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想过多渲染兴王府的宏大、辉煌与豪华，我以为，刘岩等三代国主，是必也吸收了海外诸如阿拉伯、南亚的建筑风格，使之更美仑美奂。
然而，正是后主刘晟为了娱乐，居然“益得志、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赞以兵和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不知先祖正是靠海上贸易发达起来的，自毁国纲，加上苛政酷刑，人心丧尽。于是，宋兵南下，人心思变，广州的百姓，把每家必备用以盛水的防火桶称为“宋一统”，表示民心向宋，这一来，南汉国的王气也就收尽了。
南汉国，在诸多史学家的笔下，似乎不值一谈。一部通史，每每都几笔带过，甚至编年史上，有时都找不到，“五代十国”，只见五代，而不见十国。可见南汉国处于一个何等微不足道的位置。
也许它的命太短了，才短短50年，凭此，就够给史学家诟病的了，这么短命，如同秦、隋，只有贬的份，哪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呢？就算是教训，也都不足挂齿。没有谁会对一个短命的王朝产生多大的兴趣——史学家们历来也躲不过“趋炎附势”的习性。
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那么，深层又是什么？
无论南越国还是南汉国，都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左右不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它们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影响，再大也是有限的，无非梁启超所言，鸡肋一根罢了，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史家的视线，远远到不了这南蛮之地，无论你再自以为是也没用。地缘政治，也就决定了它们在一部中国史中卑微的地位。这是无可否认的。再者，南汉国以商立国，本身就背离了中央帝国的立国之本。的确，虽说唐代儒释道均为国教，但贯穿2000多年的治国思想，还是道德至上，仁义至上，这是农耕文明所产生亦所依赖的文化传统，几千年定位不移。一个偏安一隅的蕞尔小国另搞一套，本身已大逆不道了。公正严明的史笔，岂可为它多著一字？
长期以来，我一直呼吁对南北朝时期的广东，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广东，多加力气予以研究，是痛感这两段时期里，对南方历史的发掘实在是少之又少。南越国因有一个南越王墓被发现，到底还出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有相当分量的著作，可南汉国呢？迄今尚未见有什么研究专著出现，甚至连几篇像样的论文也找不着。最多，是对当年的兴王府建筑有点兴趣。可兴王府早已灰飞烟灭了。
时至今日，我仍不时在当年兴王府即整个广州的地面上寻找它的遗迹，可除药洲残址外，当说一无所获。当初偌大一个富贵王朝，留给后人的莫非只有一个幻影么？人们只能从片言只语的记载中，去重构这样的幻影么？
然而，有谁会认为，正是这个短命的王朝，给后来的大宋帝国以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其经济政策及立国思想，宋神宗这位著名的皇帝，都迫不及待地要总结南汉国的经济建筑的经验，颇为惊人地归结为“笼海商得法”、“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令臣子们好好反省。
宋代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包括大兴水利、大开海道，无疑都是得益于南汉国的启示，从而让整个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超过盛唐的几倍，使这么一个军事上颇为懦弱的王朝，无论怎么赔款也照旧富得流油……
而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应是从此开始。
一个近代的中国，似乎已在孕育之中，而毋需以明代屯门之役，由冷武器转换为热武器交锋为界限。很遗憾，时至今日，尚无人好好去研究——南汉国如何“笼海商得法”，从里“内足自富”的呢？进而言之，从哪里切入，去研究南汉国的富国之路？而这富国之路，得益于怎样的经济政策？海洋政策？……
