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3——黑色的数字
像东方人迷信佛教一样,西方人迷信《圣经》的神圣。《圣经》中说,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显得卑劣和恐惧,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的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绝不在十三这一日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陷城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突破,攻城的目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
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他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中校团长邱维达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了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已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居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了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了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用惊惶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飕飕,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吼叫着,一个一个地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呐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了,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儿了。正在这时,派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他还是指挥部队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O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问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
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旁边躺倒着不少死者。日军的坦克车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龙桥,冲过了午朝门!P4-7
铁与血的事实——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张耀华(南京市原市长)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缘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平。哪里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永远的伤痛
——代后记.
我从南京飞往日本的长崎和广岛,又从广岛和长崎飞回中国的南京,有一组数字在我的脑海中久久萦绕:据史料载,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有三十四万人遇难!长崎和广岛被原子弹夺去生命的人也达三十四万!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报应?
战争毁灭不了人类,人类必将消灭战争!
长崎: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心态,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
因为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的缘故,所以对中日关系便多了一份关注。由此也结识了一些一面之交和素未谋面的日本朋友,于是,心中便萌生了许多想念:这个带给我们深重的民族苦难的邻邦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所神交的日本朋友是些什么样的人?还有,日本的民众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中?
终于,有了一次访日的机会,我将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一看它的容颜,倾听一次它发自肺腑的声音。
波音七五七从上海起飞,只一个多小时便到了日本的上空。吃了寿司和生鱼片,女播音员用汉语和日语播报了飞机将降落福冈机场的消息。这一切告诉我,日本已在脚下了。穿过云层,机窗下是深蓝色的大海,海上帆影点点,翡翠般的岛屿在云雾中显现出她美丽的风采。
我们一行三人是应日本友好团体的邀请,到长崎、广岛和熊本进行为期十一天的交流访问。办完入境手续走到出口处,便看到了有人高举着写有我们姓名的牌子在早早等候了。迎上前来的小伙子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中国留学生,姓赵,我们叫他小赵。小赵介绍一位精干的小个子叫樱井,他是从熊本赶来迎接我们的日本友人。还有一位花白头发和花白长胡子的老人,他是长崎大学的教授,叫高实。高实教授穿一件灰色风衣,不停地鞠躬致意,互相握手后,一行人便坐上面包车亘奔长崎。
天气晴好,艳阳高照。日本多山,公路和村落依山而建,看不到劈山造田或挖山造屋的痕迹,保存着山水的自然形态。民居都是一二层高的大屋顶砖木结构,显得宽敞明亮,很有民族特色。高速公路依山而修,弯多路窄,路上车不多,速度时快时缓。值得赞叹的是沿途的山茶花,在冬日里红艳艳地怒放。
从福冈到长崎两个多小时。雨后的长崎,湿润而安宁。城里高层建筑不多,有轨电车还在叮叮当当地开行。在我的印象中,长崎是个靠海的小城,因为一九四五年美国在这里投了原子弹而闻名于世。实际上,长崎历史悠久,一八八九年建市,江户时代是日本唯一对外联系的港口,现有人口四十五万,这个小城有不少观光胜地,还有好几所大学。
