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教授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在外国出版，并且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其小说“出口率”竟高达百分之百！

《无罪谋杀》是何家弘教授的犯罪悬疑小说，武夷山命案扑朔迷离，法兰西谜案殊途归一。何家弘像一个国际象棋的棋手一样，以歇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和演绎方法安排着各种悬疑。

《无罪谋杀》由何家弘编著。

武夷山区风光迤逦，河谷幽深。昔日的六位同窗专程相聚，故地重游。神秘的黑蝙蝠频频现身，一位老友意外身亡。刹那间，大群的白蝙蝠从头上掠过……这是自杀还是他杀？是情杀还是仇杀？谁是真正的凶手？《无罪谋杀》以案情为主线，采取双层叙事手法。在案情紧张之处，插入异国风情和神秘人物，令读者在飘溢浪漫气息的空间中搁置犯罪悬疑，跟随莫名的诱惑漫步在异国街头。最后，两条交叉的线索自然归一，使读者恍然大悟，拍案称奇。

序曲

第1章 古怪的道士

第2章 诡异的小屋

第3章 黑色的蝙蝠

第4章 南飞的燕子

第5章 奇特的漫画

第6章 神秘的舞伴

第7章 惊恐的叫声

第8章 白色的蝙蝠

第9章 可疑的自杀

第10章 狡猾的刑警

第11章 飘忽的黑影

第12章 昏暗的教堂

第13章 狂热的蚂蚁

第14章 怪癖的教授

第15章 荒唐的神判

第16章 妖艳的毒果

第17章 神奇的推理

第18章 虚实的监牢

第19章 自由的心证

第20章 合理的怀疑

第21章 交织的恋情

第22章 循环的嫌隙

第23章 秘密的辨认

第24章 潜伏的指纹

第25章 科学的测谎

第26章 伪装的笔迹

第27章 善良的囚犯

第28章 美丽的律师

第29章 高尚的晚餐

第30章 临终的忏悔

尾声

后记

第1章 古怪的道士

孙飞虎的名字很响亮，大概是沾了一位电影演员的光，也算是间接地沾了蒋介石的光。要说呢，他这大半辈子的人生际遇，确实和蒋介石有所牵连。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是福建南平人，相距并不太远。说不定，他们的祖先还都是河姆渡人。有人说他长得挺像蒋介石。他却不以为然。你们不能光看头顶。就我这个大肚子，他蒋某人有吗？我这肚子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他蒋某人行吗？当然，这里边也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对老婆也不能说。他看了一眼坐在身边闭目养神的李艳梅，那个问题又浮上脑海：想当年费尽心机把她搞到手，值得吗？他又看了看坐在前边的另外两个女人。其实，无论女人长相如何，下边都是一样的。说到底，男人真正想要的，不就是那么一点地方嘛。这话粗俗，但真实。他看着车里另外两个男人的后背，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

丰田牌旅行车猛烈地颠簸了几下，昏昏欲睡的乘客都直起腰身，把目光投向窗外。孙飞虎的目光随着武夷山旅游度假区的大广告牌转向车后，他的思绪也被拉到三十年前。那是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学校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分组到偏远山区搞社会调查，他就向本组的五位同学提议去他家乡南平地区的武夷山，并得到大家的赞同。当时，武夷山是个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山区小县。他们在考察山村农民的生活状态时，也游览了武夷山的丹山碧水和密林深洞。不过，给他们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武夷山那千姿百态、变化莫测的云。他们幸运地在天游峰上同时看到了红、橙、白、灰、黑五色云霞。去年秋天，他们在老同学聚会时约定重游武夷山，寻找失去的青春。

如今，武夷山已改县为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里建起了直通省城的高等级公路和直飞北京的机场，还以风景区为中心兴建了各种旅游服务设施齐备的武夷山旅游度假区。度假区内有五条观光公路，分别以红云、橙云、白云、灰云和黑云命名。五云仙宾馆就建在黑云路旁的向阳山坡上。它的门前有一大片茂密的竹林。人们站在山下，只能隐约看到竹叶掩映的彩色楼顶。竹林中有一条弯曲的石阶小路和一条蛇形柏油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连接黑云路和宾馆的停车场。

旅行车停在了五云仙宾馆的门前。下车后，六人在停车场上活动着被长途颠簸弄得有些僵硬的腿脚，颇有兴致地四处观望。

这宾馆的建筑很有特色。五栋二层尖顶小楼依山势而建，颜色分别为红、橙、白、灰、黑。楼房之间由曲廊水榭连接。主楼叫红云仙楼，大门上有雕花飞檐，通向大堂的双层玻璃门自动开关。大堂的地面铺着红色地毯，两侧摆放着硬木沙发和茶几，并有楼梯通向二层。大堂正面是总服务台，后面的墙上有一幅浮雕式世界地图，下面有六个挂钟，分别指出北京、东京、纽约、温哥华、伦敦和巴黎的时间；旁边的电子挂历显示的是1998年4月30日。总服务台两边各有台阶向上与长廊连接，左边的长廊通向橙云仙楼和白云仙楼，右边的长廊通向黑云仙楼和灰云仙楼。 ’

六人来到总服务台，办理住房手续。他们本打算像当年住宿舍那样男女分居，但这里只有标准间，而且每间只能住两人。问题有些复杂了。

孙飞虎是文化部的副局长，穿一身乳白色西装，没系领带，脸颊和头顶都闪着红色的油光。他以领导的语调说：“我可以和艳梅住一间。弛驹也可以和凤竹住一间。只是梦龙和鸣松嘛，你们看怎么安排一下啦。”