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但其意义当超出国家。“以商立国”，这是不少发达国家的国策，连前美国总统柯立芝也宣称过：“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美国的国务就是商务）我们今天也认为：无商不富。
P28－29
让历史来诉说
这本书写得如此艰涩，是我自己料所不及的。这倒不是身体的原因，虽说其间做了心脏手术，更多的还在思想上。
是的，我当为十三行行商们申辩什么呢？似乎已无可辩驳了。历史就是历史，铁铸般的沉重，也铁铸般的坚固，你休想撬动它一下，更别妄想砸开一条裂缝。纵然历史学家一拨一拨如野草般丛生，也如野草般“一岁一枯荣”，可他们又能对历史有什么作为呢？当历史成为一门职业，历史论文也就成了年年评定职称时大量炮制出来的文字垃圾，散发着腐烂恶臭，而那些教授、研究员则如在腐草中的鼻涕虫、屎壳郎们，应运而生了。又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又怎么能有创见与开拓？在这些寄生物的身上，又怎么找得到诸如梁启超、梁思成、钟敬文、季羡林等老一代学者纵横千古、经天纬地的气概？又怎么找得到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等老一代作家烛见古今、创作与学问皆通的厚重与潇洒呢？整个学术与文学殿堂，都耽于往孔方兄里钻营、拉着娘娘腔、痴迷于声色犬马、享乐消闲，不惜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际，谁还会去寻求历史的公正，思想的崇高与深刻，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于是，十三行的正名，也就沦为了一种利益之争，一种炒作，某个政绩什么的，已远不是历史自身了。作为十三行的后人，我们又能对此说上什么？还能再指望一个梁嘉彬再世么？
正因为这，我已没有勇气再去做一部十三行的学术著作，却又于心不甘，这才有了这样一本历史报告，介乎于学术与文学之间，而不是虚构类的小说什么的。也许，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学富五车的陈寅恪，在晚年那种严酷的气候下，何以去写一部《柳如是别传》，不再做“学问”了。
当然，却也受陈寅恪的影响，“以诗证史”，一方面，加重史的可信程度，另一方面，也多少加重这部作品的艺术色彩或诗味——这便是本书引录了那么些古诗词的原因，可录的其实还很多，每每不得不忍痛割爱。同样，本书中引证的史料，也都不少，作者不愿意说的，就让史料说好了。这该不算“春秋笔法”吧。不过，一位台湾著名学者却不认同，他评我的另一部作品时便称：“简短叙述中带有颇深的褒贬，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一个人的文字风格也许是很难改变的。此书的艰涩、沉重，也都与作者的人生一脉贯之，既然不愿选择沉默，那就唯有这样，必要时说上一两句，至于人家怎么听的，那是人家的事。反正我说了。
这也许有几分尴尬。本来，这书中所讲的也就是一个尴尬的历史群体，尘垢之久，怎能一下子变得干净呢？没准，永远也干净不了。这让我想起这本书中“遗漏”的一个几近神奇的传说。
那是当年十三行所在的珠江岸边，有一位专门卖肉的赵姓“猪肉佬”。他用来剁肉的案板又厚又重，到底用了多少个年头，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反正记事起便有这个案板，而每日所卖出的钱，则仅够其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没想到有一天，“财”从天降，一位番鬼佬来到这位赵姓的猪肉佬案前，提出要花钱买他的案板。赵姓猪肉佬当时只是想，这不就是一大块厚点的木头案板么，卖了，换块新的也无妨，于是，便开了海口，出价50两银子，那时节，与番鬼佬打交道，都是用的银元。番鬼佬满口应承，立即回去把银子取来。他这么一爽快，猪肉佬便多了个心眼，称：“刚才不过是戏言而已，你真要买，当不是这个价。”
“多少？加倍，一百么？”
“不行。”
“那就两百。”
这么一口气加到500两银子，番鬼佬连眼都不眨一眨。
猪肉佬这下子更疑惑了，心想，如今这号案板，也不过百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值，可这位番鬼佬居然不惜重金以购之，只怕这案板是不世之宝，只是外人不识货罢了。为此，他还是拒绝了：再高价也不卖。
