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铿锵嘹亮的歌声刚从大槐树上的喇叭里飞出来，响彻在蛮岭东坡上空时，根旺就来到了庙院坪子里。他专心打扮过自己，穿了一身城里人常穿的蓝色中山服，叠过的衣线笔直而清晰，脸也洗得很彻底，连头发都是湿漉漉的。跟闲常土样子比，像换了个人似的。
今天是清明，更重要的是，今天是圪垛村拆庙动工仪式的日子。和往年一样，一到这个节气，岭上的山桃花业已盛开，满眼烂漫，村里的杏花也开了，一村子的醇香。但对根旺来说，今年的清明节来得过快，时间好像从他身体上轧过来，咣当一下就掉进了这一天的晨光里。
显然，拆庙运动更受人关切，坪子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根旺愣头愣脑地来到庙门前，想进庙院里看看，多少有点与这座老堂道别的意味，却被两名知青伸手拦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所有知青队员都统一一身草绿色军装，戴着袖标，扎着武装带，连胸前的像章也都一模一样，他们表情严肃，直挺挺地站着。根旺对庙院里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里面耍过多少次了。曾听父亲讲过，村里的庙院原先叫“五郎庙”，五郎神供在庙院大殿正中间，一只手已不知去向，模样威武凶煞，两边那些张牙舞爪的小泥神是护法使者。父亲不止一次说过，庙院原本是赵家祠堂，好几百年前，赵家祖上出了一位贡士，一次省亲时发现迁到圪垛村里的户姓多了，便将本家祠堂改作了庙院，好让村里人都有个供香敬神的去处。据说整整花了十五年的光景，才形成现有的规模。村里人在庙院里立了一块碑，想把贡士爷的高功硕德镌载在上面，被贡士爷拒绝，转而又亲自提供了四幅花里胡哨但有些神秘的图案，让石匠刻在了碑上。
庙院突然间变成了禁地，这让少年一时有些落寞，他的目光通过门甬，在庙院里扫射了一番，远远看见东北角那块石碑被红布包裹着，系了一朵大红花。碑前竖着一把大锤，锤头崭新，锤把上也系了一朵红花，比石碑上那朵小了许多。
这次拆庙仪式阵势不小，县革委会一位王姓副主任要来参加，还要亲自破土。不知道谁想出一个奇招，要以砸碑的方式来代表破土，听说这个奇招让蛮岭公社周书记拍案叫绝，说王副主任这一锤下去，一定能砸碎一个旧世界，砸出一个新世界！
根旺将目光从庙院里撤出来，讳莫如深地轻叹了一声，转身去了一旁的书坊院，他要跟花杆队会合。为了这次拆庙，金娃从知青队那里学会了打花杆，随后在村校里成立了花杆队，就等着今天露脸。知青队队长王忠很看重花杆队的表演，专门把节目安排在王副主任开锤砸碑之后。昨天花杆队在庙院里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一再叮咛金娃，要注意衔接，领导落锤之后，鞭炮会立马响起，同时喇叭里也会响起音乐，这时候花杆队就要开始表演，只有这样的节奏，才会将此次拆庙动工仪式推向高潮。
走进教室，根旺看见学生娃都穿上了过年时的新衣服，金娃的头发梳得跟谁舔过似的。他发现同学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明白他们眼里的意思，他穿的这身衣服是女教员吴秀红昨天给的，说是她一个亲戚家娃过年时穿过的，还新着，让他今天表演花杆时穿上。这多少会让他们眼红，尤其是金娃，一脸不屑里跳跃着浓烈的妒火。他没有理会这些，他在想吴秀红，她忧伤而温暖的神情不时在他的思想里掠过，昨天给他衣服时，她说身体不舒服，想回城里看看。前两天在书坊院他的确见她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慌慌张张地跑向宿舍窑后夹巷里，哇哇地呕吐了一阵子。但根旺心里还是怪怪的，觉得吴老师此次回城更多的原委是有意要躲开拆庙动工仪式。
扩音喇叭里传来驴娃子队长鸣里哇啦的吆喝声，金娃紧赶领着花杆队去了坪子里。坪子里已经聚满了人，主席台上坐着四个人。中间坐的那个长着一张胖嘟嘟的脸，嘴唇厚而发紫，稀疏的头发盘绕着脑壳子，掩饰着光秃秃的头盖，不用说他就是县革委会王副主任，其余三人是公社周书记、圪垛村生产队队长驴娃子和知青队队长王忠。片刻后，驴娃子宣布拆庙动工仪式开始——他竟然撇起了洋腔，用东跑西闯了无方寸的普通话介绍主席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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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趋近孤独