长崎大学的高实教授是我们在长崎活动的陪同。他谦恭和善,右手拎一个提包,一天到晚行色匆匆。在日本,民间团体的外事活动都是由民间人士负责接待的。我们来回的差旅费,在日本的吃住行程,都是团体会员出钱资助的。因为资费有限,所以尽量简朴。当然,节俭也是日本民族的美德。我们被安置在一家小旅馆中。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狭小和这样精致的房间。只有十一平方米,卫生间占了两三平方米。房内一床一臬一椅。床不大,比单人床稍宽些,双人也能凑合。还有衣柜,还有烧水的电热杯,小冰箱,还有台灯和十四英寸的电视。最使我感叹的是衣柜中有折叠整齐的睡衣,拖鞋旁竖着一柄长把的鞋拔!这一样物件是我们国内许多高档酒店里没有的。日本人想得十分细致周到。日本真小,长崎市东西只四站地,连电压也只有一百一十伏!房间虽小,但应有全有。当然,洗漱用的牙刷、梳子、肥皂、浴帽之类,房间里是不备的。这些东西放在一楼的服务台上,根据需要,自动取用。同样使我感叹的是,小小的火柴盒内,只有五根火柴!但火柴梗比我们的长,也稍稍粗一些。他们考虑的是:实用。日本是个务实的民族。
长崎街不宽,但整洁安宁。我在城内山坡旁看到好几处矗立的石碑,石碑上深刻有“南招国登陆处”等字样,还有教堂、庙宇等参观点。相传,这里过去是港口,现在海水退去,但作为历史的陈迹保存了下来。据说每年有两千万人来长崎旅游。
高实教授领我们参观长崎和平资料馆。六十三岁的高实是长崎国立大学的教授,他留学法国,从事人文和环保专业。他是日中友好的积极分子,现在是这座资料馆的理事长。这是一幢小楼,也叫冈正治纪念馆。因为发起建造这个资料馆的是为和平而竭尽全力的冈正治先生。冈正治当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后来进入日本福音学校学习,成为宣扬人道和基督精神的牧师。他去过中国,曾顺着长江沿岸见过中国的大好河山,战后不久,他就意识到日本加害各国的战争责任。为了揭示历史真相,让后人铭记日本侵略的历史,他每天奔波,到处调查,搜集资料,为世界和平贡献他的力量。为了继承他的遗志和纪念冈正治先生,长崎的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完成了冈正治先生建造和平资料馆的愿望。
我们进入馆内,看了有关冈正治先生的生平介绍和关于他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事迹。他的照片、手稿和书籍,向市民展示了战争的罪恶和和平的可贵。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先生去世后,遗留下许多债务和事务,高实先生接过了这一副重担,他依靠一百三十多个会员,艰难地坚守着自己的事业和信仰。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小楼不大,但它呼唤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平。对于这个小小的纪念馆,日本的右翼分子视作眼中钉,他们经常来捣乱破坏。有时来电话责问,有时来馆里挑毛病,说陈列的照片“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其实,右翼分子自己也搞不清这段历史。有几次,右翼的大喇叭停在纪念馆门口,狂叫“高实去死”!高实不怕,从事人文环保研究的大学教授立志为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而奋斗,为全人类的和平而努力,这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二○○二年,长崎大学的高实教授获得了日本和平协会颁发的和平奖。
作为非营利活动的法人,高实理事长主持了“长崎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会场设在长崎筑町的县教育文化会馆。集会开始前,有不少志愿者来帮忙,有摄影,有翻译。从南京到日本的七十七岁的倪翠萍老太太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在集会上控诉了侵华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暴行。那一天,他的父亲被日本兵打了三枪惨死。她的母亲去看倒在地上的父亲时,也被日本兵打死。那年她只有十一岁,她跟着奶奶去找父亲时,被日军一枪打在左膀子上,打断了骨头。她爷爷去掩埋父亲时,又被日本兵一刺刀捅死。后来,她的婶婶被五个日军轮奸后流产致死,叔叔被日军用刺刀戳死,全家七个人只剩下一老一小两个。她的哭诉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也激起了听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
正在这时,窗外响起了大喇叭的尖叫声。原来这是右翼势力闻讯这里正在举行“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便开来了两辆黑色的喇叭车,在会馆外面来回狂叫,企图破坏集会。
我是作为创作《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家被邀请来做报告的。我将我的采访经过如实地向日本人民报告,我用铁的事实告诉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为我翻译的刘媛莉是一位美丽的老师,她的母亲是日本人,她来日本二十多年了,她是含着泪水将汉语译成日语的。她说:“我为中国人感到不平,我恨日本帝国主义!”和高实教授一样供职长崎大学的横山教授也来了,他是研究政治史的。他坚持维护历史的真相,因此他带领学生阅读有关日本帝国的侵略史。他对我说: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有两派观点,他教学生两派的文章都要看,看过后让学生思考。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集日文本,学生们读后都很吃惊,看了录像,有的学生吓得脸也变色了。他们不敢想象世界上发生过这样的惨剧,他们不相信日军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经过教育和讨论,大家认为发生这样毫无人性的事情的根由是军国主义和天皇制度。军国主义看不起中国人,所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
现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爷爷辈们经过的事情,爷爷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和蔼善良,他们怎么会做这样凶恶的坏事呢?横山教授要学生们去访问爷爷们战争时期的事。但不少爷爷不愿讲战争年代的事,他们明明杀了人,可是都不肯讲。这样就使学生们思考了另一个问题:经过战争的爷爷们的心理状态。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心态,他们不愿讲真实的历史了。
横山教授说,他一九八八年就带学生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了,这在当时的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学生们参观了纪念馆后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简直不相信日本的老一辈人如此没有人性,没有道德,他们不理解的还有为什么只指责军国主义,不指责天皇和违反人性的士兵?