番鬼佬也只好走了，他们得趁季候风，乘商舶回国。
猪肉佬则自始视这个案板为无价之宝，不敢再轻易扛到街上去剁肉了，而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把上边的油腻也刮去了一层，收藏在了家中，还时刻提防着，怕被人偷走。
约摸一年后，那位鬼番佬又来到了十三行，再专门找到这位猪肉佬，一看台案换了，惊问：是否已有人高价买走？猪肉佬告诉他，这个案板已珍藏在家中一年了，就等他来。番鬼佬一听，便说，这案板已不值钱了。猪肉佬百思不得其解，要问个详细，鬼佬只说，案板中有一老蜈蚣，久饮猪血，已养出了一颗定风殊。这定风珠在海上可是无价之宝，能避风息浪，可现在这蜈蚣已一年无血可饮，早死了，定风珠也化了，案板自然没了价值，他也就不要了。
猪肉佬唯有跌足长叹。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却是没什么重要的。传说毕竟是传说。只是，历史也会演绎为神话，神话本身也是历史。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得知，当时十三行有多富，居然可用500两银子买个案板，但其内涵，却比这丰富得多。很多东西，此时有价，彼时无价，时过境迁，价值也同样发生变换。一如古董，无知者不懂整旧如旧，乱加“保护”，甚至粉刷一新，结果反成破坏，使至一钱不值了。
思想领域中的一切，当不尽一致。当年苏联的“集体农庄”的理念，曾被多少人捧为圭臬，可时至今日，苏联的解体又道与之有关，自是成了负价值。今天呢，美国梦也一度为不少人津津乐道，只是到最后又会怎样呢？价值观与历史观互相是不可以断然割裂开来的，正与负的价值每每躲不过历史的颠簸，我们当从猪肉佬身上明白点什么。
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必认为，正是商业文明，才带来自由、平等、民主与博爱。这一切，当是人类历史进程中许多综合因素造成的，而非仅由市场所决定。但中国仕农工商，商者为末的传统，毕竟拉了历史后腿有太长的时间，少不了来个纠枉过正。于是，今日，连各级官员都被称之为“老板”或“波士”，每每教我们这些十三行的后裔哑然失笑。这么叫，未必是个好兆头呢。十三行“老板”们的噩梦，莫非还得在他们身上重演？如今，因贪腐而获罪的这类“老板”当与日俱增。只是没了当日的籍没、抄家、充军、流放或鞭刑了！
不知后一代人，看这么一部“财大气粗”的《帝国海商》当有怎样的观感？他们会理解么——这却是多虑了，毕竟，还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文化背景，他们不会鲁钝到如书中洪任辉“闯关”一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不识时务，不谙世情。
记得马尔库塞说过：“通过感性媒介物体验到的东西是现在的东西，但是艺术若不把这个东西表现为过去的东西，就不能使它作为现在在场的东西表现出来。于是，艺术作品中称为形式的东西就产生了：它是回顾，是再现。这种模仿行为把现实转换为记忆。”
十三行的记忆，自不是后顾，而只是当下与前瞻，是当下的一个警示，这正是行文艰涩的一个原因，不得不说的话总是很难说的，而且也很难说清楚，知识分子本身也就是很难说清楚的一种，谁说得清自己。可我还是努力去说了。这当告慰先人，也告慰今天。也告慰我的邑人——毕竟父辈是南番顺即三邑人，这些年诸如《广府寻根》、《千年国门》等作品，当是写的这么一个族群：三邑是广府的中心地，三邑人就是最典型的广府人，无论学术，还是文学作品，真正关心这个族群的，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十三行正是产生在广府。
这又是一番不曾明白的话——我要说的是什么？有谁来告诉我呢？！
让历史来告诉好了，只是我已未必听到了。
其实，真正被称为“珠江”的，只是流近广州，直至人海口的一段。在那之前，则是西江、北江、东江，它们分别来自云南、湖南及江西的崇山峻岭，自带有莽原大川的豪气，急流直下，一泻千里，冲出偌大一个珠江三角洲，更拓开一个巨型的喇叭口——珠江两岸，即便是广州一线，在唐宋年间，都是彼此看不见的。珠江水量之大，在神州大地，仅次于浩浩长江。约100年前，有名的“乙卯大水”，使得整个珠江三角洲，差点又回到几万年前的古海湾情状，只余下孤零零露出水面的岛屿与礁石——这些，在平日，却有山峰之称，如顺峰山、锦屏山。在广州，珠江的北岸与南岸，也几乎都相互见不到了，唯有浩淼无垠的大水。北岸，更退到了当年达摩舍筏登岸的地方，那可是南北朝时期。珠江水，不羁的江水，狂傲的江水，年年岁岁，应和着顶托的南海大潮，让人类感受其掀天覆地的膂力。人称“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珠江更是“九天银汉手中挽”，气吞天地。难怪人称黄河人厚重、粗犷，而珠江人也一般大气、豪放，没有江南的阴柔、妩媚之弱不禁风。
