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失格斜阳》收录太宰治最著名的两部作品:《斜阳》和《人间失格》。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城市的废墟弥漫着精神危机。太宰治的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废墟之上。他的文学本来就是以现代的危机意识、世纪末的颓废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因而当战后的现实陷入危机之际,他的文学以强有力的现实感诉诸于人们的心灵。一九四七年,太宰治发表了《斜阳》。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描写了战后这一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的悲剧,为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他临终前写成的《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本文坛“不朽的杰作”,是“太宰文学的总清算”。
《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人间失格》(1948)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写于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奥野健男)。作品刻画了一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沉湎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
《人间失格斜阳》一书收录的就是上面两部作品。
《人间失格斜阳》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活宝一个。
我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耍活宝的角色,我成功地逃离了受人尊敬。我的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操行这一栏不是七分,就是六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一个笑料。
事实上,我的天性和那种耍活宝的人恰恰是相反的。那时候,男女用人不仅教会了我干那个事,还侵犯了我的童贞。现在我知道了,对幼小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所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都忍了下来,甚至觉得由此窥视到了人的某种特质似的。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养成了向别人诉说真相的习惯,那么,或许我能够毫不胆怯地向父母告发他们的丑行吧,可是,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完全了解。我对那种“向别人倾诉”的手段一点也不抱希望。无论是向父亲母亲,还是向警察,或是政府,到头来不是照样被那些老谋深算的人,无理搅三分地驳倒吗?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不公平的事是必然存在的。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事实。向别人倾诉原本就是徒劳。所以,我从来不说一句真话,除了默默地忍耐着,继续扮演滑稽角色之外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我:“怎么,你对人类难道不信任吗?嘿,你什么时候成了基督徒了?”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直接通往信仰宗教。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人们难道不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吗?记得小时候,父亲所属的那个政党的一位名人来到我们镇上发表演说,男佣带着我去剧场听演讲。剧场里挤满了人,我看见镇上很多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都出席了,还拼命地鼓掌,这使我兴奋不已。演讲结束后,众人三三两两地结伴踏着雪夜的道路往回走。他们一路上都在说演讲会的坏话,一个和父亲交情不错的人的声音也夹在其中。这些父亲的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乎气愤的声调大加褒贬,说我父亲的开场白糟糕透顶,说那位名人的演讲简直是不知所云、不得要领等等。尽管如此,他们路过我家时,竟然拥人我家客厅,脸上挂着一副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情况时,他们居然也若无其事地回答:“真是太有趣了!”然而,这些男佣刚才还一直在抱怨:“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这件事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人们相互欺骗,却又不可思议地不会受到丝毫伤害,就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对方似的,这种毫不遮掩、大大方方、堂而皇之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情没有多少兴趣。但是就连我自己也不例外,整天靠着扮演滑稽角色欺骗别人。对于那种教科书式的正义、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对我来说,倒是那些毫不遮掩、大大方方、堂而皇之的相互欺骗地活着,或是有自信这样活下去的人,才是最让我费解的。人们到底也没有教给我人生的真谛。倘若明白了那些真谛的话,我就不会那么畏惧别人,也不会拼命地逗别人发笑了吧。或许也就不必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每天夜晚承受那地狱般的痛苦了吧。总之,我没有向任何人控告那些男女用人对我犯下的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而是由于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关闭了信任之门之缘故。就连我的父母也时常令我无法理解。
不过,我觉得,我身上那种无法倾诉于人的孤独气息,被许多女性本能地嗅到了,甚至成了多年以后,我被女人们趁机纠缠的种种诱因之一。
也就是说,对于女人来说,我是个能保守恋爱秘密的男人。
P16-18
悲剧人生的自我救赎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战后的废墟上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新戏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文学虽属于日本文学的另类,却是战后文学重要的坐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文学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他的作品中对于挣扎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少有可以比肩者,故而被评价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为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身于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贵族家庭,父亲是当地头面人物,曾任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排行第九的太宰治自幼由姑母及保姆照顾,父亲的严厉与母爱的缺失造就了太宰治纤细而敏感的个性。初中时他开始创办同人刊物,决心以文学为业。1930年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系就读,师从井伏鳟二。大学时期太宰治积极参加左翼运动,同时开始了放浪不羁的生活,期间四次自杀未遂,三十九岁时与情人一起投水自尽。
1935年太宰治以《丑角之花》初登文坛,在其短暂人生的十五年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三百篇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私小说式的作品),佳作众多,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及其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但在他生前及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其文学价值并未被人们所认知,因太宰作品的主人公大多贫困潦倒,因而被称为“弱者的文学”、“败北的文学”、“破灭型作家”等等,加之太宰自身跌宕起伏的人生、孤傲而自卑的个性,以及自虐反俗的作品题材,自身的经历与作品里的边缘人达到高度契合等等,形成其独特的魅力,同时也饱受争议。