把自己的作品结成集子，弄成一本书，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曾经认为这是一个梦想，一个不大好实现的梦想，而现在，它竟要变为现实，这的确让人有些激动，乃至惶惶。
2008年底，一次偶尔，我在整理住所时，鬼使神差将自己以前写下的文字从柜子里搬了出来，有满满一大纸箱子，好沉。之后的整个下午，我一头埋进那堆似乎已经有了点风霜意味的文字里，而且一度，居然眼眶潮湿。
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如此毫无心理准备。
某一时刻，我真质疑这些文字是否出自自己之手。当然，里头免不了许多幼稚，甚至好笑的情节和内容，但我仍被自己感动，那些张狂而不着边际的想象，那些稀奇古怪，都记不起当时是怎样虚构出来的故事，那些或涂抹得杂乱无章或誊写得一本正经，或黑或蓝的字迹，分明记录了我的一段多彩而美好的青春岁月。
那个下午，我蓦然意识到了岁月的冷酷，一晃之间，第一次把文学当作梦想竟是十七年前的事了，而十三年前怀着狂热的激情走出京城魏公村军艺大门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的文学梦来得似乎有些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来到西安一所部队政治学院学习时，惊讶地发现，原来有一群大名鼎鼎的作家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让我心潮澎湃。
当然，更令我澎湃的东西便是爱情。它是真正让我敢于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创作似乎也给我带来了不错的运气，我的处女作《呀子把式》很快就在《延河》上发表。1993年秋天，我又有幸步入京城魏公村军艺的大门，成为文学系第五届的一员。
那是一个崇尚文学，作家能够成为明星的年月，我们这批不知好歹的家伙也一时变得那么自命不凡和不可一世，心中跌宕着无法抑制的颠覆欲，仿佛从此可以不食世俗烟火，仿佛未来已经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今天看来，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一切都是因为文学。在那座艺术殿堂里，我们已经成为了文学的狂热信徒，情愿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对她顶礼膜拜。
但是，当我从军艺毕业后，一脚踏入这座叫做花城的南方城市，一切都变了。自己所热爱的，竟常常被人报以不屑，甚至讥笑，甚至自然而然地把你孤零零地丢在一边。我们曾经太穷了，太寒酸了，乍一面对这样物丰质丽光怪喧嚷的世界，实在有些眩晕，有些找不着北。渐渐地，一种战战兢兢，一种格格不入，一种底气空空的感觉越来越浓烈地侵蚀着自己的身心，那份不着边际的骄傲就像一尊泥垛子，在南方无常的雨水里，变得脆弱无比，很快就被冲刷成泥水，不见了踪影……
在这十多年间，我经历了人生诸件悲欢与离合，比如儿子降世，比如父亲去世，也深刻体验着世道的变幻。当今的世道，金钱和权势似乎统统都变成了香火，遍地熊燃；人们的价值取向始终跟物质上的欲望、精神上的虚伪以及各式各样的装腔作势脱不了干系。而当我以深沉的目光凝望弥漫着重重雾霾的天空时，时常有一种孤独感，一种被包围在各种冷漠、纨绔、戏谑、贪婪之中却又无处逃脱的孤独。
如此，我觉得那个下午，似乎是上苍有意安排的，让我顿悟。
2009年伊始，我怀着一腔清澈见底的虔诚，像一个新手一样，惴惴不安，羞羞答答，满心润热地重拾旧笔，而我的窗外竟是天光明媚，春暖花开。
岁月对我来说，似乎画了一个圆。
这么多年来，尽管辍笔不耕，但很庆幸，自己并没有放弃阅读，这使我再次回归创作时并无陌生感，也依然保持着相应的判断力。
一直以来，我总是无限怀念着故乡黄昏的景致，一想到它，一种淡淡的哀伤就像故乡岭上的清风一样在我心头拂过，却又充满慰藉，那种感觉很美，仿佛那静寂而遥远的天光里，有一位神秘的长者在长久注视着你，或者给你叙述着什么，目光那样安详温暖；声音低沉而悠扬，令你着迷和向往。这种情结至今都令我费解，这便是创作《火烧云》的最初冲动。这个作品发表在《青年文学》2010年第2期，当时用的题目是《启生的黄昏》。创作期间曾得到文学编辑王大亮、女小说家川妮等几位军艺同学的激励和帮助，借此要谢谢他们。
相形之下，另一部中篇的创作却显得有些艰难，也很漫长，从2()09年开始，一直折腾到2013年的春天完成。曾经一度，写到快超过十万字了，竟发现整篇已经被我弄得不知所云，为此我纠结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很像作品里的倪健，在理解和困惑之间撞来撞去，却始终不能从本质上探察到杜荷的内心世界。它就是《荣耀》，《荣耀》发表在《作家》2014年第5期，发表时使用的题目是《告别》。
