还真没怎么留下印象。

“是上帝让我们这样，也是上帝让我们得到救赎。我们受遍苦难，但是，在这一切苦难之后如果还有犹太人存留下来，这些犹太人将会从‘永劫不复的人’成为人们的范例。”

美佳子背得很苦，怎么都背不下来。感觉安妮的这些话就像第一次看到似的。

P1-5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姚东敏

赤染晶子，1974年出生，日本小说家，出生于京都府舞鹤市(其他场合多介绍为京都府宇治市，在《少女的告密》一书的作家简介中写作京都府舞鹤市)。本名是濑野晶子，笔名来自于赤染卫门①。大学就读于京都外国语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后来在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专攻德国文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②，肄业。2004年，赤染晶子凭借《初子》一文初登文坛，一举拿下第99回文学界新人奖，2010年，以本书《少女的告密》荣获第143回芥川奖。

《少女的告密》讲述的是发生在一所外国语大学里的故事。学校里围绕一位德国教授和一位女学生流传着一些负面传言。女孩们纷纷为这个传言骚动不已，而主人公美佳子则为了演讲比赛的题目——《安妮日记》的德语版内容背诵而绞尽脑汁。美佳子从少女时期就熟读《安妮日记》，这次却读出了一些之前不曾发觉的内容——安妮发自内心的呼喊。不久，流言真相大白，却似乎已经没了意义。可以说，这是一场悲剧少女安妮·弗兰克和现代女大学生之间奇妙的邂逅。

《少女的告密》是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自我觉醒的物语。

赤染晶子在这部作品里，描写了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女大学生如何脱离那个假象的世界，艰难重返现实世界的故事。

醉心于虚拟世界、浪漫世界里的女大学生们就算看本文学类书籍，读法也和一般人不同。在京都外国语大学就读的女大学生们读了《安妮日记》，把安妮想象成一位玫瑰般的可爱少女，并且为这支可爱又美丽的玫瑰花成为蛮横暴力的牺牲品枯萎消亡而悲伤不已。然而，女大学生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并不是真正的安妮，而是一个幻象。

为了打破这一状况，巴赫曼教授登场了。他为了让学生们了解真实的世界，走出幻象，特意选择了《安妮日记》作为德语课的背诵篇目。

巴赫曼教授本人也是犹太人，在悼念被纳粹杀掉的安妮的同时，他对安妮的态度也怀有一些疑问。在教授看来，犹太人是个不幸的人种，他们不论成为哪个国家的国民，除了具有了该国国籍，还总是不可避免地被贴上犹太人这一标签。尽管如此，犹太人并未哀叹自己生为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被大家歧视，是神赋予自身的特别的任务，必须肩负着使命感坚强地活下去。安妮最初就是以教授所期望的这种状态活着的，但后来她渐渐感受到了身为犹太人的痛苦，立志脱离犹太人这一身份，并且考虑在战争结束后去除犹太人的标签，成为完美无瑕的荷兰人。

在巴赫曼教授看来，这样的安妮是个失败者。他之所以选择《安妮日记》作为背诵篇目，就是为了让他的日本女学生们了解这一点。在赤染晶子看来，女学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她们为了彼此交换八卦话题，连去卫生间都要成群结队。卫生间是她们的圣地，并通过相携前往圣地而结成各个小集团。

教授为了把参加研习的女学生们从这种繁杂的人际关系中解救出来，把她们分成了“紫罗兰组”和“黑玫瑰组”两个组别。教授逐个询问学生是喜欢“草莓大福饼”还是“威士忌”，前者归人“紫罗兰组”，后者归人“黑玫瑰组”。过集体生活的年轻女性中间总是自然而然地诞生几个小集团，每个小集团都会出现一位能够支配整个团体的小领导。不可避免的，每个组别都产生了一位“女王”，女王丽子学姐和百合子学姐被其他成员恭敬地冠上“学姐”的称呼。

从巴赫曼教授那里领到长篇文章背诵这一难题的学生们团结在女王周围，倍加努力地准备着。很多学生在背诵中途都会遇到阻滞，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背诵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就会出现失忆的状态，本应记住的句子怎么都想不起来。尽管都知道一旦渡过这个难关，下面都会进行得很顺畅，但不管练多少次，到了同一地方还是戛然而止，无法继续。

