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同孔子一起，随着“四书”、“五经”等典籍的传播为域外所知晓的中国思想文化巨人。先是在东亚文化圈，继而是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他的思想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因子不断得到传播和诠释，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巨人，他为中华民族赢得的是历久不衰的无上荣耀。

孟子和他的思想具有不朽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请读者随着《孟子传》作者孟祥才的笔触，仔细品味中国的历史如何孕育了孟子，而孟子和他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和世界。

  《孟子》一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集中展现了孟子博大精深的理论和学说，蕴涵着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孟子和他的思想具有不朽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请读者随着《孟子传》作者孟祥才的笔触，仔细品味中国的历史如何孕育了孟子，而孟子和他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和世界。

《孟子传》在尽量引据原文的同时，也将《孟子》原文译成现代汉语。

前言

第一章 公族苗裔

第二章 孟母三迁

第三章 战国风云

第四章 私淑弟子

第五章 诲人不倦

第六章 首次入齐

第七章 稷下交游

第八章 回鲁葬母

第九章 宋国之行

第十章 返回故乡

第十一章 失意鲁国

第十二章 滕国论政

第十三章 驳斥许行

第十四章 距墨辟杨

第十五章 惠王问政

第十六章 雄辩大梁

第十七章 再次入齐

第十八章 初见宣王

第十九章 侃侃而谈

第二十章 浩然之气

第二十一章 伐燕之议

第二十二章 去齐归邹

第二十三章 弟子如林

第二十四章 文章千古

第二十五章 落叶归根

第二十六章 天道性命

第二十七章 人性本善

第二十八章 仁政理想

第二十九章 君子人格

第三十章 道存古今

孟子年表

后记

由于孟子入齐时比较年轻，在思想学术界没有多大影响，与早他进入稷下学宫的淳于髡、慎到、接予、环渊、田骈、邹爽等人还不能相比。所以，一时难以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也没有就“列大夫”的位子。在齐威王当国的20多年间，没有这位君王与孟子直接接触的记录，可见，终威王之世，孟子可能都没有直接进入“资政”者的行列。不过，既然来到稷下学宫，接触到各家学派的学者，孟子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和学问切磋还是时刻进行的。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孟子展示了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影响日渐扩大，到威王后期，尤其是宣王当国时期，他就成为被人们“刮目而视”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淳于髡是稷下学宫的领袖人物，在威、宣、闵三代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是稷下学宫的掌门人。正是在他的领导运作下，稷下学宫盛况空前，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他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一是因为他是稷下学宫中又议又治的人物，具有杰出的外交才干，多次完成重要的外交使命。他直言敢谏，多次为齐国推荐优秀人才，因而获得齐王的绝对信任。由此使他成为稷下学宫与齐王联系最密切的人物。在齐王眼里，他是学者；在稷下学者眼里，他又是官员，是齐王的代表。这种一身兼二任的身份，就使他成为稷下学者与齐王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二是因为淳于髡“博文强记，学无所主”，就使他处于超然地位，具有那些学派立场鲜明的人物所没有的亲和力、吸引力，从而被各学派看成自己的知音，也就很容易地成为各学派都能接受的领袖人物。如果说稷下学宫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淳于髡就是这个磁场的中心。正是他的组织和协调，使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学术中心，较长时间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了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永恒魅力和不朽价值的思想学术成果，将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大大提升了一步。一代又一代稷下学者的不断努力，培育出了兼容、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精神。而这种学术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因为思想和学术的创新只有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才能获得成功。

然而，可能由于思想和性格差异太大的缘故，淳于髡与孟子的关系并不很协调。《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他们的一段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从淳于髡与孟子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孟子是一直宣扬儒家坚持的那套自西周传下来的礼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不容置疑的。而淳于髡可能对此礼制持怀疑态度，所以由此发问，引出孟子关于制度的刚性与执行中灵活变通相结合的理论。淳于髡大概早就对孟子戮力宣扬的那些治世救民的迂阔之论有不同看法，于是借机语带讽刺地追问他：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了，你不去救援，是何道理？孟子对他挑衅性的追问作了极其高明的回答：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了，必须用“道”即我推出的那套“仁政”理论去救援，可是包括齐王在内的当今统治者没有一个接受我的理论。难道你让我变通，用手去救援天下那些陷于水深火热的人吗？在孟子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道”不得行于世的悲愤和无奈，也能看到他在齐国不受重用的境况。《孟子》一书记载的他与淳于髡的对话，除了这一次，再就是他离开齐国时的一次并不愉快的问答，可见他与稷下学宫的这位掌门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冷漠的。孟子在威王时期之所以始终处于不得志的状态，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孟子·公孙丑下》还记载了他与齐大夫蚳蛙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齐大夫蚳蛙先是做灵丘县长，后来辞职转任治狱官，这是一个能够向国王进言的位子。他干了几个月，却没有向国王进言。孟子于是问起他向国王进言的事。面对孟子的询问，蚳蛙觉得自己有点儿失职，就赶紧向国王进言，提出建议，但国王没有采纳，蚳蛙就辞职而去了。对于这件事，齐国有人议论说，孟子为蚳蛙考虑得可算周到的了，可是他怎么替自己考虑呢？意思是，以你自己在稷下学宫的地位，你该如何尽上自己的职责呢？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将这样的议论转告他，孟子听了，就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听说过，有固定职务的，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可以不干；有进言责任的，如果言不听，计不从，也可以不干。我既没有固定的职务，又没有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行动，难道不是宽泛得有无限回旋的余地吗？”孟子这里讲的，是权利和责任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在其位必谋其政，不在其位则不必谋其政，职位和职责应该是统一的。孟子讲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既没有负有行政责任的官位，也没有可以进言的官位，只是拿一定俸禄的稷下先生，处在“无官一身轻”的闲散之位。P46-48