太宰的重要作品多集中于其创作后期,即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到1948年这三年期间。本卷所选的两篇作品,都属于后期作品,亦是他的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中的两部(另一部是创作于1947年的雠庸之妻》)。这三部作品发表后,无不引起巨大反响。《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人间失格》(1948)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写于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奥野健男)——刻画了一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沉湎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
太宰治非常推崇芥川龙之介,并深受其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二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与芥川苦恼于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朦胧不安而结束自己的人生相似,没落乡绅出身的文学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无法回到旧时代,也无法融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他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相克的悲剧性命运,为了拯救自己而投身写作,仿佛为了文学而生。他们的文学,也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好诠释。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太宰治殉道般的写作也到达了圆熟的顶点,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犹如燃烧生命般连续写出的这三部警世名作,以其独具特色的光芒照亮了这片废墟。将描绘现代人的危机意识、世纪末的颓废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太宰文学,凭借适逢其时的活生生的现实感震撼了世人。
《斜阳》采取穿插手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凄凉景象。有人称之为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小说出场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着笔刻画的是两个人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状态。
和子在短暂婚姻失败后,回娘家生下了死婴。父亲病故,胞弟出征,与病弱的老母二人相依为命。因没有经济来源,她们不得不卖掉宅邸,过起自食其力的乡下生活。和子在这些坎坷境遇中经受了锻炼。因偶然一次交往,弟弟的前辈——颓唐的小说家上原二郎的放浪不羁令和子想入非非。她决意和上原生个孩子,来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上原不过是挂着作家头衔的无赖,并不是否定一切权威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者”,和子将自己比作德国女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作为第三者痴爱上原,使得其“爱情”带上了滑稽的色彩,犹如落水者想要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同时也体现了超越喜剧的女性的生命力。
《斜阳》成功塑造了和子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真实女性”,她不但以柔弱之躯支撑摇摇欲坠的家计,照料母亲,还不放弃寻找新生之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她作为颓废青年直治的反衬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透过这个想要放下身段,在俗世中活下去的女人,也可看出作者内心的挣扎。
与和子相反,弟弟直治无法在这堕落的时代苟活下去,最终走向毁灭。他与上原的交往根本无法挽救他,因为上原不过是通过否定人生来肯定自己的虚无主义者,而直治本质上是一个因对人性产生怀疑而烦恼,无法忍受高贵的美和伦理衰落的贵族青年。直治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协,却始终没能如愿,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
面对民众极端贫困化和精神荒废的战败后的日本,太宰治感到日本人丧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传统的美意识,于是天生的反俗感便充斥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直治认为“人都是相同的”是非常自卑的说法,不但轻看他人,也轻看了自己,是让人放弃一切努力的语言。直治厌恶庸俗的“平等主义”思想,宣称:“我是贵族!”直治无法忍受草民的卑俗,也无法忍受上原的庸俗。直治像个纯情少女一样,面对上原的具有日本传统女人美德的妻子,直治竟然说不出“我喜欢你”这句话来,可见他永远不会成为上原那样的无赖,他的贵族气质也传承着日本日渐衰败的美。
《人间失格》(又译《失去做人资格》)塑造了一个不幸的人物。如果说《斜阳》里对“弟弟”的自杀原因没有详细交代的话,那么在《人间失格》里,几乎可以找到完整的答案。
主人公大庭叶藏从小体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互相欺骗的“人类”的伤害。对于家人、用人、同学、师长、朋友、女人,他都必须通过扮演“小丑”,才能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寻求“他人”的认同。上学期间曾经积极参加非法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后来因为与女招待殉情时,女方身亡而他获救,结果他被以教唆杀人的罪名短暂入狱;结婚之后,纯洁的妻子却因为信任他人而遭到玷污,使他精神彻底崩溃。最后大庭叶藏这个丧失为人资格的人完全失去理性,从沉湎药物,买醉,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人生。他对自己的无能和“罪意识”,对“人类”的恐惧和失望,使他认为自己不配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他为了摆脱这样的状况而放任堕落,最终被送到了疯人院,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毁灭。
叶藏的不幸似乎是天生注定的——自幼在似有似无的罪孽感的诅咒下长大,使他不具有与其他人平等交往和拒绝他人的能力,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其结果,总是受制于人,因而愈加懦弱和不幸。对他人的敌意、对家人的恐惧、对女性的不信任等等,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
在小说的最后,酒吧的老板娘说:“我们所认识的阿叶……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由此可知太宰治并不认为叶藏真的没有做人的资格,只不过不具备做浑浑噩噩的人的资格。太宰治至死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将自己驱赶入绝境,也正是这执著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学的大家地位。
太宰治在这部小说里,透过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同年,自杀身亡,走完了悲剧的一生。
太宰治以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文学做了最好的注解,他的文学是昭和时代的,也是他人生的自画像。他眷恋人生,却不愿在浊世中苟且,他的软弱与孤傲使他在文学中写尽了想说的一切之后,飘然离去。
奥野健男说:“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竺家荣
2013年9月5日于北京九渡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