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说过香港的故事。有人用一个渔港来说，有人用一艘帆船来说，有人用高耸的大厦来说，有人用夜晚璀璨的灯光来说。有人用鲤鱼门的雾，有人用兰桂坊的滔吧。这故事好像愈说愈简单，这故事好像愈说愈复杂。这故事引向别的故事，这故事结束了又开始，开始了又结束。每次说香港的故事，结果总变成关于别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说别的地方的故事，结果又总变成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愈说愈长，愈说愈乱。

也斯，三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得主，香港文学的亲历者和打捞者，香港文化的重要代表。

《香港文化十论》是《香港文化》一书的最新增订版，是一部丰富的香港故事，陈子善、黄万华、温儒敏、叶辉、陈冠中、洛枫等著名学者联名推荐！

《香港文化十论》是也斯讨论香港文化的一部论集。《香港文化十论》共分为十讲，分别从电影、美术、摄影、文学、流行文化等多角度对香港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述，体现了作者对香港文化的深入思考，以及对香港文化的批评和阐释。作者希望借此向大家阐明：香港文化的特色以及形成方式？也希望借此来帮助我们看清香港未来的方向。本书是一部深入了解香港文化特色的重要作品。

第一章　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

 小城无故事？ ——从《阿飞正传》说起

 两种故事

 陈令智的形象

 中国内地艺术家的世纪末香港图式

 西方艺术家为港订造的激光帆船

 继续试说故事

第二章　都市文化香港文学文化评论

 香港的都市形象：都市文化的认同与距离

 都市文学：迁移的界线、混杂的身份

 香港的都市文化：商业与艺术之间

 香港文化评论的空间

 后殖民论述抑或后现代论述？

第三章　从五本小说选看50 年代的香港文学

 50年代香港文学的复杂文化背景

 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本土文化——对高峰现代主义的延续、反叛与转化

 90 年代更胜50 年代？——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的文本互涉

第四章　如何阅读香港电影里的都市空间？

 后现代的景观？

 人与空间里的关系

 香港电影里的都市空间

第五章　文化身份的探索：东西视艺

 西方媒介的意义

 物料处理与文字解说的关系

 我们是/ 不是比利时？

 混杂的并置？低调的角度？

第六章　在雅俗之间思考香港的文化身份——以摄影为例谈通俗文化与艺术的关系雅俗文化再思考

 回环再造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影像

 以诗与解说开展文化空间

第七章　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谈香港专栏的局限与可能

 专栏的限制与自由回顾年代《快报》的例子

 80 年代专栏与新感情

 「公众空间」中的专栏

第八章　雅俗文化之间的文化评论

 文化评论的场域：学院抑或流行文化？

 展览的形式作为文化评论

 电影作为文化评论——90 年代香港电影对传媒的反省

第九章　怀旧电影潮流的历史与性别附录

 后现代主义：「抄袭」与「原创性」

 怀旧电影的讨论

 《胭脂扣》： 跟历史打个照面

 《阿飞正传》对怀旧的指涉

 徐克电影的古今拼凑与性别倒置

 《鹿鼎记》并非无厘头

第十章　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从《霸王别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

 《霸王别姬》： 重述国家寓言

 《棋王》： 香港导演也难以界定香港文化身份

 《阮玲玉》： 与民族文化的对话， 文化身份的追寻

附录

 初版后记

 为什么要谈香港文化《香港文化十论》后记

 香港文化及文学：中文书目选要

专栏的限制与自由

——回顾70年代《快报》的例子

我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看香港报纸上的专栏。那时其他传播媒介没有那么发达，对一个爱好文艺的中学生来说，五花八门的报纸也是吸收新知的途径。因为家里人多，买回来各种各样的报纸，自然也看得很杂。但看《明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和后来的三苏怪论、简而清杂文之余，偶然也找到一些不同的东西。1962年，读《星岛晚报》副刊的言情小说，忽然读到刘以鬯先生1962年10月至1963年3月连载的实验性小说《酒徒》，后来又读到《寺内》，真是带来惊喜。我在当时的《新生晚报》上也读到介绍艺术电影的影评，胡菊人的《旅游闲笔》，戴天、刘方、陆离和李英豪四人合写的《四方谈》，在《天天日报》和《真报》上分别读到昆南和伦士谈电影的专栏；在《中国学生周报》上读到陆离的《观影随想录》、小思的《日影行》和《路上谈》等。这些不同的尝试，令我相信尽管专栏的形式有不少限制，但也可以包容不少新的可能。

我开始试写专栏是在1968年夏天，在《香港时报》副刊写《文艺断想》，每星期两三篇左右，又因为副刊每日画版样，字数不会限得太严，结果这段经验并未令我体验到专栏的限制，反而是自由过度，终以脱稿收场。我后来也在《香港青年周报》、《星岛日报·娱乐一周》、《星岛晚报》等写过专栏，但最长久也最贯彻的专栏还是在《快报》，从1970年到1978年，最先名为《我之试写室》，后来改名《书与街道》，一共写了8年。在写专栏的这段时间里，我真正体会到写专栏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写作的训练，每日给予你反省和表达的机会，叫你学习在有限的字数和时间里把想法写出来，可以接触较广泛的读者，也会较多响应；坏处么，则是有时间和字数的限制，校对不可能像期刊那么仔细认真、编排不那么整齐美观，因为时间匆忙、篇幅有限，也容易令专栏作者写得粗疏。有些报章更有内容和表达上的限制，指定要写流行的题材，指定不可以写得艰深。幸好我在《快报》遇到好编辑，把专栏写作的限制减到最低，令我们享有最大的自由。七八十年代在《快报》写过稿的朋友，对这点一定感到印象深刻。