三个小时的集会结束了,《长崎新闻》报的女记者要我给她寄一本日本版的《南京大屠杀》,她说,她要看中国作家写的书。高实教授已经有了我的日文本《南京大屠杀》,得知这本书还有英文和法文版,他要我给他寄一本法文本,他在法国学过法文。
高实是一个勤奋的人。中午,他送我们到酒店休息,离下午的活动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就在酒店的大堂中打开课本,认真地备课和写笔记。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如此敬业,又如此执着地从事和平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天晚上,日本友人请我们在一家名叫“红灯记”的中国餐馆吃饭。这是一家中国人开的饭店,得知我们来访的目的,店主人热情欢迎。大概是我们的谈话被人听见了,一位极斯文的老人走过来向我们深深地鞠躬。他说,他已八十五岁了,当年他参加侵华战争,去过汉口。他不愿多说,只是再三地鞠躬谢罪。这位中等个子的老人脸上长了不少老年斑,看得出,他正受着良心的责备。席问,一位戴眼镜的老人说,他受了十二年军国主义的教育,曾经在长崎的船厂造鱼雷,这些鱼雷攻击了珍珠港。他说,为了这场战争,他反思了十二年。是的,战争对于受害者是一场灾难,对于加害国和加害者来说,同样也是悲剧。
广岛:我们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为了和平,大家拉起手来!
和长崎一样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广岛是我们行程的第二站。戴一副宽边大眼镜的樱井刚刚退休就全力投入日中友好的工作了。其实,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他就利用休息时间接待来访的中国客人,他很开朗:“这是我们的工作,你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他说,他去过六次南京,他的女儿在南京留学。
和樱井一起开车把我们从长崎送到广岛去的还有一个也是戴宽边眼镜的日本人,但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汉语中还夹杂着北京的一些方言土语。他叫老田,是我们在广岛活动的翻译。这个矮个子的日本人浓眉乱发,风趣幽默,他是日本“支援中国‘二战’劳工联合会”事务局局长,他多次去中国的天津、北京、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寻找花冈劳工的幸存者和幸存者的遗族,支持中国劳工向日本企业和政府索赔。他说,现在有不少索赔案在起诉。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他从奈良市坐五百多公里飞机到福冈,从福冈坐汽车到广岛,因为广岛县日中友协的由木荣司先生是他的高中同学。由木请他来陪同我们并作全程翻译。
形体似相扑运动员的由木荣司是铁路工人,一九七一年他从高中老师那里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后,就加入维护历史真相的队伍,以后又参与了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反对广岛美军基地的和平活动,他是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晚餐会上,由木先生用洪钟般的嗓音回顾日本日中友协组织的活动。他说,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八年自民党一直敌视中国,压制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活动。在日本发行中国的《人民日报》,抓住后要坐三年牢。他说,当时美军占领日本,前辈们为了日中友好,不怕坐牢,不怕牺牲,我们要继续下去。他说,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总书记邀请全日本二百个日中友好团体去中国,只有三个团体提出要去南京悼念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的朋友中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是三原市的,今天,他专门坐新干线火车来参加我们的证言集会。
广岛日中友协已经连续十年邀请“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来广岛演讲。主持人是渡边先生,他说,当今这个世界还有人在发动战争,我们要认真地听受害者的证言,年轻人要了解历史,我们要记取历史的教训,阻止战争的发生,实现世界和平。
平冈诚先生站起来说:小泉他要派六百个士兵去伊拉克,还可能增加到一千个,面临这样的处境,百分之八十的国民反对出兵,但小泉内阁一意孤行,他们无视宪法第九条。我们要认真思考战争的历史,不能重犯历史的错误。当年日本兵在南京制造大屠杀,这是侵华战争中的一大惨案。他代表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倪翠萍老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她一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遭遇。我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讲述了亲身采访幸存者们的悲惨经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的事实。
