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线画繁荣
明代手工业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石刻、拓印技艺也随着手工业技术的提高而向更高水平发展。此外，明代戏曲、小说等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雕刻版画艺术空前发达，从而也促进了石刻线画艺术的横向发展，拓宽了固有题材范围，增多了体裁形式，使石刻线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明代石刻线画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题材。
道释人物画刻石。道释人物题材的石刻线画发展到明代，无论是题材内容，绘制形式，都较以前精细而出新。
如以“西方极乐世界”为题材的壁画，盛行于唐代，但在明代以前未见有石刻拓本。现在陕西省发现一明天顺六年（1462）绘制的《西方极乐世界图》碑。此碑500多年来还未曾拓印，碑石洁净，线纹清晰，绘制俱精。各种人物近200种之多，个个都眉目清楚，动作栩栩如生。更有趣的是，画师还增绘一部分儿童划龙舟的生动场面，在佛经绘画上加以民俗的内容，为石刻绘画增添了新趣。明代，石刻线画描绘三教人物也多了起来，如《钟馗图》为石刻线画中最初出现“钟馗”题材之作品。《圣迹图》和《孟氏祖庭图》原石分别见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和邹县孟庙中，两图都是连环画，是我国早期长篇传记形式的石刻连环画之创始。
以线描技艺体现中国人物画的优良传统，要推周万书画的《玄天上帝图》最有代表性，图写玄武真人背风面南而立，神态潇潇，气宇轩昂，衣纹钩画，更见笔力功夫。
墓室里的传奇戏曲。明代石棺多出土于河南北部，而原阳县夹滩旧村出土的石棺最具独特风貌。棺前档刻一“灵堂”，堂前有孝女捧祭品，孝子跪祭之线画。石棺上的石刻线画，已由飞天升仙或西方接引而逐渐与世俗生活相接近。绘刻的人物和环境气氛渐由森然幽暗而转变为生动明快，宛如民间风俗画了。
古刹、制盐和黄河图说。描绘寺庙建筑的石刻线画，有《荐福寺堂图》。图中小雁塔15层，是未遭地震破坏前之实景，描写劳苦大众生产生活的有《河东盐池图》，全图描绘了昔日手工制盐之苦，也是研究盐业史的重要形象资料。描绘山河地貌的有《黄河图说》，图中将自古以来黄河泛滥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山东一带山岭河川、城郭州县等，简明地绘图标出，对于研究黄河变迁、治理方法和水利，都有参考价值。
天籁阁藏画选刻上石。晚明时，嘉兴人项元汴建“元籍阁”，广聚古今名人书画。同郡人周履靖将项氏家藏绘画中之神品摹勒上石外，又旁搜博采，费时20年，凡诸家珍藏上自唐阎立本、下至元王若水之作，皆选珉石镌刻之，名日《绘林》。可惜未见流传。
明廷对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我国的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乌斯藏（即西藏），居住着苗、瑶、彝、傣、藏等民族，是明代边疆开发与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这个地区与东北、西北一样，自古就是中国的边障。从元代开始，在西南建立了土司制度，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领袖为土官土吏，俱由中央授以爵职，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向中央纳贡。这可以说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种形式。明王朝建立以后，在沿袭元代旧制的基础上，对土司制度进行了充实和改革。主要有：首先，专门设立土司的官署和官职。其名目有宣慰司、宣抚司、招抚司、安抚司、长官司，以及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这些土司的官员，大多是各族大小首领世袭，但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命批准，并发给委任状和印信。其次，对土司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除了征收土贡之外，还加征其赋税。而土司除有守御地方之责外，还要随时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接受地方行政长官的节制。
这些土官因为是世袭的，他们的割据性特别强，常常因争夺财产和土地而互相仇杀火并，反抗明朝政府。明政府在平定这些战乱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就裁撤土司，改设可以调任的“流官”，这种办法称为“改土归流”。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思南、思州发生相互火并，明政府派兵平息，分其地为八府四川，设贵州布政使司，同时，对土官制度予以革新，“府以下参用土官”，实行“流土合治”。进而由“流土合治”而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权归流官，推行与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这是明政府边区政治体制的一次大变革。明统治者实行“改土归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对边区的直接统治。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边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转变，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在明代，“改土归流”较大规模的只有两次。
但是，明朝政府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因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反抗，不断出现反复。明弘治八年（1495）“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但以后迫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捣乱，重又任用土官。嘉靖三年（1524）马湖府两次归流，但结果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使得明政府只好改任土官为知府，恢复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不仅面向贵州、云南、四川，还推广于湖南、湖北以及广西等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改土归流”政策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在清朝时期。
科举制度鼎盛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形成于唐朝，盛行于明朝，持续至清末，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它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
明朝立国之初，即注意搜罗和培养人才，一面开科取士，一面又重视设立学校，太学为明初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吏。然而不到几十年，明宣宗以后科举及第升官机遇以绝对优势压倒太学，这是科举制度在明朝达到鼎盛的一个表现。从表面看，似乎学校与科举并重，或学校与科举融为一体，但实际应科举的人多在家读书，并不进学校，使学校有名无实。即使学校认真教育，其目标及内容都与科举有直接关系，学校实际上变成科举的预备场所，成为科举的附庸。
科举制度在明朝达到鼎盛的另一个表现是非科举不得做官。
从明中叶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进士一选庶吉士，就被视为未来之宰相。所以在明代，入学中举，考中进士，谋得高官厚禄，已深人士人之心，大大超过唐宋两代，一直延续到清末。
明代科举制度鼎盛的又一个表现是开始盛行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取士产生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八股文这一特殊文体对明、清400余年的教育与学风有极大影响。
科举制度自隋创以来，经过唐宋之发展，至明代达到鼎盛，并且定型。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省级考试和中央考试，从此至清末成为定制。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