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儒勒·凡尔纳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没有未来主义色彩的作品,小说中几乎找不到科幻元素。作家的灵感依然来源于19世纪鲜活的现实:1869至1870年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竣工、苏伊士运河开航、穿越印度次大陆的铁路贯通,探险时代开始向全球旅游时代过渡,旅行不再是探险家所致力的英勇事业,而环游世界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新兴的交通工具甚至向普通人敞开了这一可能性:坐下来,制订一个周密的旅行计划,买票,上车,下车,换乘,似乎便可轻松地周游世界。小说主人公菲利斯·福克先生正是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的普通人。
《八十天环游地球》充分展示了儒勒·凡尔纳讲故事的技巧。在环球旅行这条主线外,作家还巧妙地穿插了另外两条副线:一条围绕苏格兰广场警探菲克斯展开,菲克斯认定福克先生是抢劫英国国家银行巨款的作案人,一路上尾随主仆两人,千方百计阻挠两人的行程;另一条副线就是主人公与印度女子奥达的浪漫传奇了,福克先生冒险从印度寡妇殉夫仪式上救下奥达,也成就了自己浪漫的爱情。两条副线的穿插为故事平添了跌宕起伏的情致。再者,小说中展现的异域风情也是吸引读者的地方,尤其对欧洲读者来说,域外的旖旎风光、印度的寡妇殉节仪式、佛塔、鸦片、美国的印第安土著等诸多元素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颇能满足当时欧洲人对异域,尤其是东方的猎奇心理。尽管有评论者认为,凡尔纳不擅长人物刻画,笔下的人物缺乏心理深度,多少显得千篇一律。但在《八十天环游地球》里,作家对人物的塑造还是相当成功的,几个主要人物个性鲜明,有呼之欲出之感。福克先生不乏英国绅士的典型风度和做派,他刻板、守时、讲求精确、按部就班,然而,又往往出入意料。路路通是个有些滑稽的法国人,他笨拙、草率、大大咧咧,与追求完美的福克先生相映成趣,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至凡尔纳辞世时,《八十天环游地球》已成为他销量最高的作品,之后,小说被几度改编为剧本和电影,这足以见证其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菲利斯·福克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仅此而已。
或许有人会觉得惊讶,这样一位神秘的绅士居然会加入这个如此声名显赫的协会。原来,他是通过巴林兄弟的引荐才得以入会,福克先生在他们的银行里有个能无限透支的户头。由于他总是保留银行的账户,支票也总能立即兑现,因此有了一些“面子”。
菲利斯·福克富有吗?那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如何发迹的,这恐怕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上来。想要找到答案,只能去问福克先生本人了。总之,他的作风既不奢侈,也不吝啬。无论何时,只要是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或是做其他善事,他都会悄悄地捐钱,甚至不留姓名。
总而言之,没有谁比他更难交流和相处的了。他沉默寡言、惜字如金,正因为如此,似乎显得更神秘莫测。然而,他的生活一成不变,每天总是做着同样的事,精确无误,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想要一探究竟。
他旅行过吗?有这个可能,因为没人能像他那样精通世界地理。无论是多么偏远的地方,他似乎都了如指掌。有时候,俱乐部里流传着的关于迷路或失踪旅人的流言蜚语,他三言两语就能简单明了地澄清。他常会把最有可能的结果描述出来,就好像他有一双千里眼似的,而事实到最后也往往正如他所言。这个人大概是什么地方都去过,即使没有,至少也在想象中畅游过各地。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福克先生这些年来都不曾离开过伦敦。那些有幸比一般人对福克先生多了解一点儿的人证实,除了在每天从家里到俱乐部两点一线的路上,谁都说不出曾在另外的地方看到过他。他仅有的消遣就是看报纸和打惠斯特牌。这种安静的游戏倒是完全适合他的天性,所以他常常赢钱。不过,他赢来的钱从来不装进自己的钱包,而是列入善款,成为捐赠基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必须提到的一点是,福克先生打牌纯粹只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赢钱。惠斯特牌对他而言是一种挑战,是和困难做斗争,只不过这无须运动,用不着来回奔波,不会疲乏,这简直太合他的胃口了。
众所周知,菲利斯·福克无妻室无子女,这种情况发生在老实人的身上也是有可能的;可他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就比较少见了。菲利斯·福克独自住在萨维尔·罗大街上的家里,没人去拜访过他,也没人知道里面的情况如何,只有一个仆人伺候他所有的饮食起居。他总是在同一时间到俱乐部吃午饭和晚饭,分秒不差,在固定的房间,坐固定的位置。他从不邀请同僚,也不和别人拼一张桌子。
