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荃站在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榆树下,那棵老榆树生在翠红院的门口。
她就那么呆呆地站着,紧贴着树干,怀里抱着一个包袱。起初她是往大门内瞟过几眼的,但此刻她只是低着头,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五味杂陈。
她把小包袱放在右手里提着,左手抚摸着树干上的老皮。在乡下,像这样的榆树皮通常被削刮殆尽,木质惨白地露在外面,那是在饥荒年月被灾民们剥去的。他们把榆树皮捣碎,蒸熟,当作食物苟延生命。不仅树皮,榆钱儿也被捋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枝条上没有一片树叶,枝枝桠桠,仿佛严冬的模样。但这棵树生着很多层老皮,像龟裂的土地一样边沿翻卷,最外层的触手就掉落下来,好像有生以来就没有被人剥去过。这至少说明,在北平这样富庶的都市,人们是不会死于饥荒的。艺荃仰脸看看树冠,枝叶扶疏,错落有致,把细碎的阳光筛下来。她本能地眯起了眼睛。这时她看到一个“吊死鬼儿”从树上垂下来,一根闪亮的细丝吊着它,一直垂到她的面前,在微风里摆来摆去。艺荃伸手捏着它,看着它绿莹莹胖乎乎软绵绵的可爱样子。她就那样端详着手中的虫子,有一刻心中生出羡慕:这个卑微的生命还有一根丝牵系,而自己却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不得不提着包袱,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生计。
人间的休戚祸福谁能说得清呢?几年以前,艺荃还生活在数百里外一个僻静的村庄里,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事实上家道衰落也只是三两年之内的事,她的母亲突然间得了骨痨,在给母亲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之后,不得不开始卖地。艺荃的父亲金保长就在那时候开始变得颓丧起来,眼见家里的田地越卖越少,妻子的病却越治越重,日渐衰弱,他只能到牌桌上打发时光,想借此忘掉心中的烦恼。烦恼也许暂时消除了一些,其代价却是本已不多的田地也在牌桌上“哗哗”流了出去。雪上加霜,金保长只好打发那个多年的长工老何走路。母亲最后的那些岁月,留给艺荃的全部记忆就是求神问卜、寻医买药,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挽留住母亲的性命。最终还是一个曾是前清秀才的老郎中给母亲下了结论,他对金保长说:“别往里扔钱了,准备后事吧。”
当惯了保长的艺荃父亲过不得穷苦日子,丧妻以后嗜赌成性,期盼着在牌桌上能捞回昔日的家当。然而赌博场上输输赢赢,靠不得谱。也就是打这时候起他的独生女儿艺荃才开始懂得人世问的荣辱浮沉。
日本人占领华北,不仅是国家命运的一个转折,也是金家命运的一个转折。金保长就像发现救命稻草一样发现了一线生机。外国军队铁蹄过处,一片烟尘,哪还找得到政府军的影子。靠上这样强大的东洋军队,不正是重振家业的机会吗?于是金保长很快就成了日本人的朋友。但是艺荃发现,傍上了日本人的父亲并没有给家境带来多大改观,反倒是乡里乡亲与金家逐渐疏远,艺荃的少女玩伴们也开始对她避而远之。
致命的灾难发生在半个月以前。那天父亲打发艺荃到镇上采买肉蛋蔬菜,说皇军要来家里做客,可以趁机好好招待招待,拉下关系。等艺荃挎着菜篮回来的时候,她找不到自己的村庄了。整个村子浓烟滚滚,阒无一人,只有几条狗在村边哀吠。艺荃呆呆地站在自家门口,就像此刻她呆呆地站在翠红院门口一样。她手里的菜篮掉在地上,鸡蛋跌出来烂了一地。眼前的房屋只剩几堵黑糊糊的断墙,火苗还在没烧尽的梁檩上蔓延着。忽然一根檩条从中烧断,两截互相磕绊着栽下来,半面墙壁随之“哗啦”一声坍塌了。艺荃扑通一声跌坐在地,号啕大哭。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后来一个人来到她身边,把她拉了起来。她在泪光中看清来人是她父亲的一个牌友,住在外村的那个本家五叔。
从五叔口中艺荃知道了事情起因。由于艺荃父亲报信不确,导致日本兵孤军深入,陷进包围,一小队兵力全军覆没。他们这次来不是要做客,而是来报仇的。日本兵说金保长阳奉阴违,有意谎报军情,为中国军队效劳。金保长百般辩解,最终没能获得谅解,死在日本队长的军刀之下。村民早已逃散,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被日本兵赶在一起,尽数枪杀。随后他们劫掠了财物,烧了村子。
艺荃跟着五叔离开时已是晚上,有些村民陆续回来,在灰烬中翻找亲人的残骸,村子里哭声一片。艺荃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自家的断壁残垣,一些未燃尽的木头在夜色中泛着红光。那是她一个殷实之家的最后结局。
艺荃此时站在老榆树下回忆这些往事就像一个梦境,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在一个殷实之家过完了十六年的少女时光。无论是梦是真,目前的现实是她不得不站在一家妓院的门口,准备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当艺荃再次把目光投向翠红院大门时,正好门房也在看她。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目光一碰,艺荃感觉脸上呼一下烧起来。她久久站在这里,可能早就引起门房的注意了。在上午的这个时刻翠红院门口冷冷清清,一个形单影只的少女是很能引人注目的。艺荃把脸扭过一边,感到脸上阵阵热浪,心中的勇气开始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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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红飞去
作为一个男人,我想写写女人。
同样一个女人,在男人眼中跟在女人眼中肯定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男人眼中肯定也是不同的。
我想写写我眼中的女人。
