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瑞士作家。他一生创作颇丰，涉及戏剧、犯罪小说及中短篇小说、广播剧、散文等。其主要成就在于戏剧，代表作有《贵妇还乡》(1956)、《罗慕洛斯大帝》(1949)、《天使来到巴比伦》(1952)、《物理学家》(1962)、《流星》(1966)等。

《抛锚》从迪伦马特富有艺术特色、极具审美价值的中短篇小说中精选了七篇，内容包括《狗》、《隧道》、《坠亡》、《史密斯》等。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善于采用悬疑、荒诞的手法讽刺、批判社会现实。《抛锚》从迪伦马特富有艺术特色、极具审美价值的中短篇小说中精选了七篇，既包括享誉世界的《隧道》《狗》《抛锚》等名作，也有首度翻译成中文的杰作《坠亡》《阿布·夏尼法和阿南·本·大卫》《女预言家之死》等。

狗

隧道

抛锚

坠亡

阿布·夏尼法和阿南·本·大卫

史密斯

女预言家之死

附录

译后记

狗

就在我到达城里的头几天，在市政厅前的小广场上，我发现一些人在围观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该男子在大声地朗诵着《圣经》里的章节。他随身带着的那条狗，躺在他的脚旁，我是后来才发现它的。这条如此硕大而且令人恐惧的狗没有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它全身都是深黑色的，光滑的皮毛上渗出了汗水，两只眼睛呈硫磺色。当它张开嘴巴时，我惊恐地发现它的牙齿也是硫磺色。我无法把它的模样与别的动物相比。我再也忍受不了大狗的这副模样，于是，把目光重新转向那位布道者。他身材矮壮，穿着破碎的衣衫；不过，从破衣衫的裂缝里露出的皮肤显得很洁净，身上的破长袍也十分整洁；手里拿着的《圣经》看上去非常珍贵，封皮上的烫金和宝石熠熠生辉。这位男子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发音极为清晰，所以讲话也明白易懂。我还注意到，他从不使用比喻来讲解(怪经》，他的讲解心平气和，而且也不偏激。如果说他的讲道不能使人信服，那么这只能归咎于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脚边的那条狗，它用发黄的眼睛打量着听众。因而，在布道者和他的狗之间起先有一种奇特的感应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吸引着我，诱引着我去探寻这个人。他每天在市内的多个广场上以及小巷里布道，可是要追寻他的踪影并不容易，尽管他从早到晚都在从事布道这件事。城市的布局可算是简单明了，但这座城市仍然令人眼花缭乱。他肯定是在不同的时间离开他的住所，行动也从来没有一个计划，因为从他的露面来看没有一个规律可循。有时候，他会在一个广场上不停地讲一整天。有时候，他一刻钟就更换一个场地。他总是由他的狗陪伴着：他走街串巷时，它走在他身旁；他开始布道时，这条黑色而硕大的狗就笨重地躺倒在地上。他的听众从来不多，大都是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不过，我注意到他并未有受挫的感觉，他也没有从广场离去，而是继续讲下去。我经常看见他静静地站在一条小巷的中间，用响亮的声音祈祷着，而离他不远的人们却若无其事地从另一条宽一点的巷子经过。由于我未能找到一种跟踪他的有效办法，所以我也只能听凭巧合了。我试图找到他的住所，可是无人能告诉我详细的情况。于是，我就整天跟踪他。然而，一连跟踪了好几天，他总是在傍晚时分从我眼前消失，因为我竭力躲着他，不让他识破我的意图。最后，我终于在一个夜晚看到他走进一条小巷的一所房子。据我所知，只有城内最富有的人才居住在这条小巷，这也使我十分惊讶。从那时起，我就改变我的行动计划。我放弃这种隐蔽的做法，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以便让他能看到我，可他不受任何干扰。当我走近他以及他的狗的时候，狗每次都发出狺狺的威胁声，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在晚秋的一天，当他讲完《约翰福音书》之后，就朝我走来，他请我陪他一起回家。我们走过那些小巷时，他一言不发。当我们踏进房子时，天色已经晚了，我被引入的那个大房间里已经亮起了灯。房间的地势比马路低，因此进门时必须往下走几级台阶。我看不到墙壁，它们被书遮盖起来了。在灯的下方，是一张简陋的、大大的冷杉木桌，一个女孩正站在桌旁看书。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当我们进入的时候，她也没有转过身来。地下室的两扇窗子被遮得严严实实，其中一扇窗的下面，放着一张床垫，对面的墙边放着一张床，桌子旁边放着两把椅子，离门不远的地方有个炉子。当我们朝女孩走过去的时候，她转过身，于是我看到了她的脸。她与我握了握手，指着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当我坐下时发现这个男子已经躺在床垫上了，狗躺在他的脚边。