他从来不住俱乐部为会员安排的那些舒适房间,而总是在半夜12点回家,直接上床睡觉。他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有十个小时在家度过,要么睡觉,要么为了准备外出梳洗打扮。如果要散步,也是一成不变的,在入口镶着细木地板的门厅处踱着方步,要不就是在回廊中走来走去。回廊的穹顶嵌着蓝光玻璃,用二十根红云斑岩做成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子支撑着。如果他要用餐,就会有人把俱乐部的厨房、备膳房、食品贮藏室、供应新鲜鱼肉和乳制品贮藏室里的美味佳肴送到他的餐桌上。俱乐部里同样也有仆人伺候他,他们神情庄重,身披礼服,脚蹬软底鞋,给他铺的是萨克森的桌布,用的是特制的陶瓷餐具,喝的是雪梨酒、波尔多葡萄酒或是掺和了香蕨、桂皮和肉桂的红葡萄酒;酒杯是俱乐部的水晶杯,这些杯子的模子已经失传。这冰镇的酒温度适宜,清凉爽口,俱乐部的这些冰块都是花费巨资从北美五大湖买来的。
要是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还算是个怪人,那不得不承认,这种怪法倒也不错!
萨维尔·罗街上的房子,尽管算不上是富丽堂皇,可它的舒适度却是尽人皆知的。由于主人的生活习惯一成不变,要干的活儿一点儿也不麻烦。不过,菲利斯·福克要求他唯一的仆人要格外地准时,值得信赖。就在10月2日这天,菲利斯·福克辞退了詹姆斯·福斯特:这小伙子犯了错,送来的剃须水是华氏八十四度,而不是规定的八十六度。福克先生此时正等着前来接替他的人,说是应该在1l点到11点30分之间到。
菲利斯·福克正襟危坐在扶椅上,双脚并拢,像个受检阅的士兵一样,双手稳稳地放在膝盖上,昂首挺胸。他盯着挂钟上走着的指针:挂钟结构复杂,能显示年月日、时分秒。照福克先生平时的习惯,11点30分敲响时,他就应该离开家,前往改良俱乐部。
就在福克先生等着的时候,晨间起居室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那个被解雇了的仆人詹姆斯·福斯特走了进来。
“新仆人来了。”他说。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走上前来,鞠了一躬。
“你是法国人,叫约翰?”P2-4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著名作家,与威尔斯(H·G·wells)一起并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他留给后世65部科幻小说、20余篇短篇故事和散文作品、30部戏剧以及一些通俗地理读物。据联合国翻译索引数据库统计,他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五大名家之一。
凡尔纳生于法国西部的海港南特,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凡尔纳子承父业,但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11岁时,他买到一个见习水手的职位,背着家人登上一艘开往印度的远洋轮,准备开始梦寐以求的冒险生涯,但被父亲及时赶上带回了家。为此,他受到严厉责骂,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我只在幻想中旅行。”也许正是这一经历,凡尔纳终其一生以驰骋的想象力跨洋越海、入地心、游海底、访太空,编织了无数突显科技伟力的非凡之旅。中学毕业后,凡尔纳遵循了父亲的愿望,开始学习法律,但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文学。1848年,凡尔纳来到巴黎,开始出入文艺圈,与小仲马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开始大量阅读。在大仲马和雨果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诗歌和戏剧创作,但几部早期剧作没有获得上演机会。与此同时,他继续攻读法律,1850年获得律师资格,但最终违背父命,留在了巴黎,把文学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同年,由于大仲马的提携,诗体独幕喜剧《折断的麦秆》在历史剧院上演。1851年凡尔纳被聘为抒情剧院的秘书,次年开始在刊物《家庭博物馆》上发表作品,其中《墨西哥海军的第一批船舰》和《乘气球旅行》两个故事初步预示了作家“奇异的旅行”系列之写作方向:引入入胜的旅行探险故事与丰富的科学地理知识的完美结合。1856年,凡尔纳到法国北部城市亚眠参加友人的婚礼,邂逅了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漂亮寡妇,并与之一见钟情,很快成婚,婚后在巴黎交易所谋得一个职位。1861年,他唯一的孩子米歇尔诞生,同年,他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1862年秋天,他将手稿交给知名编辑兼出版商埃泽尔(PierreJulesHetzel),后者慧眼独具,与之签约,随后又聘用他为新创刊的《教育与娱乐杂志》的固定撰稿人,他们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气球上的五星期》是“奇异的旅行”系列的第一部,出版后大获成功,讲述的是费格森博士及其伙伴乘热气球穿越非洲的探险故事。作品把机械、地理和非洲探险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同时也正式标志着作家开始运用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即一种把科学知识纳入小说体裁,集幻想与事实、冒险与科技为一体的小说形式——他称之为“科幻小说”。1864年3月,埃泽尔在《教育与娱乐杂志》的创刊号上开始分期连载《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之后的四十年间,凡尔纳以惊人的速度陆续推出了“奇异的旅行”系列、短篇故事集和其他一些非虚构类作品。作为一个高产作家,凡尔纳最经典的作品当属“奇异的旅行”系列中的《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八十天环游地球》《机器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等。
