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莫斯科--回忆我的学习岁月》旨在给王明仪的子女留下一份历史资料,供作者的亲友和与她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们共同缅怀和思考,也为其他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种个人的诠释。
由于作者从小到大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在少数有特殊感触之际,记下简略的感受。文中所述基本上是凭记忆和回忆的白描,不够详尽深入,时隔五六十年之久,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了真实反映当时的人与事,难免涉及一些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写的都是当时个人的接触与感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远非对该同学的全面评价(有的同学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发展与去向)。
《从上海到莫斯科--回忆我的学习岁月》是一名女科研工作者王明仪的青春回忆录。作者以真诚、纪实和简练的笔触,描绘了1936—1960年在土海诞生与家庭变敌,上小学、初中、高中,到俄专留苏预备部和留苏五年的学习生涯。从中反映了她丰富多彩的学习经历,上海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和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它是历史蜕变汹涌大潮中一朵反映个体侧面的小浪花。书中插入的85帧照片都是私人相册中的历史老照片。
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名叫钱梅卿(1887—1978),是一个缠过脚的小脚老太太,她略通文墨,能看书报,但不会写。她身世坎坷,但从不跟我们讲以前的事情。后来才逐渐了解,她出身地主家庭,嫁了个从小订亲的纨绔子弟,但外婆的丈夫不久染病身亡。于是她随父母来到上海,她的父母在上海开一家南货店。后来她嫁给长她十余岁的外公作续弦,生下了我的母亲,小名芙蓉。
我的外公名叫魏友模(?一1945),字拜云,浙江慈溪人,他前妻所生的子女,均已成家立业。外公曾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尤工楷书。他常参加一种叫“点主”的活动。我当时不知道“点主”是什么意思,只听说参加者有前清的进士、举人和秀才等。后来才了解,原来那是一种旧时葬礼的组成部分,对亡故不久的先人的一种悼念仪式。人死后,立一木牌,上写×××之神王,于出殡之前请有名望者(比如进士)用朱笔在“王”字上加点,成为“主”字,称为“题主”,亦称“点主”。我外公事先写好“点主”时要用的挽幅,他在用红线打好格子的宣纸上,写一种端正华美的中楷楷书,那时我年仅六七岁,不识几个字,不懂挽幅的内容。我在旁替他磨墨,看他写字。他写过店名匾额,也写过扇面小楷。他还给我和弟弟各写了一本习字帖,我保留至今。他曾是四明银行的职员,1944年不幸患肝病,卧床不起,1945年病逝。
我的外婆是个精明能干、有现代意识的人。她自幼受过江南地主家庭对女孩的家政训练,习过女红,有较高的刺绣水平,她少女时绣的一件作品——嵌线的莲荷金鱼图,至今仍挂在我女儿在斯德哥尔摩家中的客厅里。她会缝衣(裁剪简单的内衣内裤)做鞋,我和弟弟穿的布鞋鞋面都是她(我是她的助手)做的,鞋底是用汽车废旧轮胎切割制成的车胎底,再拿到弄堂口的鞋摊,请鞋匠师傅上帮。她有较高的烹调技术,会做精细加工的浙江菜肴。即使在外祖父逝世后渐趋贫困的生活里,虽无大鱼大肉,但小鱼小虾和蔬菜她都烧得有滋有味,我们姐弟二人营养不差,从未挨过饿。
说她有现代意识,一是她能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曾经请律师打过官司。那是1947年的夏天,我家居所的楼下(一楼和部分二楼)改为餐馆,名为致美楼。店主为扩大营业面积,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上搭出二楼,新店开张,有一客户在此举办婚礼。我和弟弟去看热闹。那是一场中式婚礼,靠墙的桌上放置一对点着红烛的烛台,桌面上有一块大玻璃板。新郎新娘穿着中式礼服。正当他们按着司仪的口令,行参拜天地之礼时,想不到祸从天降,由于此楼面系偷工减料建筑,人多聚众,楼面突然坍塌。刹那间我们从二楼跌到一楼,一时大哭小号,现场乱成一团。新郎新娘顿时衣衫凌乱,成惊弓之鸟,喜事变成了悲剧。惊魂甫定,发现我弟弟一条腿小腿肌肉(还有神经)被破碎的玻璃板割破,血流不止;另一条腿大腿骨折。弟弟被急送至白克路同济医院治疗,是受伤者中伤情最重的一个。我只受了些轻伤,包扎后回家。
我弟弟住同济医院数月。1947年10月13日,我奉外婆之命,给弟弟送蹄筋汤,我拎着一只搪瓷饭盒桶,走到同济医院的门口,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那里,围着不少人议论纷纷,说“筱丹桂自杀了!”“筱丹桂服毒自杀了!”,我过去一看,筱丹桂人已送急救室。第二天这一新闻成了各报的头条。筱丹桂是上海的越剧名伶,她的死震惊了上海的越剧界和广大的越剧迷,迫害她致死的恶霸流氓张春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处决。
我弟弟住的是儿科大病房,病房里有五六张病床,有的孩子躺着,有的孩子在玩耍。他一条腿打着石膏,被高高悬起,另一条则包着纱布。他的主治医生是个中年医生,对孩子和蔼可亲,治疗尽心尽责。经过几个月的住院治疗,他的腿被治愈了,后来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中学时他酷爱打篮球,后又学会了游泳,青年时在武汉还横渡长江得过纪念奖章呢!