然而，珠江不是黄河。珠江面对的是浩浩荡荡的南海，而非高山大岭的中原。珠江人的豪爽，分明又带有大海的长风的骀荡，还有扬帆千里的快畅……噢，要细细分说，恐非三五万字下不来，不妨引上几句林语堂的评述：他们是“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寥寥几句，活灵活现，不说惟妙惟肖，也八九不离十吧，况且，用文学语言表述，不刻板、不落套，这算是最为精彩的。
其实，这里的人，把凡有水的地方，都称之为“海”。连河堤，也都叫做“海皮”。海，成了他们文化的最深厚的底色，并自豪地认为自身就“有海国超迈之意量”。他们很阳光，个个都称得上“阳光少年”，甚至在世界上，都有这么一句话“太阳在粤人社会上永远不落”（The sun never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也称：“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试一观海，忽觉趋然万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这番联想，我是站在广州城头、白鹅潭畔生发出来的。只是，我何以从珠江，联想到了人？莫非，只因眼前风涛滚滚的白鹅潭？！
白鹅潭的得名，当是500年前，著名的黄萧养起义在此血战而来的。当年，义军数百、上千号战船，把个广州城围了个密密匝匝、水泄不通，吓得州府大人差点“尽忠”了。过去，人们习惯性地把这支义军称为农民起义部队，可一细究，却不是那么回事，毕竟，为首的黄萧养并非农民，是商轮上的雇工及小头目，而几百、上千条战船上的义军，也大都不是农民。他们是为生存而战，昏庸的帝国一声“禁海”，便断了几千年往返于大洋间商轮上的“讨海者”的活路，因此海商也就被迫起来反抗，于是海商也就成了海盗。“开则为商，禁则为盗”，海上的商业往来，开海则可正名，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一旦禁海，这便成了“走私”或别的什么罪行，于是商业也就成为盗了。这道理很简单，但那些冬瓜脑袋的朝廷命臣们却怎么也弄不清楚。
白鹅潭血战，黄萧养壮烈战死，却有一只白天鹅自天而降，把这位壮士驮上，直冲云霄，消失在渺渺云烟之中。也许，黄萧养身上，集中体现了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的品格？！所以，我才有开篇那番几近不着边际的联想？
却似乎不尽然。
因为，我想得更多的，是另5个群体。而我，则是作为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一员的后裔。只不过，年过半百，我方得知自己这样的身世。
历史被尘封，尚有情可原，战乱、灾荒，牒牍荡然无存。可一个人的身世，既然由上辈人一代一代的血脉延续下来，又怎可以被失落、被隐瞒呢？
只是我父亲一直到辞世，都守口如瓶，只字不提这一身世。他带去冥间的，还远不只身世一事，连我的家世，也就是他这一代人的事，也被他瞒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也只有我回到广州，回到老家顺德，见到宗祠所存、祖居所存的乾隆、嘉庆年间青花瓷——它们倒是真正尘封在祖居阁楼上的一个角落里，恐怕几十年没人打理过——方愕然地问起其之来历……
谁也不曾立马回答我。直到有一回上姑妈家，她才轻轻地、淡然地说了一句：“那是我们祖上在十三行经销的景德镇的青瓷。”
十三行？！十三行的中国行商？！
恐怕，这是中国近古历史上最尴尬的历史群落，以至于父辈们可以隐瞒整整一生一世，而不愿子孙们知晓……或许，这样一个历史群落，作为一个整体，也曾留下类似“达·芬奇密码”这样的训诫，不到时机，切切不可让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后人得知。
站立在白鹅潭畔，看白帆片片、波光粼粼、群鸥翩翩，这太祥和、太宁静的水面，仿佛是对今人的一种贿赂，教你不愿去追问昔日的滔天巨浪、血影刀光——无论是屈辱还是荣耀，是振奋还是哀恸……当年，潭面，当不知大过现在多少倍，往来的船只，也不知比现在多多少，一任它们来自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或者是绕道风急浪险的好望角，白鹅潭统统都能接纳，只要看过当年画家留下的一系列组画便一目了然。