1967年前，当你乘火车沿京沪线南行，途经山东境内的邹县(今邹城)站时，就会看到站台上并立着两块1924年立的石碑，一块书刻“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孔子诞生圣地·甲子九月立”，一块书刻“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孟子诞生圣地·甲子九月立”。现在，这两个石碑已经移至车站前的广场上面南而立，并罩以两座黄琉璃瓦覆顶的碑亭。今天，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与邹城比邻的曲阜是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因为孔子的诞生地尼山和孟子的诞生地凫村以及孟子父母的葬地孟母林，都在曲阜界内。但是，应该承认，1924年立的这两块石碑都没有错，因为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当时都在邹县的管辖范围。

今日曲阜和邹城为核心的邹鲁地区，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仅有著名的邹城野店、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兖州王因、泰安大汶口等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而且与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人物太嗥、少昊、炎帝、黄帝、颛项、帝俊、帝舜、帝喾、帝尧、蚩尤、女娲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据彭庆涛、彭求实在《始祖文化济宁探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所作的考辨，这些人物，或者出生在这里，或者曾经在这里长期活动过。至今在这里还保留着许多他们的遗迹和传说。显然，这方热土，远在一万至五千年前，就是东夷人繁衍生息的家园，积累了丰厚的史前和文明初始时期的文化成果，成为“满天星斗式”的中华文明初始阶段的摇篮之一。

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朝取代商朝成为中原王朝。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实质上是原始部落殖民的大分封中，周朝缔造者之一的周公旦被封为鲁国国君，管辖泰山之阳的广大地区。他的儿子伯禽代父执掌国君的权柄，将以“周礼”为核心的周文化全面在鲁国和周围地区推行，使周文化在与东夷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邹鲁文化。而正是这个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文化孕育出后来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和她的两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这就是孔子和孟子——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双子星座。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公室的沦落和贵族间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出现了“礼崩乐坏”和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这就促成了私学的勃兴和文化成果的传播。这种形势就为孔子这样的思想文化领袖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孔子以仁学与礼学的交融互补，构筑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方面大力提倡以重礼乐、倡教化、明等级为主要内容的礼学，另一方面又极力弘扬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爱人”、“立人”、“达人”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和主动求善，推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与人格理想。而他的天命观和鬼神论则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主观能动精神。他整理的“五经”不仅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立下不世之功，而且为儒家学派选定了最基本的思想资料，加上他创办私学，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弟子，这一切就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广收门徒，周游列国，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加上其后学的努力，既使儒学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也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特别是鲁文化与齐文化一开始就进行频繁的交流，增强了相互之间的渗透与融汇，展示了两种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亚文化之间异质互补的特征。由于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一方面，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基本完成，同时通过酷烈的兼并战争使数以十计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覆社灭宗，形成了七雄并立的局面。另一方面，各大诸侯国以不同形式的变法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巩固和发展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促成了思想文化上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墨、名、法、道、阴阳、兵、农、杂、纵横等各学派相继或同时出现在当时的思想论坛上，著书立说，互相辩诘，争奇斗艳，各展风华，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部最具魅力的、多姿多彩的、气势恢宏的活剧。在墨学突显，道家杨朱派耸动远近视听，法家和纵横家驰骋政坛，而儒学陷于低迷的情势下，子思和孟子相继登场，联手创造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子思是连接孔子和孟子的桥梁，他创造了“天道性命”、“正心诚意”以及从“正身”、“导民”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套理论。孟子高扬孔子的学说，高举儒学的旗帜，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凌厉无比的词锋，辟杨、墨，斥农家，贬纵横，继孔子之后，再次占领当时中国思想领域的制高点，推动了儒学又一次辉煌的崛起。由此，孟子就成为中国儒学思想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之一。没有孔子，不可能创立儒家学派；没有孟子，儒家学派不可能在战国时期重振雄风，蔚为大观，儒学也不可能对后世的中国和世界产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因为有了孔子、孟子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和他们在思想上的创造，其理论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严整，视野更加宏阔，从而具备了日后被推尊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要素，具备了与世界各大思想体系相比肩和对话的资格。显然，孟子被推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是实至名归的，对他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孟子》一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集中展现了孟子博大精深的理论和学说，蕴涵着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孟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国家统一的观念。当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时，他毫不犹豫地对以“定于一”。从此以后，中国的统一就成为最重要的民族大义而被后世所丰富发展和不断强化。这其中所包含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众多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祖国的统一、独立和富强而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原动力，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统一多于分裂、民族英雄得到全社会尊崇的思想理论基础。

