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质疑》是著名学者丁东先生的随笔集。书中对社会事件及公共政策进行评议，话题涉及公共政策、司法、行政执法、计划生育、教育制度、学术风气、新闻传播、宣传、出版、言论、对历史的反思等。作者质疑现状，质疑主流，质疑权力，质疑传统，质疑自我，质疑权力异化，质疑司法不公，质疑道德沦丧，质疑诚信缺失，质疑学术腐败，质疑知识分子失声……针砭时弊、考问历史，关注现实，思考未来……作者自云：“在众人不疑处有疑，是公民的优点；面对权力和主流说出自己的疑问，是公民的勇气。”以“永远的质疑”为名，正是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永远的质疑》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正得失，正良知。

《永远的质疑》对社会事件及公共政策进行评议，话题涉及公共政策、司法、行政执法、计划生育、教育制度、学术风气、新闻传播、宣传、出版、言论、对历史的反思等。作者丁东质疑权力异化，质疑司法不公，质疑道德沦丧，质疑诚信缺失，质疑学术腐败，质疑知识分子失声……

《永远的质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公民有话

 调查研究如何返璞归真

 官员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

 官员公款出国无权对纳税人保密

 解决“计生黑户”是政府职责

 司法不公的寒蝉效应

 警惕公权对公德的制度性伤害

 重建诚信社会值得深入讨论

 从退休金看当今的政治博弈机制

 文学与公共事务

 失职的年代

 从杂文到时评

 从拆除挡板到消除马赛克

教育有疾

 211工程质疑

 为讲座松绑

 公立大学应当降低学费

 不能姑息公立大学校长的学术不端行为

 燕京大学能否重现辉煌？

 自欺欺人的“显著提高”

 令人生疑的高官学位

 畸形的艺术教育热

 学风争论的是与非

 学术界的内伤

 回眸院系调整

 一个大学校长遭遇的“车厢事件”

读书有感

 回忆录的魅力

 反思是回忆的灵魂

 十年前的美谈

 史学创新的动力

 马斗全的《南窗吟稿》

 艰难的坚守

 热点以外的亮点

 老派学术的现实意义

 向继东的新书

 令人感慨的王名扬

 六O年代三件事

 终于破土而出——读孙越生遗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乡间小记忆 历史大脉博——读毕星星《坚锐的往事》

观史有疑

 书信里的秘史

 信史不彰，遂使传奇流行

 眼见信史分外明

 不该忽略的大事

 周老虎与金凤汉

 文人论政与人文精神

 历史记忆

 泰戈尔的功德

 为何质疑“常识”？

 重温乒乓外交

 朱洗留下的启示

后记

调查研究如何返璞归真

2008年以来，许多媒体都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一批有看点的文章和节目。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电视专题节目，采访原来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当年随新任省委书记万里下乡调查，走进一家农户，主人躲在床上不肯下地。原来，他穷得连一条裤子都没有。这种惊人的现实，成为促使万里下决心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包产到户被最高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几度批判，几起几落，直到万里主政安徽，宁愿触犯天条，不能得罪百姓，终于让种地的自主权回到农民手里。安徽开始的农村改革成为突破口，推向全国，使几亿中国农民告别了饥饿。万里当年下乡调查研究，轻车简从，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预先安排布置，才能看到农民的真实处境。现在有些官员也到基层调查研究，但做法完全不同。他们出发之前，先派人去“踩线”，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间到达，在什么地方停车，和什么人见面，由什么人汇报，让谁参加座谈，发言谁先谁后，都预先作出周密的安排。甚至连参加座谈者的发言内容，都要事先写出稿子上报。这样经过“导演”的调查研究，能否了解到基层的实情，令人疑问。因为下面的干部很自然要向上级展示政绩，掩饰缺点。汇报情况也可能投其所好，专拣领导人爱听的说。如果领导者本来就不想接触矛盾，只想听听顺耳之言，这样安排倒也适得其所。