我的报告刚结束,年近八旬的日本老人谷尾先生从听众席上站起来,他走到台上发言了。他说:“我叫谷尾阳竹,我和徐志耕先生通信十多年,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徐先生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他看了感到日本兵罪责深重,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们几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决定要翻译成曰文,让日本人都来看一看这一本书。
他说:“关于南京大屠杀,当时我也不了解真相,看了这本书后,我们才知道了这段真实的历史。现在日文本早已出版了,我们一起工作的盐本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我现在的领带是雨花石的图案,我每天系着,看到乳白中几丝殷红,就不会忘记血的南京的历史。”
谷尾先生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和议论,大家都用惊喜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两人。是的,来日本前,我就盼望能见到谷尾先生。虽然我们通信多年,我收藏着他亲自画的松、竹、梅、兰的贺年片,以及他的每一封信,我们互相寄过照片,可是,这一次是真真切切的面对面的会见啊!还在长崎时,我就要高实教授帮我和广岛日中友协联系,希望能在广岛见到谷尾先生。谷尾先生得知我要来广岛的消息后也很高兴。终于,我们见面了,我们紧紧地握手。我拿出从南京带来的一条羊绒围巾送给他,我说:“我们全家人向你问好,祝你健康!”他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因为这本书,因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一个加害国的侵华老兵和一个受害国的作家站在了一起。因为,我们有着同一个目标:牢记历史,热爱和平。
广岛是个遭受过战争创伤的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千千万万人失去了生命和失去了亲人。
集会上,一位白发老妇坐着轮椅车来到主席台旁,她伸出手来,紧紧地和倪翠萍拥抱。她叫昭田,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她说:“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我们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我们的责任是维护历史真相,教育年轻一代认识历史,反对战争。”她拉起倪翠萍老人的手,说:“为了和平,大家拉起手来!”
她用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原子弹下的生命》,得知我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她将她写的书送给我,她接过我赠给她的日文本《南京大屠杀》,高高地举起。她走了,她鲜红的外衣,像一团燃烧的火。
广岛的和平公园里,日日夜夜点燃着“和平之灯”。我来到这块经历过冲击波、光辐射和三十万度高温的土地。进入黑暗的展厅,原子弹爆炸的惨象历历在目,有留在石头上的人体印状,有烧成残片的衣服及日用品,有受害者的证词以及死难者的名单。“原子弹下的少女”雕像向人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与人生的美好,黑色的慰灵碑上镌刻着全人类的心声:决不让历史重演!
曾经担任国会议员的栗原君子对我们说:日本在二战时有过许多不人道的行为,如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等等,我们广岛的大久野岛曾经是日本生产毒气的地方,我们反对战争,就是日本不能再走扩张和侵略的道路,不能重演战争的历史。
从广岛市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蔚蓝色的濑户海边,我们将乘船去大久野岛参观。不是游览,不是探胜,我们是去寻找历史。码头上,村上先生和山内先生已在迎候我们。
年过八十的村上先生一头白发,他曾经在大久野岛日军的化学武器基地里工作过五年半的时间,那是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说,这个毒气制造工厂先后有六千七百多人工作过,总共生产六千吨毒气,其中的一半用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现在长春、齐齐哈尔发现的日军遗弃的毒气弹,就是大久野岛生产的。
轮船载着我们向不远的小岛开进。龟状般的岛上绿树花草,一派自然风光。村上说,从一九三五年以后,这个小岛在日本的地图上消失了,日本政府为了避人耳目,把这里作为一个秘密的毒气制造基地。他说,当时的工人都不知道是在生产毒气,工人们穿着防毒衣,戴着防毒面具和手套、长靴,可仍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身体受到伤害,其中有二千七百人中毒死亡。他说他也得了严重的气管炎。
山内先生在前面领路,他带我们来到一处荒芜的山坡,顺着山沟往前走,山壁上开凿出一个个窑洞般的房间,走进里面,阴森而荒凉,认真地看,似乎还遗留下一些说不清的痕迹。村上说,这就是毒气生产车间和仓库。他说,当年生产的毒气中以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最多。我曾经当过防化兵,我知道,这两种毒剂都有强烈的刺激味,都是糜烂性毒剂,人体一旦沾染,皮肤就会溃烂。据当事人说,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两干多次,伤亡达八万人!