“他是我父亲，”女孩说，“他已经睡了，我们说话他已经听不到了。这条黑色的大狗没有名字。一天晚上，我父亲开始布道时，它就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没有锁门，它用爪子按下门把手，就跳了进来。”我神志恍惚地站在女孩面前，轻声问她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曾是一位富翁，拥有多家工厂。”她一边回答，一边垂下了眼帘。“他为了向人们传播福音，抛弃了我妈妈和我兄弟。”“你相信你父亲传播的是福音吗？”我问道。“是福音，”女孩说，“我始终认为那是福音，所以我跟着他来到这间地下室，与他住在这里。可是我不知道人们传播福音也会把这只狗引来。”女孩沉默不语，注视着我，她似乎有一个不敢说出口的请求。“那么你把这条狗赶走吧，”我说道。可是女孩摇摇头。“它没有名字，所以也赶不走它。”她轻声说。她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便坐到桌旁的一张椅子上，于是我也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你害怕这只狗吗？”我问道。“我一直怕这只狗，”她答道。“一年前，我母亲带着一位律师及我的兄弟们来这里劝我父亲和我回去时，他们也怕这条无名之犬。那个时候，它就坐到我父亲面前挡住他，还发出狺狺的声音。即使躺在床上，我也感到害怕，而且特别害怕。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来了。现在，我甚至可以对着这条狗笑了。我一直认为你会来的，当然我不知道你的模样长得怎么样。不过，我知道你总归会和我父亲一起来的，在某个晚上，当灯点亮了，马路上寂静下来后，你会过来和我一起庆祝新婚之夜的，在这间地下室里，在我的这张旁边堆满了书的床上。我们俩躺在一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父亲躺在对面的床垫上，在黑暗中像个孩子似的，而那条黑色的大狗守护着我们可怜的爱情。”P1-4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馄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Ⅸ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干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缝}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nich Dtirrenmatt，1921—1990)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瑞士作家。他一生创作颇丰，涉及戏剧、犯罪小说及中短篇小说、广播剧、散文等。其主要成就在于戏剧，代表作有《贵妇还乡》(1956)、《罗慕洛斯大帝》(1949)、《天使来到巴比伦》(1952)、《物理学家》(1962)、《流星》(1966)等。

一九二一年，迪伦马特出生于伯尔尼州的科诺尔芬根，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一九三五年，全家迁往伯尔尼。一九四一年，迪伦马特完成了高中学业，但他不是名优秀的学生，毕业成绩总评仅为“及格”，因为他的兴趣在于绘画。高中毕业后，他人苏黎世大学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后转学于伯尼尔大学。一九四六年，他结束学业，却没有完成他原计划撰写的关于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毕业论文，决定从事作家创作。一开始，他的创作道路并不顺畅。《写在纸上》(1947)和《盲人》(1947)两个剧本演出后反应落寞，几乎以失败告终，家庭经济也因此陷入了困境。后来，受几家联邦德国广播电台的委托，写作广播剧以及他最初的两部犯罪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嫌疑》(1950)，才使他在经济上摆脱了穷境。一九五。年，他创作了《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0)，于一九五二年在联邦德国演出成功，开始声名鹊起。真正使他享誉世界文坛的是他于一九五六年创作的喜剧《贵妇还乡》。剧本讲述了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老妇在离别四十五年后重返故乡，为了报复使她十七岁时沦为妓女的昔日情人伊尔，用金钱收买了全城居民，让伊尔在无尽的心理折磨下死去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剧作。其中《物理学家》(1962)以及《流星》(1966)，进一步奠定了他世界级剧作家的地位。

迪伦马特的小说创作同样颇具特色，也沿用了他一贯的怪诞手法。除了三部著名的犯罪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嫌疑》(1950)以及《诺言》(1958)外，他还创作了一系列富有艺术特色、极具审美价值的中短篇小说。本书共收集迪伦马特具有代表性的七篇。

《狗》是一部短篇小说，情节简单，但人物形象诡谲怪异。迪伦马特以他那惯用的怪诞手法，揭露了西方世界光怪陆离的一角。一位曾经拥有多家企业的富翁，为了传播福音，抛弃家庭，成了名衣衫褴褛的布道者，整天出没于小城的街头巷尾，他的布道方式以及举止行为令人捉摸不透，像个幽灵似的；伴随在他身边的那条狗，也像它的主人一样，怪异而诡秘，似乎既通人性，又仿佛是个阴谋家和凶手；他的女儿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没有尊严的爱情，动物式的情爱，前后矛盾的行为举止。整篇小说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一个接着一个，似乎既合情合理，又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迪伦马特不愧为出色的小说家，在如此短小的故事内，呈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

