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先生是蜚声海外的著名学者，其日记展示了他的生活习惯、性情、治学方法，真实细腻地记录了其生活工作实况，让人得以亲炙其为人治学之修养！

赵易林整理的《赵景深日记》记载了赵景深先生与严北溟、刘大杰、谢国桢、谭正璧、陈汝衡、谭其骧、郑逸梅、任中敏、钱南扬、胡士莹、关德栋、张允和、戈宝权、陈伯吹等名人的交往细节，或切磋学问，或闲话家常，有学问的散金碎玉，也有珍贵的文史鳞爪，深具价值。

文笔简净自然，读来如沐春风。

赵易林整理的《赵景深日记》为赵景深先生1976—1978年日记，记录了他晚年的居家生活与学术工作。每日以三五百字的篇幅，将生活习惯及读书、通信、会友事一一记下，简洁而详备，保存了大量史料。从中可以看到他如何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注，如何与严北溟、刘大杰、谢国桢、谭正璧、陈汝衡、谭其骧、郑逸梅、任中敏、钱南扬、胡士莹、关德栋、张允和等友人交流书刊、切磋学问，如何指导研习古典文学的弟子问学，如何整理家中三万册藏书，对《忠义璇图》、《中国文学简史》、《评弹旧文钞》等名著新稿如何作评，以及“四人帮”覆灭、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等国家大事对他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影响。《赵景深日记》点滴细节，还原了一位杰出学者的一段人生，其和蔼温煦的性情与执信有恒的治学态度亦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一九七六年六月

一九七六年七月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一九七六年九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一九七七年一月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九七七年三月

一九七七年四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一九七八年一月

一九七八年二月

一九七八年三月

一九七八年四月

一九七八年五月

赵景深年谱简编

一日今天下午三时又量了两次体温，是36．4度、36．7度。三时验小便，因睡了一觉，只有半个加号，街道医院验出是阴性。可见尿糖不可靠，血糖由曙光医院验出，是二百二十毫克，比一个多月前的一百五十八毫克又增了六十二毫克。由于牙痛，强支持着身体，写回信给陆树□，说明我只有中央书局本《金瓶梅》；又写信给徐重庆，托买甲鱼和鸭子。我把徐重庆和杨冠珊的信都订了起来。宗培伤风，高温38度多，打针后退降二分①。她可能不是病毒性伤风。洗脓血由超林来做。易林订了《香艳丛书》部分脱线。金仲英来打ATP。

二日今天体温，下午三时又升到三分，是36．5度、36．6度、36．1度。上午家淼、宗茝约往曙光医院薛懿珍处诊病，她开了五帖药方，并给药线，告诉斜插一线的方法。今天大便两次，一次拉得少，但有自己用力之处，拉来较干；另一次就是薄屎，自己无力拉下，已是近十二点了。我写信给李宗为，告诉他宗培的病情。上午沈龙法来访，交给我陆树□还来的四十元、药费约廿二元、饭贴二元，我借给他《永庆升平》和《续小五义》。晚间易林来工作，奚凤偕韶华买来日光灯。超林三次揩脓热敷，并到曙光医院。

三日今天体温，下午是二分，即37．3度、37，7度、37．3度(口腔)。晨吃油饼。大便二次，都不多。写信给朱建明，托购书；又写信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组，说明自己未能代查《红楼》论文目。下午三时吕贞自、金云峰还来晚清小说二种，还想借《西游》、《说岳》，均已借出。薛炎文来问讲史中的一些历史小说，我告诉他，小说署名，每多假托，什么徐文长、李卓吾、尺蠖斋(陈继儒)、钟惺之类，大多靠不住，唯剑啸阁是真的。宗培寒热已退清。超林、易林工作都很努力。

四日今天体温，下午竟升到六分，又打破了五分以下的纪录，是36．4度、37．1度、36．3度。伤处疼痛，一触即痛。急得希同嘱超林去通知宗苣，准备明晨陪去就诊。晚问闵漱石来，说，即使八分也无妨，不要去管它。晨写信给潘旭澜、吕贞白和周长法。躺在床上看《学习鲁迅》(鲁迅纪念馆)。易林编三楼亭子间中国旧小说书目。宗培已渐痊愈。外公来还书。金仲英来打ATP针。她说，今后拟五天打一次，下次是九日来。

五日今天体温仍旧升高六分，是36．9度、37．1度、36．6度。晨大便后往曙光医院，阎兄、家淼、宗茝、希同、超林均往，经薛懿珍检视，挤出了一些脓，嘱验尿糖，并开卡那霉素(仅小儿科能取得，未取到)。研究生沈龙法来，借书给他，包括《梅花孽》。下午三时后又大便，两次均不多。于尔辛、王正功相继来，均开药方，以致我未能及时换药去脓。希同嘱宗培配眼镜脚，并两次替我换药去脓。晚间赵佳伦来，我告诉他：薛懿珍是杜石青的亲戚，柏连松是顾伯华和顾小岩一派的学生，无须改请别人。