《疼痛的乱弹》改自我上军艺时创作的一个短篇《强活》。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我现实里的表哥，童年时的伙伴，他的确是个乱弹高手，而我是他坚实的拥趸，我们有着很深厚的情谊，少年时期他给了我很多欢乐。他英年早逝，实在让我心痛。那一年，我们一起去验兵，顽固的耳疾断送了他继续和我结伴的心愿，也注定我们的人生轨迹就此趋向两个方向。多少年后，我在乡里人们的眼中似乎显得很有出息，光耀着我家门楣，相形之下，表哥的光景是那样颓败落魄。我每次省亲时，表哥总会来看我，他多次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都敷衍了，一次也没去过。他去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每次我探亲期间，为了准备迎接我的到来，表哥会专程去到三十里外的集市上买两瓶上好的白酒和一些稀罕吃喝。有人曾嘲笑他，但他坚定地给予了反驳，他说他和我是最好的兄弟，无关贵贱，三生不变。这一切令我不安，令我愧疚不已，无法想象，我的敷衍会令他的内心多么疼痛，会令他沮丧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想来，表哥的那份情谊是多么纯净，又多么弥足珍贵啊，是我的虚荣心亵渎了他。我唯一能够弥补的，是用文字来纪念他。我毫不犹豫地将表哥的原名李强活安在了小说里的那个人身上，没有这一点，我觉得我会把小说弄成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名字一直在告诉我，在我创作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里，表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在此，我得感谢木子和小麦。木子是一个时尚又一心向佛的漂亮女孩，当年我们都在深圳一家军企宣传部门工作过，并成了好朋友。因她的推荐，《疼痛的乱弹》才有幸得到《花城》编辑麦小麦女士的关注，并让它发表在《花城》2011年第3期。更宝贵的是，因为《疼痛的乱弹》，在后来的时光里，我尽享着《花城》编辑部朋友们的关怀和激励，尤其是田瑛、朱燕玲两位主编。正是他们多年细致而中肯的批评，无私的推荐，不厌其烦的鼓励，促使我迈着踏实的脚步，一步步趋近文学圣园。
小时候，村里的阴阳先生无论摆弄哪种法事，无论吟唱哪一道经歌，里头永远都少不了“吴天皇敕”这四个字组成的调子，也是最好听的一句。从那时起，这四个字和那声腔调就珍藏在了我的心底，它让我相信了老天有眼，相信了因果报应；“昊天皇敕”注定要成为我某一作品的标题，并由此放飞我的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吴天皇敕》第一稿完成后，田瑛兄和燕玲主编同时提出作品在结构上存在着问题。为此田瑛兄专门和我喝了一场大酒，那场酒只有我们两个人，闷热的夜晚，偏僻的排档，不知不觉一瓶老白汾被扫荡一空。那天晚上，田兄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卡达莱和卡尔维诺，始终都在阐述结构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最终让我借着血脉贲张的酒意，拍案表达了对《昊天皇敕》动大手术的决心。作品第二稿完成后，燕玲主编又亲自动手，逐字逐句地完善和精炼小说的叙述，实在令人感动。
《昊天皇敕》发表在《花城》2014年第4期，随后又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让更多的人倾听到了那个腔调，这正是我渴望的。
《白云青云》发表在《边疆文学》2014年第11期，之后又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这个中篇的创作有些偶然，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因为竞争同一个职位，最终竞走到形同陌路的境地，让人唏嘘纠结。人到中年，友情和欲念不再意气风发，却常常要接受两者短兵相接的考验。我试图以这样的形式调解两位朋友间的恩怨，也许徒劳，但至少我告诫着自己，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201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悲情的年份，这年秋天，我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令人猝不及防的是，我的大哥紧跟着也永别而去。亲人的离去，带给我的不但是悲伤，还有迷惘和落荒；2012年底，当我再次回到故乡那座偏僻的小山村，站在空荡荡的旧宅子的院落里，心中跌宕着无边的哀伤和落寞。这座盛满我十八年少年时光的普通农舍，这片越来越令我魂牵梦萦的土地，第一次将我冷落，第一次对我的归来无动于衷，它让我恍惚间以为自己走错了门，觉得自己像个没有家的孩子。