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调查研究，我看有点类似于接待外宾。有人戏称：这是礼宾司对内。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当然要讲程序，讲礼仪。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预先作出周密安排十分必要，程序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分钟。如果外事礼宾部门考虑不周，安排不细，弄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外事经验。不光中央的外事部门掌握，地方政府也掌握。然而，把这种接待外宾的方式移植到接待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则很不妥当。因为内政和外交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调查研究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高级领导人和基层百姓，各自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上级不了解民情，民情不能上达领导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次很多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领导干部尽可能多地了解民情，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了解民情，有很多途径，比如公开媒体、内参、助手的帮助，现在又有了网络，但所有这些方式获得的信息，都是间接的，还是不能代替直接的调查研究，只有亲历现场，接触百姓，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早就存在，高层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农村妇女熊德明当面向温家宝总理诉苦，还是触发了高层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预先规定熊德明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或者像熊德明这样口无遮拦的百姓，根本就不让她和高官见面，结果自然两样。  采取什么方式调查，效果大不一样。预先安排好座谈对象的发言，等于事先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结果。这种调查，有害无益。回想起“文革”后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山西省委机关工作，领导布置我到昔阳和大寨调查“经济领域的革命”。其实就是总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到了那里，不准自由接触农民，也不准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只许看县委提供的材料和各种新闻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拼凑出调查报告，还得经昔阳县委审查。当时，大寨和昔阳是通天的，即使是省委，也不能不看他们的眼色。回想起来，这篇报告，洋洋万言，没有一条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是太荒谬了。

其实，中国古代那些励精图治的官员，为了体察民情，也懂得微服私访。而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种地动山摇的巡游，又耗国力又扰民，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今天的官员，如果以调研为名，行出巡之实，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对不对，好不好，说到底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感受，来判断。调查研究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难免自欺欺人，误国误民。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要想把事情办好，还是应当采取万里那种工作方式，让调查研究返璞归真。

（2008年）

P3-6

在“乱书渐欲迷人眼”的当下，我们出版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读者能够向理性阅读回归——同时我们深知，出版人有义务引领这种回归。基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李银河老师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该丛书的作者们是活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精选十余万字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关注社会、关注思想、关注人生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朋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作品风格各异，有散文、有随笔、有杂文、有回忆录，或向读者传递他们的知识，或向读者展示他们的思想，或向读者讲述他们的生命体悟，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启迪。当然，这些文字是作者们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私人记录，其中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谁，对读者而言亦是见仁见智之事。

让图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让高品质的阅读成为人的精神享受与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一贯的出版主张。我们相信这套书是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盛宴；希望籍由这套书，让知识分子阶层的阅读成为一种风气，让这种阅读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

李银河老师为组织、选编本丛书多方奔走，耗费心力甚巨，在此谨致敬意；王水博士、郑红霞老师为本丛书的策划、选编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至为感谢！

李银河约我自选10万字的短文，加入她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我认识李银河已经四十年了。当时我们都是在山西沁县插队的知青，现在都已年逾花甲，成为退休人士。从青年到老年，变化是很多的，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想，这是李银河主编这套丛书的宗旨，也是我写这些短文的宗旨。

我理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公共性。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公共知识分子，突出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其实，关注公共事务，本来是一般读书人的天性。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这个意思。但关注公共事务往往意味着风险与压力，所以一些读书人只好放弃这种关注，或者私下关心而避免公开发声，这就形成了专业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前者成为知识界的多数，’后者成为知识界的少数。我想，这种格局一定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大趋势看，乐于并敢于就公共事务公开表达意见的人，总会越来越多。如果到了公开表达意见成为多数人的常态的时候，社会就不会刻意讨论一部分读书人是否应当称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批判性。质疑是批判的表现，包括对现状的质疑，对主流的质疑，对权力的质疑，对传统的质疑，对自我的质疑。本书的文字多数具有质疑的因素。我的质疑不一定正确，只是一家之言，一得之见。我把问题提出来，意在引起别人的思考。我认为，在众人不疑处有疑，是公民的优点；面对权力和主流说出自己的疑问，是公民的勇气。我深知自己做得很不够，有迟钝，也有软弱，但我愿意继续努力。把这些文字呈现给读者，正是为着和大家共勉。

作者  2012年11月22日

书中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