在1866年出版的《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一书的前言中,凡尔纳写道:“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作品,整体包括作者提出的计划,其作品的副题是“在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旅行”。作者的目的在于总结现代科学累积的一切地理、地质、物理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以其特有的引入入胜和美丽的形式,再现宇宙的历史。”这一声明完美地概括了作家的创作旨意。凡尔纳所处的时代,文学家们似乎都在找寻出路,尝试把其他领域的知识融进文学,以求标新立异,拓宽写作的空间。比如,大仲马把历史学融进文学,而巴尔扎克则把社会伦理学融进文学。凡尔纳发现,只剩下地理学还没有被开发。凡尔纳所处的19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业已结束,15世纪至17世纪的两百年间,欧洲人陆续发现了美洲、澳洲、北亚、北美,征服了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开辟出北方新航路。然而,欧洲的航海和探险活动依然在持续,有关探险和地理发现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比如,英国人约翰·富兰克林的北极探险、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爵士和利文斯顿深入亚洲和非洲腹地的探险之旅等。此外,探险家雅克·阿拉戈的《环球旅行》和爱·伦坡的《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也都直接激发了他对遥远的未知世界的浪漫想象,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19世纪也是科学技术大发展和变革的时代,铁道线延伸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电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蒸汽机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流动能力。同时,科学的发现和科技的奇迹赋予时代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科技被视为社会不断进步的推动力,进步观念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凡尔纳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对大仲马说,希望自己像大仲马写《基督山伯爵》时研究历史那样研究科学和地理。凡尔纳并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背景,他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广泛的阅读经验。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和亚眠的工业协会图书馆里,他孜孜不倦地浏览科学期刊和科学报告,密切关注新的科学发现和科技成果。英国天文学家赫舍尔、法国天文学家阿拉戈、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法国地理学家勒克吕等人的著述都是他反复阅读的对象。他的知识也来源于他与同时代科学家、航海家和探险者的交往,比如,从摄影家和飞行爱好者纳达尔那里,他了解到热气球导航系统方面的知识。为获得最新的科学成就,他同时加入了40余个科学协会,与当时许多学术大师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可以说,凡尔纳是一位擅长发掘和利用科学素材的天才。