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广岛的民众在大久野岛上建立了一个毒气岛研究所,所里有一个展览馆,展出了许多日军生产毒气的实物和资料。村上先生说:“日本政府只承认生产过毒气弹,不承认使用过毒气弹,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还有,日本政府对受到毒气伤害的中国人的赔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是不公正的。”
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展示的是广岛民众受害的历史,大久野岛讲述的是加害者的历史。
山内先生送给我几本《记录毒气岛》的杂志,里面有当事人的证言。为了和平和生命,必须牢记历史!
熊本: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又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熊本是九州地区的政治中心。从广岛去熊本的路上,我们特地去熊本县目中友协老会长鹤野六郎家拜访。鹤野先生已经去世了,他的女婿保村龙二郎先生陪同我们前往,六十三岁的保村先生接过了岳父留下的使命和重任,他现在是熊本日中友协的委员长。
汽车沿着弯曲坎坷的道路前行,面前是一幢独立的乡间小院。门前花草繁茂,蔬菜碧绿。鹤野先生的女儿、保村的妻子翠迎出来。走进客厅,迎面是鹤野先生的遗像,我们都沉默了,大家低头致哀。
倪翠萍老人上一次来日本曾受到鹤野会长的亲切接待。望着遗像中亲切的笑容,倪翠萍双手合十,哭泣着说:“会长先生,我来看望你了,想不到你走了。”九十岁的老夫人只能在躺椅上坐着,她紧紧地拥抱着倪翠萍:“如果他在,他会很高兴地欢迎您。”鹤野先生是一九九九年八十九岁时去世的。他年轻时和夫人在中国的九江住过四年多时间,他是同仁会的医生,他们在九江生了个儿子,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中国人心地宽广。”
樱井向老夫人介绍倪翠萍的经历。老夫人抚摸着倪翠萍的伤痕,深情地说:“对不起。”当天的集会由保村委员长主持。晚上六点三十分开始,宾主双方发言热烈。因为正是日本政府决定派自卫队出兵伊拉克的时候,集会开始就有人发言:“日本政府十二月八日通过了出兵的决议,十二月八日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历史的教训应该牢记!”
我们的报告得到了听众热烈的掌声。提问开始了,一个穿红格子外衣的小青年壮了壮胆说:“我的老师说,他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话音刚落,立即引起了许多人的责斥。一位文化出版人和他争论起来了,看起来,小伙子还不大服气,有人鼓掌,有人发出“嘘嘘”的声音。
倪翠萍老人沉默着,她在沉思。忽然,她站立起来,慢慢地走到那个小伙子面前,她脱下外衣,捋起左手的袖管,露出了左肩膀那已经僵硬了的伤疤。她对年轻人说:“我一家八个人被日本兵杀了大小六个,这是不是大屠杀?”小青年惊讶地看着她的伤疤。他说:“妈妈的伤是真的,我很同情。”一位女学生站起来说:“倪妈妈今天来发言不是要你同情,而是要你了解历史!”倪翠萍老人说:“你们年轻人了不解历史,你应该到中国去,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看一看,欢迎你们到我家去作客。”穿红格子衣服的年轻人点点头。坐在前排的一位高个子日本人站起来提问:“我在南京办工厂,我与南京人接触中感觉有些人不欢迎日本人,我想知道,南京政府是如何教育市民的?”
我们同行者中的成东红女士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她说:“对于曾经遭受过日军伤害的南京人民,这种记忆是永久的。但是,南京市民始终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始终把发动侵略战争的头目和一般士兵加以区别。特别重要的是,深明大义的南京市民认为:历史是历史,友好归友好。对于爱好和平与正常经济合作的日本朋友,南京人民是欢迎和友好的!”