最终是文学抚慰了我的情绪。
当再次走入军艺第五届集体，以文学的情怀和形式追忆二十年花开花落的图景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温暖，一种能够使人沉醉的归宿感。文学对我，是一条寻找家园的路，这条路漫漫修远，纵横交织，会把你引向遥远的历史长河，神秘的未来隧道，或者仰俯之际映入眼帘的那种荒洪浩渺，那种苍茫空寂。而这一切，最终都会使人变得深刻而平静；在这种意境里，我竟时常能够看到天国里的父亲、母亲以及所有亲人安详的身影，有时候离他们竟是那样近，近到伸手可触，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眸子里的倒影，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吸。
孤独的感觉很复杂，甚至觉得是一件挺叫人纠结的事情，直到后来，看到有人这样言道：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孤独！我仿佛一下子释怀了，“虚荣心”再次获得满足，觉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孤独的滋味了！
我想，那将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感谢谢有顺教授，不光是因为他能为这个集子题名写序，更由于多年来与他的交往，让我学到很多东西，领会到了一个文人应有的率真、自尊、淡泊、深刻、忧患意识和须持的特立风格。感谢著名作家干夫长兄，他宽阔而粗犷的胸膛里永远跳动着一颗温暖而细腻的心，对我的创作给予着兄长般的关怀，还专门为《荣耀》做了一本点评。很难想象，一个草原骑士，如何启动旧式文人的情调，安详而细致地抚摸我的那些文字。谢谢詹秀敏社长和花城出版社，鼎力扶持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吴天皇敕》出世；谢谢责编倩倩，她为这本集子所付出的辛苦，令我没齿难忘；再次感谢田瑛、朱燕玲两位主编的一路呵护，我将永记你们为我付出的一切，并以此勉励自己能够继续在文学的峰谷间爬行。
杨卫东
2014年12月于广州福来居
杨卫东是山西人，当兵，写作，经商，皆有不凡的成就。他生活尽可能简单，做事也举重若轻，惟独对于写作，有一份特有的郑重之情。他热爱写作，每一部作品写好，都先发给朋友们看，听各种意见，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并不自信。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作家。我和他同居一城，三五天见一次，听他谈起老家风情，讲述儿时故事，忆及军营生活，在爽朗的笑声里，往往夹着细节，带着口吻，是一个精彩的叙事者，令人难忘。而我印象更深的，是常常受感于他言辞中所透出的善意，他对世情与人物的理解，宽容，有分寸，洞彻人心，又饱含悲悯——而这，分明是一个好作家才有的情怀。
读了他的小说之后才明白，这是一个有精神原点的人。这个原点，简单地说，就是故乡与军营。一个是少年生活，一个是青春经验，它们共同构成了杨卫东最重要的人生记忆。多年以前，他从这个原点出发，经历各种人生抉择，生活上是越走越远，但他始终不忘来处，不断用写作的方式重返那个精神原乡，去找寻那个在风中行走的乡村少年，同时也见证那份不乏沉重的青春。
确实，最好的文学，都是有精神根据地的；最好的写作，本质上就是回家。
杨卫东的小说集《昊天皇敕》，从内心层面而言，就是一本回家之书。它由五个中篇组成，《火烧云》、《昊天皇敕》、《疼痛的乱弹》讲的是乡村里的事，《荣耀》、《白云青云》讲的是部队里的事，都关乎作者成长的那个精神原点。那些潜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经验、记忆与细节，本来更适合写成真实逼人的散文，但杨卫东却用小说的形式，把记忆推远，让经验沉下来，以平静、隐忍的口吻，来完成那一次次的精神返乡。他的小说中，有时也隐藏着压抑不住的悲伤与痛楚，但更多的还是那种无法释怀的怅然之情。杨卫东触碰到的，是自己内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关于故乡的人与事，那些凄美的断片，还有那些青年时代的情感记忆，在小说中来回闪现，而他作为观察者，一边怀想，一边省思。他不仅想为记忆塑形，更是要为内心中最难忘的人物、最珍贵的情义作传，他的写作，是有根的，有体温的，更有一种决心，似乎要通过写作，把自己从那些苦痛的记忆里拯救出来。