住院数月医疗费不菲,都是从亲戚处借来的。我外婆请邻近的律师帮助诉讼,经过律师调停,获得医疗费赔偿。
我外婆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庭,千方百计地省吃俭用,仍不免备受柴米不继之苦,家用无着之愁。不得不靠变卖衣物以维持生计。记得1950年的一天,外婆把一只母亲的结婚戒指交给我和弟弟,叫我们带着户口本,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兑现。当时只有中国银行收购金银饰品,仅以金属的重量计价。一只铂金戒指不值多少钱,记得兑回来的钱给我和弟弟每人买了一双球鞋,剩下的作了数日菜金。直到我去俄专学习,外婆才拿出母亲生前的手表和皮衣等物给我。
另外,外婆不是那种为了下一代可以牺牲一切的献身型家庭妇女,而是很有个人独立意识的人。也许是经历得多了,一生二嫁,独生女早亡,女婿的困顿……她心肠比较硬,我从没见她流过泪。
因为从小丧母,我连母亲的长相也毫无印象,看着她的照片如同陌生人,遑论享受母爱。我的家庭是个不完整的家庭。母爱缺失、少有亲情和亲戚朋友之间的交往,对我性格的形成带来负面影响:一是使我性格内向孤僻和胆怯;二是使我不懂人情世故,显得单纯无知和幼稚。但另一方面,生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家中对待我和弟弟没有明显的男尊女卑思想,无论在受教育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相当平等地对待。我学习上很少受到管束,得以自由自在地发展……
P6-8
2009年3月,我校(原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校友会召集人——我的老同学余平赠给我一本《岁月无痕》(单刚、王英辉著);2010年6月,她又赠我一本《留苏岁月》(邓守强著)。读了这两本书,勾起了我对留苏岁月的回忆。2012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和漫长的冬季,我因病无法外出,蜗居在家,萌生了写回忆录的念头。最初写出“回忆我的小学”一节,后来陆续写了回忆我的中学、俄专、大学和我的家庭等部分,记录了我的小学、中学、大学各六年,总共18年的学习生涯。从中反映出一个出生于上海平民家庭的女孩,从20世纪30年代中到60年代初的成长经历、时代风貌和社会背景。它是组成历史大画卷中的个体自绘素描,汹涌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本书旨在给我的子女留下一份历史资料,供我的亲友和与我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们共同缅怀和思考,也为其他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种个人的诠释。
由于我从小到大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在少数有特殊感触之际,记下简略的感受。文中所述基本上是凭记忆和回忆的白描,不够详尽深入,时隔五六十年之久,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了真实反映当时的人与事,难免涉及一些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写的都是当时个人的接触与感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远非对该同学的全面评价(有的同学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发展与去向)。如果对他们的描述和评价有误解、不实或失敬之处,敬请原谅,欢迎批评指正,也恳请知情者不吝指教。
为了增加文字描述的生动性与现场感,并辅以丰富的视觉效果,我选择了一些老照片和留苏期间的多幅照片。留苏照片均系同学自己拍摄,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相机质量和同学的摄影水平,部分照片不够清晰;集体照居多,个人照很少。这些相片中摄入了我的一些老同学或同行人,并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也请谅解。 留苏五年中涉及的地名与史实,均采用当时的称谓。省略前苏联的“前”字。比如母校“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现改为“莫斯科国立管理大学”,“全苏农展馆”现改为“全俄展览中心”,“斯大林格勒”现改为“伏尔加格勒”等均采用旧称。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同学赵叔庸,她帮助我回忆起了留苏时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往事,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还要感谢人民交通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
2013年7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