作品主人公美佳子在小组女王丽子学姐的指导下练习演讲。丽子学姐提示美佳子，她总是忘词的地方正是对她而言最重要的词汇，那将成为她一生的宝贵财富。《少女的告密》是部具有哲学性的小说，由比喻和象征层层构筑而成，在此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桥段，是想暗示什么呢？

安妮藏身的密室被人告密，被捕入狱，继而丧命，美佳子也被同学告密，被大家怀疑她和巴赫曼教授有染。作者好像尤其重视告密的问题，在作品的最后部分对此进行了说明，但她的思考可能过于深入，读者未必能够明白作者想说什么。

人之所以害怕被告密，是因为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也就是说，希望隐藏不愿为人所知的实情。因此，人只有被他人告了密，才会显现出自己的本来的姿态。安妮希望成为完美无瑕的荷兰人，成为一个自我之外的他者。她宁愿通过揭发自己，来守住自己是犹太人这一实情。《安妮日记》的读者也没必要为安妮是否被告密而手里捏着一把汗地推进阅读，应该期待的是安妮昂首挺胸地承认“我是犹太人”这件事。或许，这才是赤染晶子想表达给读者的吧。

这并不是一部很容易读懂的作品，虽然最终得到了芥川奖获奖作的褒奖，但评委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

有个别评委表示无法认同该作品。比如，村上龙说：“我并不推荐这部作品。除了题材本身较为幼稚之外，在作为故事内核的‘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让人感觉不大舒服。”“我认为虽然人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人性恶，但可悲的是任何人都会成为告密者这一事实，理应更加缜密并有所控制地来写。”此外，宫本辉评论道：“我是把它当做一部巧妙地戏剧化了的小说来读的，但对于把变形化了的女大学生们和德国教授之间展开的闹剧与安妮·弗兰克这一实际存在的十四岁少女身上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手法，我无法苟同。”“小说里得出了一个结论，告发死在集中营里的十四岁的安妮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我对于这一设想正当与否具有强烈的抵抗意识，无法赞同把奖授予该作品。”应该说，这些意见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也相当具有说服力，相信一些读者也会有相同的感触。

还有另一位评委石原慎太郎的评价则稍显极端。他说：“在当今日本，安妮那种少女可悲的经历还具有多大程度的绝对性，我并不清楚，但这部作品诠释出来的东西不是很有技巧性。究竟有谁读了这样的作品能有所感动，觉得反映了自己的人生呢？这部作品里毫无现实性可言。”“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表现了日本现代文学衰败的一部作品而已。”石原本人是以描写经济高速增长期一群混蛋学生行为的《太阳的季节》一书登上文坛的，并且一直以这部处女作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自居，但实际上一直以来，《太阳的季节》都备受争议，很多人认为，石原在此把“没有现实性”和这部作品扯在一起，是一种自我炒作的行为，他能成为芥川奖的评委，也是出版社哗众取宠的营销政策而已。

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评委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获奖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从文体上来说，作品中高低起伏的情节次第展开，行文以短句连接，节奏明快。阅读者的谜团随之步步深入，直至最后谜团解开，全文收官。在颇为轻巧的结构里注入颇为沉重的主题，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非同寻常。单就书名来讲，把“少女”这一轻快非现实的词汇和“告密”这一沉重的词汇放在一起，也巧妙地概括了全书内容，不落俗套的构思和故事的展开方式都值得肯定。虽说作者的写作意图未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这种架构的尝试中可以说充满了独立率真的力量。有人认为，针对安妮的告密和女大学生之间流言蜚语的恐怖程度天差地别，诚然如是，但是作者精心构建了很多将二者串起来的微妙细节，令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在众多最能表现身边人物的物品中，选择了玩偶娃娃和秒表，她没有硬是贴上社会人的标签，描写出了真实的人性。

评委池泽夏树说：“我感到非常欣喜，一位具备相当能力的智慧的作家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