……
这也是我最后下了决心，啃这枚历史苦果的唯一原因。毕竟，我的祖辈，处于十三行那种境地中，是那么孤立无援，虽然有人说他们“富可敌国”，说他们是18世纪乃至19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可他们却在片刻间倾家荡产，要么便被流放、下大狱，要么就只有选择自尽、投缳或吞鸦片，并留下无尽的骂名——在历史上，也同样一般孤立无援。当他们从史册中伸出一只那么孱弱、无助之手，想握住什么之际，你忍心拒绝么？
我想起了互联网上的一幅照片。
那是一个才被怀上4个来月的胎儿，被诊断患有先天性的脊髓病，由于父母的坚持，他没被流产掉，医生决定打开腹腔与子宫，给他做手术治疗。就在打开子宫之际，奇迹出现了，一只手，铅笔般的小手伸了出来，毅然决然地抓住了主刀医生的手，令所在在场医务人员为之惊诧！
那是生命的求援。几个月后，这孩子顺利出生了。
4个月的胎儿，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已经有了意识，可求援、求助，却是生命的本能，这是谁都无法拒绝的。
而十三行的故人们，他们更是已有过思想有过生命的，当他们从厚厚的历史故纸堆的重压下，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来，你能拒绝么？
历史也是有生命的，历史总是在申述什么，因为毕竟有着太多的未尽之言！
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知青，在炎帝陵近即流亡之际，由于前途茫茫、风刀霜剑四面相逼，曾写下一首上千行的长诗，诗的末尾是这么写的：“我从坟墓里伸出一只手不是道别而是招徕……”极端颓废、悲伤之下的绝望之语。后来，我还把它引用在一部长篇的后记之中。
而现在不是我自己的手，反过来，是我抓住了历史之手，要把这一部历史从坟墓中断然决然地拔出来……当然，我得下很大的力气。而我，最终仍选择文学这一形式，正在于其有可能道出的“未尽之言”，一如我在那篇评论中所说的：
就这样，文学也就重于历史，同样，也真于历史。因为它飞扬起的人类的历史精神，更真切，更无可颠扑。而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更远比被格式化的历史书中的人物要清晰得多、具体得多；这其间的历史事件，也同样较史书上的陈述要真切得多，可信得多。这究竟是不是历史学家的无奈与悲哀呢？
明、清二朝，广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地位凸显。
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为开拓国际贸易求新求变，独领风骚，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然而，他们一面是皇朝特许的垄断商人，可获高额利润，人称其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另一面，他们又深受封建专制与国外黑暗势力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备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多次大火，终于让他们在一片毁誉声中最后寂灭。而他们的后人，也不再有谁重操旧业。
重新认识这批民商的历史价值，破译他们的行为以及心理深层的“密码”，对今日的改革开放不无借鉴意义。为此，谭元亨编著的这本《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对这一段近古史，予以了“还原”……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广州口岸对外开放。在这一开放口岸有十三行商馆，虽然十三行商人身为官商，但也需交纳苛捐杂税，承担一切经济风险，还备受国内外有关势力的歧视。1822年及1843年发生了两场大火，这也直接导致了十三行的寂灭。由谭元亨编著的这本《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以历史报告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商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