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国编著的《一个人的北大荒》可称作为“一个‘中右’分子的亲历、亲见和亲闻”。个人经历虽然平淡无奇，但放在一个特定历史的背景中，可见建国以来“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和“大跃进”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周良国编著的《一个人的北大荒》从作者自己的视角出发，本着“题材虽类同，内容不重复，写法虽不新，视角却不同，既可独立成篇，又可连贯成册”的理念，《一个人的北大荒》写出了过往岁月里，一个小人物对北大荒的独特感受与怀恋。

告别军营

初到哈尔滨

见闻“二次反右”

夜宿“难友”处

和家属一起劳动

冬季短训班

二进医院

我当畜牧兽医练习生

开始创作文学作品

山东支边青年来了

文艺宣传小分队

《乌苏里江报》记者生涯

喜遇学生

冻江捕鱼

北国原住民

创办人——《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一

负责人——《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二

编辑室的“老右”——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三

上海同乡——《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四

也是老乡——《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五

“乌鲁木”及其他人——《北大荒文艺》人物印象之六

文化圈的小字辈

三过虎头

列车连结两地情

两局合并前后事

仍在荒原上

漫漫甄别路

怎一纸公文了得

回到江阴以后

后记

1958年4月，我告别了奋斗七年的军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像我们这样建国前后入伍的小知识分子，早晚都要离开军营的。朝鲜停战后，先是大批女同志转业到了地方，以后陆陆续续又有许多人升学的升学，退伍的退伍。就我来说，组织上在1956年就动员我去考大学。因要负担家庭，承担正在上浙江医大的哥哥的学习费用，我推迟一年，于1957年报考了大学，被录取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革命史专业(后改为党史专业)。当时安徽全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有700多人，录取21名，录取比例是35：1，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光荣的离别军营。

然而，光荣却变成了耻辱。我正欲去大学报到时，正遇上“反右”开始，被迫留下参加运动，而且作为批判对象。批判的内容包括我报考大学，是属于右派分子所推行的“合则留，不合则走”的信条。我欲哭无泪，只好像砧上的牲畜，任凭宰割。

经过半年多的反右“洗礼”，戴上“中右”的帽子，被发配至东北边疆劳动。尽管我所在的安徽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校长折聚英(此人是孔厥笔下《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找我谈话时说：“这是光荣的使命，将来仍能成为一名好干部。”尽管我也经过“报名”、“批准”等顺序，但我知道这是一种“清洗”，是一种“流放”，是一种耻辱。结果没去成北京，却去了北大荒。

我离开军营的情景，可用“凄凉”两字来形容。当时军区干部部批准我回家探亲一周，所以我先于他人离开军区大院。没有欢送，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身一人乘三轮车来到合肥火车站，真可谓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

回忆起1951年7月参军时的热闹情景真是天壤之别。我是1951年7月15日参军入伍的。那时朝鲜战场正烟火纷飞，炮声隆隆。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知识青年参加抗美援朝，学校里不断播放“年轻的心在跳跃，我们的热血在燃烧，让我们走，走向军干校，让我们走，走向最前方……”的歌声。我所在的学校1 600多名学生几乎都报了名，但领到报名单的不足100人，我是其中之一。

报名虽都是自愿的，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多数是受形势所使然，被政治热情所鼓动；也有不想上学，要另找出路的；当然，更有怀着“保家卫国”、“抗敌守土”理想的。就我来说，上述情况兼而有之，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邮差(投递员)，母亲一度做过摊贩，家境贫苦，特别是日军统治时期，仅靠父亲每月三斗米的微薄工资生活，受尽了苦难和凌辱。解放后战争又起，当然不愿再遭二次苦，再受二遍难，因此想报效国家，拯救家庭，牺牲小我，保全大我。同时，因为家庭人口多，解放后，生活仍然窘困，特别是每学期都要申请减免学杂费，处境十分尴尬，因此也想另谋生路，至少能减轻家中的一份负担。我报名参军的行动，得到班主任和校方的完全认可和全力支持，得以领取报名单。

P1-2

在荒原生活了5年，真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一直想把这些难忘的经历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但又不知如何下手，怎么动笔。一则我是个普通一兵，平头百姓，个人经历犹如沧海一粟，掀不起什么波澜，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再则，反映建设北大荒的文学作品车载斗量，不计其数。有众多的优文佳作在先，好像也没什么再写的必要了。于是在踌躇之中，光阴一天天流逝了。眼看将走完人生之路，创作意愿却益发逼切，便改弦更张，在古稀之年完成了反映江阴生活的长篇小说《城北白相人》，付梓出版后，有如卸重负之感。

然而，心结犹存。我虽在江阴生活了38年，平平淡淡，不如在荒原生活5年汹涌澎湃。相比而言，反映北国风光较描绘江南水乡更显迫切。我的创作思路，似有“本末倒置”之嫌。于是在北大荒老战友的鼓励下，动手撰写这部《一个人的北大荒》。

老战友的话，言犹在耳。他们说：“不要畏难，再难也难不过北大荒的艰苦生活；不要怕名家名作，他们写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我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涓涓细流可以汇人汪洋大海；个人的真情实感，可以融人悲壮时代。我的一孔之见，或许也能起到“一斑窥全豹，，的作用。无论什么事业，都是从细微处着手，远大处着眼的。

有了写作的冲动和勇气，接下来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了。

写什么?我是1958年从军队下放北大荒的“十万分之一”，到达垦区后，从生产队到分场、总场、农垦局，以至两局合并；从劳动到脱产，再到从事联系面较广的文化工作。而且本人又是在“反右”受到冲击。背负“政历问题”沉重包袱的“中右”分子。“中右”分子也是历史上的特殊群体，它不是“右派”，却又可称作“内控右派”；不是反革命，却又是反革命的边缘，可享受公民权利，但又事事处处受到制约和限止。这种人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悬崖峭壁上找出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创痛。改革开放后，反映“右派”分子生活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没见到反映“中右”分子的书稿。所以我曾设想以此为题材写部长篇小说，但鉴于“中右”分子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感到难以表述。所以就借用个人的经历，来完成这个心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稿也可称作为“一个‘中右’分子的亲历、亲见和亲闻”。个人经历虽然平淡无奇，但放在一个特定历史的背景中，可见建国以来“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和“大跃进”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在垦区，像我这样的“中右”分子很多，我的切身感受是有着一定代表性的。所以我有意把“中右”分子的经历，作为本书的主线来贯穿。再看以前出版的许多反映北大荒生活名家的佳作，文学性固然很强，但思想性上却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这就给我了这个同类题材的后写者，有更多审视的角度，有更多的思考空间。我本着“题材虽类同，内容不重复，写法虽不新，视角却不同，既可独立成篇，又可连贯成册”的理念来写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