1867年,凡尔纳买了一艘由渔船改装的小艇,命名为“圣·米歇尔”,后来随经济状况的改善,他拥有了更好的游艇。游艇是他的另一个工作室,是他获取旅行体验的工具。乘着游艇,他曾横渡英吉利海峡,游历过塞纳河和地中海,但他所做的大都是一些短途旅行,最远不过是搭乘“大东”号轮船去美国旅行。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奇异的旅行”系列却引领读者走向遥远的、神奇的世界。从冰雪覆盖的南极、北极、阿拉斯加,到异域风情的印度、南太平洋群岛,再到非洲腹地、俄罗斯大草原,从地心深处到神秘的海底世界,再从地球到月球、到外太空,旅行的地理疆界被无限突破,漫游的空间几乎等同于想象力驰骋的空间。主人公似乎能随心所欲地出现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或者干脆摆脱地心引力,游历未知的太空世界。然而,这些旅行又不是奇幻的,他的小说读起来更像是19世纪科学和自然发现的想象性的再现与拓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现实主义风格的细节描写,作家关于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地理气候特征的描写大都取自新闻报道和其他材料;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看似非凡的旅行都是凭借科技之力实现的,淋漓尽致地折射出一个时代对于机器、技术和科技发明的迷恋。有评论家说,凡尔纳的小说几乎成了“科技成果的大展览”,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机器,如热气球、火车、机动车、飞行器、潜水艇、可视电话等等。尽管有些发明不无未来主义色彩,但大都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比如,1800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就曾研制过“鹦鹉螺号”蒸汽潜水艇,因此凡尔纳将《海底两万里》中的潜水艇同样命名为“鹦鹉螺号”就不是偶然的了。对于他书中提到的五花八门的机械,凡尔纳甚至不厌其烦地罗列详尽的数据,从大小尺寸到工作原理和程序,都有一整套详尽的数据支持。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更像是科普读物。当然,不能完全否定他前瞻性的眼光,他最出色的预言当属《从地球到月球》里关于登月旅程的描述了。登月舱被描述为一种可以被发射出去的“大弹头”,发射过程与美国阿波罗号颇为相似,而且小说中登月舱的发射地点定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与今天美国宇航中心卡纳维拉尔角相距不远,这样的巧合的确令人称奇。另外,尘封多年的《20世纪的巴黎》面世后,人们也惊异地发现,凡尔纳其实相当准确地预言了20世纪的都市生活与现代文明所创造的种种便利。
从根本上说,凡尔纳是一位时代之子,他热切地注视着他那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勤奋地记录着不断涌现的自然发现、科学成果和科技发明,把它们运用到小说里,用想象力为之增辉,展现科学那种强有力的,却是惊心动魄的诗意。他的作品大都洋溢着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传达着这样一个光明的信念:文明能够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向善的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科技与人性携手,人类将最终实现构建理想社会的梦想。这一理念体现了乌托邦文学传统的影响,只是在他这里,更具体地表现为一种技术乌托邦。但不容忽视的是,凡尔纳对科学、人性和文明一直心存质疑,这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尤其是埃泽尔死后出版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里,不得不提到埃泽尔对他的影响。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和出版商,埃泽尔有着敏锐的历史意识,知道如何迎合他所针对的读者群,即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了解这个群体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望,懂得如何在特定历史境况下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埃泽尔编辑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凡尔纳作品中悲观和怀疑的论调,包括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因素,比如,埃泽尔曾说服作家将《海底两万里》里的尼摩船长改写为印度王子,而非最初构思的波兰人,以免激怒当时的俄国读者。正是因为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埃泽尔拒绝出版凡尔纳的第二部稿件《20世纪的巴黎》,建议他等20年再出版,以免影响作家当时的声名。于是,凡尔纳将之锁进保险箱,结果这一锁就是一个多世纪,直到被他的曾孙发现才于1994年重见天日。凡尔纳的悲观主义实际上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20世纪的巴黎》《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和《伊斯兰公主的百万财产》等都流露出作家对人性的质疑,对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忧思。凡尔纳认为,技术的力量同样能滋生腐败,科学知识被邪恶的人掌握时,它也会变成一种邪恶。而且,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作家的乌托邦思想中又交织着反乌托邦主义的洞见,这赋予了他的作品更为深刻的意蕴。就这点来说,凡尔纳的确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对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的弊病不无启发意义。
