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曹余章编著的《上下五千年》用故事化形式来讲述历史,有它的局限性。通过故事,读者只能了解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人物活动的片断;有的故事,可能只反映事件的现象。至于它的经济、政治的背景(特别是经济背景)以及它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不大可能用故事形式来详细论述。因此,《上下五千年》可以作为一种学习历史的辅助读物,不能代替历史教科书。写历史读物,不能不涉及一些观点问题,在这方面,仍旧保持林先生的做法,即作者尽量不发议论,少作分析;有些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批判。当然,在材料的取舍上,语气的褒贬上,作者实际上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在运用原史籍材料的时候,作者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选择、剪裁。但是不用现代的观点去修改史料。故事中人物的活动、语言,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历史原样写的。第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能轻易地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不能一说好人,就什么都好;一提坏人,就坏到底。《上下五千年》里的每则历史故事,只反映事件或人物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不能凭它来对某一事件或者人物作全面的评价。
林汉达、曹余章编著的《上下五千年》以其通俗易读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通过262个故事,全面、准确地叙述了中华民族在上古至鸦片战争前五千年间所发生的一些列重大与著名事件,对广大读者了解我国灿烂、悠久的历史,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258 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钱,私自召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这时候,庄廷铣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铣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被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七十多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因为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就管它叫“文字狱”。
康熙帝做了六十一年皇帝,老死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稹即位,这就是清世宗,又叫雍正帝。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
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
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
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由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P1154-1157
由已故知名作者林汉达、曹余章撰写的名著《上下五千年》一书,如今以新的面貌问世了。这是应作者家人的要求,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上下五千年》问世20余年,以其精心的编排、独特的畅笔、精彩的描述,深得数百万读者的喜爱,如今该书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二十余年中,这部书伴随了代代青少年的成长,滋润着他们求知若渴的心灵,使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潜移默化地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的魅力;可以说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是从这部书开始的,并永久载入他们记忆的史册,成为他们终生的财富。该书作为当代中国通俗历史文化的经典,已成为并将长久地成为青少年的必读之物,因此,它又是家长送给孩子们的珍贵礼物。
在《上下五千年》新版之际,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改变了读物的开本和字号;重新配置了精彩的图画;设计了让人乐见的新版式,使该书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充满了活力。
新版《上下五千年》,分精、平装两种:平装分上、中、下三册,精装为一册。我们衷心希望新版《上下五千年》与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结下良缘。
《上下五千年》自1979年初版问世以后,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这部书原来是为少年儿童写的,后来知道在读者中,不仅有大量青年学生、职工,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1984年六月在香港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我亲自接触到许多香港青年竞买这部书、热情要求签名的情景。我还知道有一些老人,买了《上下五千年》寄给他们侨居国外的子女,为的是让下一代多了解一些祖国、民族的历史,身居异国,不忘根本。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男敢、智慧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不少民族英雄、起义领袖,都以他们的业绩和成就,为民族的历史画卷增添了光彩。重温五千年历史,的确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我想,我们的读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深厚感情,喜爱这部书的。当然,学习历史,不仅仅是怀恋过去,重要的是创造未来,发扬我们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志气。
把历史知识故事化,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故事。宁肯使故事性弱一点,也不虚构情节,敷衍成文。这是编写这部书遵循的一条原则。当然,在忠于史实和照顾历史系统性的前提下,采用什么史料,从什么角度去反映历史人物的活动;取什么,舍什么,哪些详,哪些略,作者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例如写明代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没有写这场斗争前期的所谓“争国本”、“三案”一类宫闱琐事和官僚集团之间的无谓纷争,而直接采用了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和张溥《五人墓碑记》的材料。这未必能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或本质,但我认为这两则故事是很感人的。如果说作者在选择材料上有什么倾向的话,那就是着重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一种为正义事业的献身精神,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但历史又是一面镜子,这似乎是古往今来都承认的道理。在这部书所收集的故事中,读者不难找到一些有借鉴作用的东西;在一些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至今仍有一定教育意义。但正如我在《前言》中说过,我们不能凭一则故事对历史人物作全面的反映。对一些优秀历史人物,主要写他们积极的一面(对这一面,只根据史料叙述,不作虚美描写,也不把人物拔高),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消极的一面。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或错误。例如古代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和坚持改革的政治家,他们爱国的正义活动,几乎都羼杂着封建的忠君思想。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苛求古人,也不能离开历史条件盲目崇拜古人。
尽管我读过一些史籍,对历史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但毕竟缺乏系统的研究。在这部书的整理和编著过程中,我花了较多时问查阅史料,但由于手头资料不足以及时间上的原因,不免有疏漏的地方。初版问世以后,许多读者除对本书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外,有的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为本书的修订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借这次修订版出版的机会,我谨向热情支持这部书的编辑、专家和读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曹余章
1984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