在选择写哪些女人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想写成一本群芳谱,像春日的花园一样繁花似锦;我也不想写成言情小说,强调女人的美丽和多情,因为那不能代表女人生存的本质。有两点我要考虑:第一,这些女人应该来自截然不同的领域,她们的身份应该有足够大的差别,唯其如此,她们才能尽可能全面地表达女人的生存状况。第二,其中的一些女人要来自相对冷门的行业,她们属于非主流的女人,相对而言,她们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不太了解她们的生存状态。这第二点考虑促使我选择了尼姑和土匪这类行业的女人,这两类女人几乎从来没有人正面描写过她们,或者虽然描写过,却属于通俗小说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通俗小说主要是讲故事,而且是讲理想化的或刺激性的故事,其中充满巧合,它们不太注重剖析人的本质。当然,这一选择同时也给我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这些冷门行业的女人别人不了解她们,我也不了解,因此我得花费相当的工夫去了解她们。
人物确定以后(确定了六个),下一步我要考虑如何表现她们,也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手法。我首先想到的是,这六个故事,每一个要采用一个不同的表现方法,故事框架也不能出现雷同。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头牌》的故事情节浓缩在了一年之内,而《铁嫂》我写了她的一生;《尼师》和《顽匪》都写到上山,但前者主要写她的尼姑生活,因此开篇不久她就上山了,而后者主要写她为什么会成为土匪,因此大量的篇幅放在了上山以前(跟《水浒》故事类似);《芝麻》一篇我集中写了一个事件,而《蓝袜》我写成了上、下篇,上、下篇之问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存模式,甚至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国度,而且在下篇中我采用了淡化故事的方式,使说理占了很大篇幅。我听到有的朋友说,六个故事当中,有的叙述方式好一些,有的差一些,故事甲如果换成故事乙那样的叙述方式,也许会好些。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没叙述好只说明我的水平有限,但我宁可它差一些,也不愿意它跟其他几个故事的叙述方式重复。我想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理想的状态是:不仅这个故事别人没讲过,而且它的讲述方式别人也没用过——当然这是一种过高的要求。虽然这个要求很难实现,但我愿意把这个标准作为努力方向。
现在这几个故事终于写完了,当我回头再看这些人物的时候,我感觉她们就像凋落的花瓣一样随风飞去了。当然了,在历史长河中,不单单是她们,事实上每个人都像凋落的花瓣一样随风飞去。人们常常提到主宰自己的命运之类的话,但是又有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人与命运的抗争,往往以人的失败而告终,主宰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人自己,而是天灾、战乱、社会风尚等,人在社会风潮中,真的就像风中的一片花瓣,飘忽不定,不知归程何处。在这风潮中,有些花瓣飘得高一些{有些花瓣飘得低一些,高有高的落寞,低有低的凄凉,都不是能由自己做主的。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人的挣扎,但她们总是被命运打得遍体鳞伤。在故事的结尾,有人没得到她想要的,于是收获一掬遗憾;有人得到了她想要的,可得到之后,却发现那东西其实并没那么可爱,根本不值得苦苦追寻,于是也只好收获一声无奈的叹息。
我常常站在街边,看着如水的人流,那时候我想:在人群中,他们都很普通,但是如果把他们一个个提出来,每个人背后都有漫长的故事。我这个人对故事有着天生的癖好,每当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他身上有什么故事呢?可能是身为男人的原因,每次当我观看人流的时候,总是有几个女性的身影从人群中跳出来,进入我的眼帘,我想那些女人一定是最有故事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萌生了要写几个女人的愿望。
曾有朋友问我:这些女人你最喜欢哪一个最讨厌哪一个?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每个人物作者都付出了心血,我想不会有一个作者讨厌他的人物。对于作者而言,如果他要把一个人物写好,他一定对这个人物有充分的理解,只要有充分的理解,他就不会讨厌他或者恨他。即便在读者看来这个人物是一个坏人,作者也会对他抱有同情,他会认为他可怜可叹,而不是可厌可恨。没有一个作者愿意用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做他的主角,如果一个人物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那这个人物就没什么故事了,他不具备当一个主角的资格。因此一个作者总是对他的人物有爱怜有悲悯。
最后,我想,一个作家应该常怀感激之心,是天下苍生为作家提供了故事,提供了各类素材,作品写成以后,作家还需要读者消费他的产品。没有原材料和市场需求,根本不会有产品。因此我想趁此书付梓之际,对读过和没读过这本书的人说:谢谢你们!
夏风
2013年4月7日
《头牌》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夏风编写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小说集由六篇小说构成,每篇小说塑造一个女性人物,分别是妓女、尼姑、村妇、土匪、官员、教师。
夏风编著的这本《头牌》是一部由六篇中篇小说构成的中篇小说集,包括《头牌》、《尼师》、《铁嫂》、《顽匪》、《芝麻》、《蓝袜》,依次塑造了不同背景下不同身份的六名女性形象。她们当中有尼姑、村妇、土匪、官员、教师等,作者通过讲述一些理想化或巧合性的故事,剖析了人的本质,尤其是对女性的生存命运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