周驰驹是经常在云南边境行走的玉石商人，身材魁梧，面色黝黑，留着背头，蓄着唇须，身穿牛仔裤和花衬衫，还戴着一副颜色很深的墨镜。他没等孙飞虎的话音落地便大声说：“那就让他们临时搭伙吧。这最时髦啦。哈哈！”

吴风竹推了丈夫一把，嗔怪道：“你别瞎闹。”这位美学教师中等身材，慈眉善目，穿一身蓝底白花的套裙，戴着近视眼镜，长发盘在头顶。

钱鸣松站在一旁，满不在乎地说：“我倒不怕什么临时搭伙，只是一个人住惯了，跟别人在一个房间里怕睡不着。所以嘛，还是我自己开个房间算了。”这位诗人身材娇小，五官清秀，说话时面部表情相当丰富。她穿一身宽松的浅紫色衣裤，戴一副很大的红边太阳镜，头发梳成与年龄不太相称的马尾状。

赵梦龙见别人都把目光投向自己，便慢条斯理地说：“我有打呼噜的毛病，还是一个人住为好，以免影响别人休息。”这位法学教授身材细长，面皮白净，穿一身浅灰色西装，系一条蓝白相间的窄领带，戴一副黑边眼镜，头上的黑发虽然不密，但梳理得非常整齐。总之，他很有学者风度。

李艳梅摇摇头说：“不好，不好。那不合适。我们都合住，就你们单住，太不公平。不行，不行。”这位研究佛教的学者面颊红润，五官端庄，颇有佛家面相。那一双细眉大眼，足以显示她年轻时的魅力。由于坚持锻炼，她虽然年近半百，但是身材健美，穿一身合体的红白两色运动服，留着运动员式短发。从后面看，人们还以为她是个小姑娘。

周驰驹忙问：“对谁不公平？他们，还是我们？”

钱鸣松在一旁说：“那得问你自己。”

孙飞虎很认真地问妻子：“那你说怎么办？”

李艳梅不假思索地说：“依我看，每人开一个房间。不就是多花点儿房钱嘛。鸣松和梦龙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也都可以重温单身生活的感觉啦。”

钱鸣松立即鼓掌说艳梅真伟大。周驰驹也一拍大手说，没问题，多出来的房钱他包啦。别人忙说，不用不用。于是，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值班经理告诉客人，黑云仙楼二层的六个房间正好都空着，他们每人一间，非常方便，也非常清静。

办好住宿手续之后，值班经理打电话叫来黑云仙楼的服务员。这是个身材苗条、相貌清秀、穿一身蓝底黑花套裙的青年女子。她笑容可掬地和客人打过招呼，便带路从总服务台的右边走上楼梯。

在左右两个长廊的中间有一处平台，靠窗下坐着一个道士。此人头戴皂巾，身穿黑袍，面皮黑黄，瘦骨嶙峋，长须长髯，二目有神，颇有道家风貌。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条案，上有竹筒笔砚，背后摆着一个神龛，供奉太上老君。

女服务员介绍说，这是道行极高的“五云真人”，抽签算命，非常灵验。

钱鸣松对此很感兴趣，便带头走了过去。那道士起身相迎，寒暄几句，问哪位求签。钱鸣松坐到条案外面的竹椅上，其他五人则围站在她的身后。

P5-8

  这是我写的第五部小说。如果说前三部小说（《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是从文学到法学的创作，那么后两部小说（《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则是从法学到文学的写作。在前三部小说的创作中，我都是先有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后加入法学的内容。在后两部小说的创作中，我却是先有了法学或法治的主题思想，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编写案例故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更喜欢前者。作为一个法学教书人，我更青睐后者。

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希望我能组织学者写一套“法学解读小说”。当时，我正在思考法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以为，法学应该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要汇集人类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类思想的精华。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发挥作用。为此，法学应该走出脱离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在法学著作中，“阳春白雪”当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更是不可或缺。我曾给自己设定一个治学目标：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没太注意的问题，讲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法治一定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因此，以文学的形式讲述法学的内容，宣扬法学的精神，进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养成法治文化，当是中国法治之进路。于是，我欣然应允，并找了几位法学圈内有文采有情趣的朋友，邀约写作。然而，我作为主编的“法学解读小说系列”未能成功，除我自己撰写一本之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教授撰写了一本——《在天使与野兽之间——犯罪的童话》。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一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一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这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如今，12年过去了，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一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的考奈特（BruneCornet）女士在来信中对我说，法国读者很喜欢我的小说中的“洪钧一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Innocent Center），通过“无辜者行动”（Innocent Project）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2011Innocence Network Conference：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of Wrongful Conviction），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Robelt0 Hemandez）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Presumed Guilty），其寓意发人深省。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Blackstone：“it is better that ten guilty persons escape than one innocent suffer.”）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个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就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

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何家弘

2012年春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我欣赏何先生小说中包含的现实人生经验和历史沧桑记忆。作者很少虚张声势，一惊一乍，他是一步步把渎者诱进他的迷阵。

（文学评论家雷达）

何家弘小说中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美丽描述。

（英国作家凯瑟琳·萨姆森）

何家弘像一个国际象棋的棋手一样，以歇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和演绎方法安排着各种悬疑。

（法国《读书杂志》）

读何教授的犯罪悬疑小说，感觉妙趣横生，觉得又像当年小学时代那样，体验到了阅读的快感与乐趣。

（作家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