杨卫东小说中，最令我难忘的人物，是《昊天皇敕》中的根旺与《火烧云》中的启生。他们都只是一个孩子，孤独，懵懂，内心炽热，藏着秘密却无人分享，他们在大地上行走，因为无邪，反而知道真相。面对根旺和启生，不知杨卫东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我是常常回想起自己的童年，觉得自己就是他笔下的根旺和启生。孩子的内心是幽深而隐秘的，孩子的眼光，成了作者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这一视角的建立，使得叙事可以在现实与想象中自由穿行，尤其是叙事中飞翔起来的那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内面，它如同一道精神的潜流，激荡在小说之中。 这是一种沉默的声音，可无论时代怎么喧嚣，革命的口号如何轰鸣，杨卫东总是尽力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哪怕微弱到只有自己能听见，但它从内心发出，是灵魂的独白，是一切公共话语无法剿灭的小小的角落，所以能有效守护一个人、尤其是孩子的快乐与忧伤。有了这种多声音的维度，我们便无法一眼看清杨卫东的小说，他的小说，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尤其是根旺和启生的冥想、独处、神游，就像是从时代的大潮中后退，退回到自己那个小小的想象世界，他们说话，奔跑，做梦，忍受饥饿的折磨，被周围的人忽视，和神灵或阴魂对话，他们魂游象外，命若琴弦，内心却敏感、脆弱、丰富。他们的存在，如此渺小、孤立，又是如此坚韧、倔强；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在一切苦难和欢乐中绽放原始的生命。
这本《昊天皇敕》为作家杨卫东的中篇小说集，收入《昊天皇敕》《疼痛的乱弹》《白云青云》《荣耀》和《火烧云》共五部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花城》《作家》等刊物。杨卫东的作品关注时代变迁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小人物命运，情感真挚饱满，同时，他对乡土艺术的记忆书写如“乱弹”和“诵经”等，以及对乡土民间曲艺人的塑造和描写，使得其作品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和极其丰富的生命内涵。小说中浓墨重彩的地方风情，逼真地再现了山西地区的乡俗民情和自然风光；且生动地勾勒出山西乡土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充满神秘特色的风土人情，并透过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乡土中国以及都市生活中小人物的命运矛盾和精神追寻。
山西风味小说，浓墨重彩的地方风情
都市寻乡小说，故乡的记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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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东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是《昊天皇敕》中的根旺。他只是一个孩子，孤独，懵懂，内心炽热，藏着秘密却无人分享，他们在大地上行走，因为无邪，反而知道真相。孩子的内心是幽深而隐秘的，孩子的眼光，成了作者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这一视角的建立，使得叙事可以在现实与想象中自由穿行，尤其是叙事中飞翔起来的那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内面，它如同一道精神的潜流，激荡在小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