当时编《快报》副刊的是刘以鬯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编辑，又是文学爱好者。他编副刊的历史很长，抗日战争时就在重庆编《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副刊，和平后在上海编《和平日报》副刊，来港初编《香港时报》副刊，去南洋期间曾编新加坡《益世报》和吉隆坡《联邦日报》副刊，回港后再编《香港时报》副刊。他1960年在《香港时报》编的《浅水湾》副刊，发表不少西洋文学译介和港台创作，是当时一个重要文艺园地。刘先生在港以卖文维生，最高纪录是同时为13家报纸写连载，他自然熟悉娱乐报刊的商业规律了；难得的是他始终热爱文艺，加以长久编副刊的经验，所以能编出《浅水湾》和后来的《大会堂》那样的文学副刊来，成绩有目共睹。他从1963年开始至1988年，编了25年非纯文艺性的《快报》副刊，包括杂文专栏副刊《快趣》，连载小说副刊《快活林》，更见出在商业社会推介文艺的灵活策略，虽不如两份文学副刊那样集中，但在内容的多元性、培养新人众多，影响深远来说，恐怕更超过那两份文学副刊呢！

我在《快报》副刊写稿那段日子，也看着它不断变化、推陈出新、雅俗并存，真是在种种限制中发展了最大的可能。有时老板觉得作品曲高和寡，娱乐性不够了，刘先生便会增设一些趣味小品，或把一两段通俗稿调到版面上方；过一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又放出一段比较实验性的文学创作。其中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妥协，未尽如理想的取合，但在这样的策略性进退之间，《快报》副刊开辟不少有新意的专栏，包括由名家轮流执笔的散文栏《群英会》及年轻作者的《短篇小说》，可说开风气之先，刊登过不少好作品。

据我记得，杨际光、李维陵、方龙骧、司马长风、亦舒、西西、昆南、戴天、董桥、香山亚黄、梁锡华、王仁芸、卢因、李英豪、陈韵文、陈方、孙宝玲、施叔青、关梦南、吴煦斌，都在七八十年代的《快报》写过一段时间专栏，集体合写的专栏亦多，如柴娃娃等人的《三轮车》、吴吴、李国威、关平、黄花乐的《会友篇》、《大拇指》和《素叶》的年轻作者，亦曾轮流执笔。其中不少人还是初次执笔，有不少作者最好的作品都是在《快报》刊登，比方西西最重要的散文和连载小说，包括《美丽大厦》和《我城》都由《快报》催生。香港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化、东西文化的冲击、传统与现代的调和、都市文化灵活时新，都可在专栏见到。

我很幸运赶上在那个时候在《快报》写专栏，因为编者的包容，我几乎写什么都可以。我记得自己写过生活随笔、书评画评影评剧评和游记，也写过诗、小说以及长篇的评论。写文化评论，有时也可以对社会上一些既定意见提出质疑；生活小品，未尝不可以提出另类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意见包容或偏激，当时编者还是一句话不说就发了。我事后才知道，编者为了包容文学性和青年作者，也作了不少缓冲的调整。

P145-149

我从1991年开始，在香港艺术中心多次讲过香港文化的问题。我本在学院里研讨文化理论，但又总想跨越学院的门墙，把理论应用到现世的问题去；有时看到外面沸沸扬扬的争论，更忍不住想借用理论带来的思考，澄清种种流行的对香港文化的误解。20世纪90年代的争论，已不完全是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了，但由于资料的欠缺、讨论的不足，思考文化身份的时候，还是很容易陷于“商业与艺术”极端二分、“东方与西方”简单对立或融汇无间之类观念中，无法对香港实际情况作出辨析。

近年又开始有人说香港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但我觉得除了硬套来解释表面现象以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后现代处境与我们的处境有什么分别？后现代的论述与我们身边的文化有什么矛盾？是在这样互相质询与对话底下，我们才可以谈后现代文化与香港的关系。而在这种思考中，我们无法纯粹地把一切视为世界性的现象，而不思考香港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状态。香港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为何？香港的文化身份如何界定？双语及多元文化的优势及缺点何在？教育、评论及传媒所形成的文化空间问题在哪里？这些都是我近年思考的问题，后殖民论述可以提供一些思考。但我也同时留意到：若我们又再以这为时髦理论、借用硬套而不顾香港实际处境，也很容易又一次挟（西／东）洋以自重，把实在的问题化为学院的知识权力游戏了。

在香港艺术中心讲课，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以及大量应用香港文化例子的余裕。来听的朋友里，亦不乏本身从事装置、录像、摄影或文学的创作评论者，彼此讨论，亦带给我很大的乐趣。感谢艺术中心的课程部出版这本小书，尤其多谢王禾壁、林婉雯、黄淑娴三位细心的编辑工作。原稿部分曾先后刊于《信报》、《星晚周刊》、《越界的艺术》专栏、《星晚·电影与文化》专栏、《越界》、《号外》及《今天》。

1994年底

对香港书写者来说，也斯率先替大家问了个重要的问题：香港的故事为什么难说？然后他比谁都更敏锐、更警惕、更开阔、更有分寸的开始探索，在自固芜杂的文化园地发掘隐蔽幽径，搭出临时栈道，让后来者有迹可寻，难说的故事遂变得相对可说。

——陈冠中（香港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

从诗歌，小说到散文、学术随笔，乃至研究专著，也斯是讲好“香港的故事”的第一人。香港是他一生挚爱所在，四十多年来，他周游世界，反观香港，香港在他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邃的历史感悟中驱除积压的误解、遗忘和迷失，向每个读者展开它迷人而切实的存在。

——黄万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