《隧道》这部短篇小说，通过一个怪异的、现实生活中几乎不会发生的故事，阐明了这个世界的不可预估性和操控性。小说讲述了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乘坐火车去大学上课，火车经过一条隧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火车一直在隧道内运行，始终穿不出去。相反，它却朝万丈深渊坠落下去。原来火车上没有司机，列车长也糊里糊涂，只关心他的香烟，乘客更是一群没有头脑、盲从的、听任摆布的人。迪伦马特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他对于这个世界难以操控的忧患意识，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反讥。

《僦锚》讲述了一位推销员因汽车在一个山村抛锚，无奈来到乡间寻求住宿的故事。推销员被安顿在一位退休的法官家，他和另外几位退休的检察官、律师和刽子手每天晚上模拟一个法庭来审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色人物。推销员的到来，正好给这个法庭找到了一位合适的被告。推销员在被审讯的过程中，由于饮酒过量失去控制，主动供出了他过去所犯的一些罪恶勾当，最后被法庭判处死刑。不料，假戏真做，这位心虚的推销员恐怕是慑于道德的压力，真的上吊自尽了。

《史密斯》是迪伦马特访问美国后回来写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一部揭露有关美国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小说。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主人公名叫史密斯，秘密开着一家以解剖尸体获取人体器官的诊所，雇用了一名助手。他周旋于掮客、码头巡视员和警长之间，就生意的提成与他们讨价还价。最后，由于史密斯与被害人之间有过一夜之情，破坏了团伙内的生意，自己也搭上了性命。这个国际犯罪团伙中有荷兰籍的犹太人，瑞士人，美国人，还有欧洲一位重要的名流也参与其中。小说描写了纽约这座城市黑暗的一面，批判了警匪沆瀣一气的罪恶现象。

一九六四年，迪伦马特访问当时的苏联，并于一九六七年再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参加了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于是，一九七O年便诞生了《坠亡》这部小说。小说描写了国家最高统治者A妄想达到独揽大权、解散议会和政治局的目的，挑唆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结果反而被他的政治局委员会清除出局。小说明显带有前苏联的痕迹，揭露了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内部明争暗斗，政治派别之间互现倾轧、互相排挤、互现利用的内幕，批判了苏联革命和建国时期所走过的错误道路，刻画了一大批明哲保身、投机钻营、阿谀奉承，鱼肉国家和百姓的昏官。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结构布局有条不紊，显示了作者高超和娴熟的创作技巧。

《女预言家之死》是一部寓意式的小说，迪伦马特把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重新进行加工改编。作者试图通过先知提瑞西阿斯与女祭司帕尼西斯的对峙和较量，来探讨世界和人类的命运。谎言终究会被戳穿，恶与善终将得到惩扬。最后，他坚定地相信，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和阴谋，尽管人类具有缺点和弱性，但人类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邪恶，是一部充满哲理性的小说。

迪伦马特始终将目光投向人类的命运，思考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而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断上演着战争与屠杀的悲剧，不同宗教之间能否互相宽容与和睦相处，这就是《阿布·夏尼法与阿南·本·大卫》这部寓言小说所要探讨的问题。阿布·夏尼法寓意伊斯兰教，而阿南．本’大卫则是犹太教的化身。作品把虚构与传说、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勾勒出这两大宗教的恩恩怨怨，试图找到它们之间互相隔阂的原因。最后，作者传达了这样一个理念：理解和沟通是宗教和睦的基础。只要人们敞开心扉，坦诚以待，恩怨是可以消除的。

迪伦马特的小说一般故事性不强，但情节发展跌宕起伏，想象力丰富，艺术手法夸张，怪诞畸形。他善于设置一个又一个的悬念，读来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令人目瞪口呆。另外，他的小说富有寓意性、哲理性和社会批判性，具有较强的道德说教功能，读后使人掩卷深思。

迪伦马特是战后德语文学中罕见的天才，是与毕希纳、卡夫卡同样璀璨的流星。

——汉斯·迈耶，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迪伦马特改变了我们测量世界的方式。你甚至可以说他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他是文学的巨人，他的作品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大陆。

——《法兰克福汇报》

迪伦马特用喜剧的手法再现当代社会的种种残酷、畸形，“他的荒诞，他对不可改变的世界状况的哄然大笑出自更为深刻的判断……因为他总是严肃地对待世界”。

——《图书和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