“我的母亲和倪翠萍妈妈差不多年龄,我父亲也参加过侵华战争,战败后回到日本,很孤独,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日本而战。所以没有文化理解不了历史,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了解历史,我非常感谢!”有着两个女儿的荒川敏子深沉地说。这是熊本第八次“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集会快结束时,一个老妇人走上前来,向我们麴躬致意。她说,她丈夫是和尚,她多次去过南京,她丈夫经常在为中国的死难者祈祷。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们参加熊本市的天草集会。会场上来了不少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前事不忘,和平恒久”八个大字的红色横幅。矮矮胖胖的生驹先生满脸笑容地作开场白:“我们天草区证言集会是第五次了。今天请来三位南京的客人,我们先为他们举行音乐会,演奏者是我的爱人,请听大正琴,它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电子琴弹拨出美妙的乐曲,小岛和三浦两位歌手演唱了《北国之春》和《花》,为了欢迎我们,歌手们又演唱了中国歌曲《四季歌》。生驹先生的太太是天草学校的老师,她特地穿了一套用中国丝绸做的中国服装。她说:“虽然我们的演唱与今天集会的气氛不太协调,但我们是用和平的歌声告诉人们:不要侵略,不要战争!”
保村先生说话了:“刚才我们听了欢乐曲子,现在开始沉重的话题。倪妈妈十一岁时,她的父母被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打死了,她自己受了伤。徐先生写了《南京大屠杀》,他们能专程到日本来演讲,我们特别高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倪翠萍老人讲述完她的悲惨经历后,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走上前来和老人紧紧拥抱,三个人都哭了。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又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在正式发表演讲前,有感而发地讲了一段即兴的发言。我说: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了。六十六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攻占了南京,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南京大屠杀。今天,南京举行了纪念集会,成千上万人向遇难者致哀,新铸造的警世铜钟进行撞钟仪式,全城警报长呜,以警示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六十六年前的这一场灾难。今天,我们来自南京的三位代表,参加天草的集会,是有特殊意义的。攻占南京的日军中,就有谷寿夫带领的熊本第六师团。我们究明六十六年前的“南京大屠杀”真相,目的是记取历史教训,发展中日友谊。刚才我们欣赏了大正琴的美妙音乐和《北国之春》的动人民歌,但愿这和平的日子永远永远。
我的发言结束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走上台来,生驹先生介绍说:“请天草的海先生讲几句。”
“大家好,我叫海,在寺庙当和尚。念经不紧张,今天我紧张,今天是日军攻占南京的日子,倪妈妈遭遇不幸的一天,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子,现在有人否定这一事实。这几天又要派兵去伊拉克,去打仗的人是谁呢?受害的又是谁呢?是不是又在重犯历史的错误呢?日本要学习历史,不要再走侵略的路。我们感谢南京来的客人!”
集会结束后,许多人拿着我写的《南京大屠杀》中文本和日文本要我签名,在会场上服务的日本朋友说:“今天带来的三十本书都卖完了。”
当晚在本渡的七海陇中国餐馆吃饭,出来迎接的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她满脸笑容地和我们打招呼:“你们是中国人?”
她高兴地自我介绍说是台湾人,二十三岁来日本,已经三十年了。她说丈夫是日本人,她老家在福建。
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上写着她的日本名字:中村秀子。秀子端上来一个大冷盘,她说:“香肠是台湾的,皮蛋是大陆的。还有萝卜糕、饺子和黄瓜炒肉片,并有青岛喝酒、台湾啤酒和曰本啤酒供选用。”
听说我是绍兴人,中村秀子送上来绍兴黄酒。我讲了鲁迅和秋瑾当年来日本留学的佳话,大家一致赞赏。期间,主客一齐高歌《北国之春》。
我说:“大陆南京的三个人在台湾人的饭店里和日本朋友一起吃中国菜,这就叫一衣带水,亲密邻居!”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村秀子说,她本来姓洪,今天在广告上看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人要来,想不到来我这里吃饭,真高兴啊。她说,明年我要到中国去,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去自己的国家看一看大好山河。她说“我要到南京,到时我来看你们”!我们都表示欢迎。
本渡是一个只有四万人的小镇,有六个从大陆嫁来的妇女,只有两个台湾人。饭店里挂着灯笼,贴着春联和大红的“福”字。
没有不散的宴席。夜已深,日本海上吹来一阵阵寒风,回顾在日本九州的十一天访问,有欢笑,有泪水,有深深的友情,自然,有永远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