《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凡尔纳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没有未来主义色彩的作品,小说中几乎找不到科幻元素。作家的灵感依然来源于19世纪鲜活的现实:1869至1870年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竣工、苏伊士运河开航、穿越印度次大陆的铁路贯通,探险时代开始向全球旅游时代过渡,旅行不再是探险家所致力的英勇事业,而环游世界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新兴的交通工具甚至向普通人敞开了这一可能性:坐下来,制订一个周密的旅行计划,买票,上车,下车,换乘,似乎便可轻松地周游世界。小说主人公菲利斯·福克先生正是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的普通人。福克先生的环球之旅起因于他在俱乐部和朋友们打赌,他以两万英镑赌他能够在80天内环绕地球一周。他相信自己精确、周密的计划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当时的交通保障。于是,在仆人路路通的陪伴下,福克先生气定神闲地于1872年lO月2日晚上8点45分启程了。一路上,主仆二人争分夺秒,从一站赶往另一站,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火车、轮船、马车、游艇、商船、雪橇、大象,从最先进的到最原始的。一路上,他们克服种种障碍,经历人为的、自然的、纯粹的意外事件以及英雄救美式的艳遇,从欧洲出发,过苏伊士运河,经孟买、加尔各答、香港、上海、横滨,至旧金山、纽约,最终如期回到伦敦。大结局之前,凡尔纳还不忘再制造一点峰回路转的惊喜,因为被菲克斯扣押耽搁了时间,福克先生就误以为自己输掉了赌局。紧要关头,路路通发现国际日期变更线给他们赢得了额外的一天。伦敦时间,12月21日星期六晚上8点45分,福克先生神情自若地站在了俱乐部的门前。他不仅赢了赌局,而且赢得美人归,正如最后一章标题所说的:事实证明,菲利斯·福克的环球旅行没赚到一分钱,但他赢得了幸福。
《八十天环游地球》充分展示了凡尔纳讲故事的技巧。在环球旅行这条主线外,作家还巧妙地穿插了另外两条副线:一条围绕苏格兰广场警探菲克斯展开,菲克斯认定福克先生是抢劫英国国家银行巨款的作案人,一路上尾随主仆两人,千方百计阻挠两人的行程;另一条副线就是主人公与印度女子奥达的浪漫传奇了,福克先生冒险从印度寡妇殉夫仪式上救下奥达,也成就了自己浪漫的爱情。两条副线的穿插为故事平添了跌宕起伏的情致。再者,小说中展现的异域风情也是吸引读者的地方,尤其对欧洲读者来说,域外的旖旎风光、印度的寡妇殉节仪式、佛塔、鸦片、美国的印第安土著等诸多元素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颇能满足当时欧洲人对异域,尤其是东方的猎奇心理。尽管有评论者认为,凡尔纳不擅长人物刻画,笔下的人物缺乏心理深度,多少显得千篇一律。但在《八十天环游地球》里,作家对人物的塑造还是相当成功的,几个主要人物个性鲜明,有呼之欲出之感。福克先生不乏英国绅士的典型风度和做派,他刻板、守时、讲求精确、按部就班,然而,又往往出人意料。路路通是个有些滑稽的法国人,他笨拙、草率、大大咧咧,与追求完美的福克先生相映成趣,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至凡尔纳辞世时,《八十天环游地球》已成为他销量最高的作品,之后,小说被几度改编为剧本和电影,这足以见证其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1870年,凡尔纳荣获法国誉军团骑士勋章,次年定居法国的亚眠。在1886年间,他遭遇了一次枪击事件,腿部致残。1888年,他被推选为市议会的议员,在忙于政务的同时,也一直专注于创作。1905年3月在亚眠的寓所辞世前,他又完成几十部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一旦不工作,就感觉不到自己还在生活”;“我的一生是饱满的,没有烦恼的余地,我的全部要求大概也就是如此”。的确,凡尔纳的一生是丰富而圆满的,他以卓越的学识、不羁的想象力与勤勉的写作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声誉,也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甚至于后世的读者。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搬上舞台和荧幕,历经一个多世纪,依然激励着人们对科学的热情,唤起人们对遥远的未知世界的想象。然而,他又是深邃的,引人深思的,因为他敢于直视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这个神话之外的灰暗地带。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教授
尚晓进博士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