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伟在《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专题文章，记述了胡适在一个不断两极化和激化的社会中，全力投于学术独立，科学计划中。但时代无法给他机会，他也无法创造机会。《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给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胡适，让读者能够直面胡适。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李伟编著的《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内容介绍：历史回顾是《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专题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采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之目的是为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

《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细读了胡适先生的“夫子自道”，又吸收学术界许多严谨的论著，再以清晰流畅的笔调细致地描述了大师的一生。本书作者为了接近真实的胡适，从安徽到北京到美国到台湾，顺着胡适的命运轨迹，通过采访从新进入历史现场，以清晰流畅的笔调细致地描述了大师的一生。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时代的前夜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反孔子的“托拉斯”

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

“正义的火气”

“杀君马者道旁儿”

主义向左，问题向右

“不合时宜”的歧路

忍不住的新努力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

“好人当政”与“跪着造反”

“最不名誉的事”

“悖主”与“善后”

“掉下来”的导师

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被革命压死了”

“胡适系反党”

北大中兴

“憎恨残暴也憎恨虚妄”

守卫课桌

杂志与救国

“民治”与“新式独裁”

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

北大校长

十年计划

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主的“装饰品”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

“过河卒子”

晚年胡适：美国、中国台湾与蒋介石

胡蒋之间

不做大哥

对胡适的“围剿”

自由主义之路

被四面夹击的胡适

胡适之死

胡适的“非典型性”

秩序与共识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

“被杀死的摩西”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胡适正式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这时离他二十六周岁的生日还差三个月零一周。当年北大的校庆和胡适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晚年胡适还曾作过一篇考证文章，澄清了12月17日实际是庚子义和团运动后复校的日子。真正京师大学堂创立的日子应该是1898年12月3日（现在北大的校庆是5月4日）。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四公主府”里了。当时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作“卯字号”。胡拿着二百六十银元的一类月薪，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那是北大的单身宿舍。

胡适在北大第一次亮相并非在课堂，而是这一年的开学典礼上。他做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希望用现代大学的理念来改造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

蔡元培主政时的北大，正是人才荟萃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陆续到来。“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说。很快胡适就成为一颗学术明星。

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非“时无英雄”。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几尊大神还都健在。其中，年纪最大的严复六十五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四十五岁。但就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己进入了“功成身退”的阶段，否则刚回国的胡适也不会在书店里找不到一本可看的书。他面临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政体虽然己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实质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加混乱。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面对时代的挑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却无法突破晚清“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对“西学”亲切而直接的认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大体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对这一现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这些搞“西洋思想之运动”的知识分子都是不懂西语的，吸收“西学”的能力有限，所得往往“破碎”“肤浅”“错误”。所以搞了二十多年的西学运动，也没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于文化的核心问题，当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经没人能发挥指导作用了。严复晚年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因此并不愿再谈西学问题，更不愿谈什么中西融贯，甚至退回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了。国内知识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坚硬的墙，急需一个破壁者。胡适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他的优势在于不仅接受了良好正规的西方学术训练，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与工业文明也有第一手的体验和观察。

胡适留美七年，正是他的“精神准备”时期。在这七年之内，中国学术思想正处于低潮时期。胡适个人的“精神准备”和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才使他“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二十六七岁的胡适就成为时代思想的发言人了。

胡适用来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种价值重估的态度，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从此以后，“中学”“西学”的旧名词基本便被“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己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的‘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于是，胡适的出现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大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便成为第一个价值重估的实验室。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老教授陈汉章。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P9－12

《胡适与自由主义》是李伟独立完成的《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第二个，第一个是他在2011年完成的《鲁迅之疑》。

历史回顾是《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专题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采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之目的是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三联生活周刊》及时反映现实热点的封面专题，一般都由三五人彼此协作，在短时间内赶制。而这类不需要时间逼迫、独特而具深思空间的长线选题，也鼓励希望建立自己独特研究方向的主笔独立去探索，并给予其足够的时间空间及采访成本支持。李伟的《鲁迅》与《胡适》，都属于这样的实践成果。

其实，在新世纪到来之初，我们便有了做“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想法——对上一个世纪的眺望与重新关注，对这个世纪新的道路选择能否有坐标性的意义？我们以为，从文化人物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民族百年所走过的血泪沧桑，有可能比政治人物更能脱离标签化与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更有可能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态复杂机理，去辨析一些悲剧产生之根源。而这些人物的命运，也许更能深入折射出这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些能发人深思的问题，以致我们在这一个百年，能少付出那些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选题总是要靠足以胜任的人的自我希求与自我奋斗来完成，我总是说，“有什么人，才有什么样的选题”。这个系列得以实现，这开头两个人物所完成的质量，完全依赖于李伟对历史追问的原动力与他为此付出的辛苦与努力——从广泛阅读，寻找出问题，到出发去现场寻找当年的氛围，通过采访接近那些已经尘封的真相，再审慎地给出殚精竭虑后自己的分析。从准备到采访再到成文，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是一个研究课题的深入过程。这样的选题实施，编辑部付出的是采访成本——首先，给以两三个月，允许他能不被干扰地深入研究领域；然后，提供采访费用，支持他去接近历史现场。当然，这些仅是外部支持，能否拿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只能靠本人的投入与作为。这种投入应该有些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者一般不会不惜成本，去花那么多的气力。

李伟这两年，在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人物上所作的努力，我以为是寻找到了一种极有价值的途径。为接近鲁迅，他从绍兴到日本到上海、南京、北京；为接近胡适，他从安徽到北京到美国到台湾，基本都顺着他们命运的轨迹，边走边思考。因为鲁迅在先，胡适在后，胡适也就比鲁迅更具体地提出了问题、讨论了问题，更显成熟。他依靠了许多学人已经建立的坐标，但他自己在这些坐标基础上的追问，也可喜地超越了自己学识的局限。就胡适道路而言，从新文化运动激情洋溢的旗手，到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希望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维持个人学术与思考的自由独立，又无法将个人剥离于社会环境。既要学术独立，所有学术又都离不开它与社会现实的急切关系；既要反抗专制，追求独立人格，又必须穿梭于各种政要之间，无法离开被四方夹击的中心舞台。“从左派到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再到右派”，其实一天也无法独立自由，只能被政治现实裹挟在中间。

我一直觉得，一个重要的媒体，不应该只关心即时信息的意义；一个有作为的主笔，也不应将自己等同于追逐即时信息传播的小记者。一个重要的媒体的使命，应该是调动它的优质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一个个足以伸展各自敏感触觉的小空间，激励他们的理想主义，鼓励他们成为深入的研究者与探索者，再将这些探究成果传达奉献给读者。在信息传播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其实会有越来越多对这种投入足够成本的独家深入信息的需求——当廉价信息铺天盖地时，有质量的信息会越来越显其价值的，毕竟，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会仅满足于一知半解。而这正应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们所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有更多这样的课题，提供更多这样辛勤获得的沉甸甸的成果。它们可以是历史，但给出的应该是对现实思考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少生产些信息垃圾，多给社会提供些可供留存的印迹了。

历史回顾是《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专题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采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之目的是为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李敖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