六日(星期①)今天体温，下午三时已由六分降到四分。晨大便时，朱建明送《出版通讯》等书来，由焕文接待。写回信给李宗有，并写信给朱建明，表示谢意。今天熬住，只大便一次，睡眠时较多。宗培又有两分寒热，下午三时后没有换药，直到七时半，宗培退了寒热，方来挤脓。易林修补外公看破的三本书，并校对我编的三楼亭子间廿四史上的中国古小说。希同嘱焕文借《中国人名大辞典》给奚凤的丈夫，他是在这辞典上查他祖先在清代的事情的。我还以为他搞“评法批儒”而找人物呢！

七日今天到曙光医院去，下午三时体温又升高到六分。这次柏连松医生没有开中药，说是星期五要划一刀，把口子开得大一些，以便脓血流出。希望能够不痛，并望能过一个短时期再去诊病。他开了药水和广西角粉，都是吞服的。殷家骅两次来访，希同嘱他能与柏连松联系一次，他也许去看望一次柏连松。晚间奚凤和韶华还来《中国人名大辞典》，并允试购金华火腿。宗培寒热又高到38度三分，超林陪她去打了柴胡针。超林、迎明去看康南演出，希同替我去脓。希同做得还不坏。

八日今天下午三时体温退到二分，验小便草绿色，只有半个加号。大便试着在极短时间内拉两次，以节省换药的劳力。

P1-4

读先父日记（代序）

赵易林

先父赵景深(1902—1985)生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学会会长、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不愧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六十年，撰写了有关戏曲、小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几百万字的著作逾百四十卷予以出版，在创作与翻译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社会确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父亲过去是不记日记的。在他的遗著《我与文坛》二百三十三页倒数第四行写道：“我写日记还是‘文革’以后开始的。”因为那时红卫兵小将“勒令”他每日交出思想汇报，才有了记日记的习惯。

我手头存留了先父两年间的日记，那是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全部。同其他名人日记一样，也给了我珍贵的启示。

先父日记在形式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用的是三十六开、每本一百页的工作手册，每页分上下两栏，每栏记下当天的日记，总在二百字左右。但每天有重点，择要而记，字数控制得恰到好处，却自谦为“削足适履”。这说明他做事拘谨而认真，从不马虎。因此，翻开他的每一本日记，首先给人的就是整齐、美观的感觉。字迹的涓细，犹其余事。

在内容上，先父的日记十分丰富多彩，不仅仅是每天工作的记录，读来并不枯燥，虽然不属文学作品，但作为文学史料来看，颇有研究价值。日记终究不乏心声的流露，从中可以看出人的作为，故而从先父的日记中当能看出他的崇高人格。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先父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他一向只考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和文友。即使在病中，他也会“强支持着身体”写回信给向他求教的门生， 并为他们寻找参考书籍。他藏书丰富，有三万册之多，但从不吝于借出。在外地的，还为之挂号邮寄。有不少素不相识的求教者初次登门，他亦来者不拒，尽己所能为之解答，直到对方满意地离去。日记中常常提及自己阅读的书名或文章篇名， 说明先父勤奋好学，年逾古稀，求知尚且不懈，岂不令我们这些懒于阅读的青年一辈愧煞！的确，先父自幼就爱读书，即使再忙，也会见缝插针地找文字来读。因此他积累知识非常迅速，又能跟上形势（例如一九七六年的研究鲁迅热），用到时便可应付裕如。

当然，他很爱书。日记中几处提到要我修补破损的图书。经先父指导，我得以练出一般不易学到的“门槛”，把书修补得几乎同新的一样。有时换过封面要在书脊上写字，还让我练习了毛笔书法。先父又指导我如何编排书目，原来其中也有学问；我已为他编了九本藏书目录了。三万册书分藏于五个房间的十多个书架里，他竟能记得什么书藏在哪一书架的哪一层！这在日记中有所反映，原来他空闲时常常翻查这九本书目。

作为名教授，他毫无架子，常为自己所欠缺的知识向他人虚心求教。举一九七六年七、八月份为例，曾写信或当面问过下列四人：郑逸梅、谢国桢、魏绍昌和严北溟， 并以书籍、资料以及手迹赠送给他们，或邀小酌， 作为答谢。先父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值得求知的人们借鉴。

从日记中可以知道先父与一些社会名流有过交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与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人就有了接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记中当然不会再有所反映，但从这两年的日记中，还可看到不少名人，例如戈宝权、方平、王季深、关德栋、刘大杰、任中敏（即任二北、任半塘）、罗玉君、赵家璧、胡士莹、胡忌、施蛰存、钱南扬、波多野太郎（日本）、徐扶明、谭正璧……真是不胜枚举！这样，日记就有了史料价值。

总之，我读了先父的日记，获益匪浅。以上谈的还只是头一年日记中的一些，后一年谈得较少，因为篇幅关系，就此“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