孟子反对一切不义之战，怒斥“春秋无义战”，力主“善战者服上刑”，大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使“正义必胜”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战争观，使热爱和平、崇尚正义成为中华民族的光辉旗帜。

孟子将孔子“仁”的理念发扬光大为“仁政”理想，丰富和发展了自周公、孔子以来“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理论。要求建立一个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取民有制、使民以时的老有所养、少有所教、壮有所为、人人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君王“率己正人”，官吏清正廉明，百姓遵纪守法，一切都在既定的规章中有序运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德治”和“法治”得到完美的结合。这一充满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美好政治和社会理想，成为后世中国所有志士仁人矢志追求的目标，长期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着不倦的奋斗。

孟子发扬儒家重视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情系教育，忠诚教育，终生从事教育，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最大乐事。由于儒家和其他各学派的身体力行，使中国形成了长期重视和发展教育的恒久传统。由国家、社会和家庭组成的教育网络，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动乱岁月也没有中断运行，从而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教育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和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文明古国之一。

孟子强调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上的仁人君子，必须承担起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平治天下”，安定民生。他一生风尘仆仆于列国的王廷，周旋于国君和权臣之间，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仁政理想，虽四处碰壁而不悔，知其不可而勉力躬行，期望澄清天下，救民水火。他以自己一生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为民救世的典范，诠释着永不言败的责任意识。此后，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民族观念和责任担当意识，就成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人生理念。

孟子一生推尊和弘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理想，鼓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追求遗世独立、行我心之所善的仁人君子品格。为此，他要求人们一生不倦地学习知识，刻苦地修养品德，“养浩然之气”，践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想，将人性中的善端发挥到极致，以达到与天地同流、参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成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而正是在这一不倦的追求中不断涌现出众多国家和社会的坚强脊梁，支撑着中华民族一次次在艰难险峨中英勇奋起，一次次在几近毁灭中浴火重生。

孟子是文章圣手、写作巨匠。《孟子》七篇，如高屋建瓴，凌绝览山，气势宏伟，激情澎湃，议论纵横，犀利风发，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典范之一。其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无懈可击的逻辑推导、强化立论的引经据典、生动形象的比喻运思、绘声绘色的故事叙述和声情并茂的人物描摹，给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以用之不竭的启迪，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孟子是同孔子一起，随着“四书”、“五经”等典籍的传播为域外所知晓的中国思想文化巨人。先是在东亚文化圈，继而是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他的思想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因子不断得到传播和诠释，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巨人，他为中华民族赢得的是历久不衰的无上荣耀。

孟子和他的思想具有不朽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请读者随着作者的笔触，仔细品味中国的历史如何孕育了孟子，而孟子和他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和世界。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上的巨擘。如果说因为有了孔子而促成儒学诞生，那么，应该说因为有了孟子而使儒学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再进一步说，因为有了荀子而使儒学成为深固不摇的参天大树。他们是使中国儒学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永远巍然挺立的鼎足而三的无可替代的伟大人物。因为他们创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典，为中华民族构筑了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家园，从而使中华文明占领了与世界任何文明都能进行对话的制高点。孟子是中国历代各种著作中提及频率最高的人物之一，仅收录《四库全书》的著作中，就有一万五千卷左右出现他的名字。《孟子》一书，也译成拉丁、英、目、德、法、俄、意、朝、越等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他显然是屈指可数的世界顶尖级的伟人，为我们民族赢得了巨大的荣耀。

多年来，为孟子撰写一部传记的愿望一直萦绕心怀。这倒不是因为自己忝列孟子后裔，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时时使自己激动不已。尽管海内外已有数以十计的孟子传记著作面世，我仍然愿意将自己对孟子的认识和理解贡献给读者：因为我对孟子的认识和理解与前贤还有同中之异。

写作本书主要依据的文献是《孟子》。在中国，孟子其人其书虽然家喻户晓，但对一般读者而言，直接理解《孟子》一书的原文还有困难，所以我在尽量引据原文的同时，也将原文译成现代汉语。《孟子》的现代汉语译本不下十数种，这些译文除个别地方略有差异外，绝大部分都相同。其中最权威的译著当属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我的译文主要参考了他的这本著作，在此特作说明并向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齐鲁书社编辑刘玉林的热诚帮助。玉林编辑是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文献功底踏实，知识面较广，对本书的结构、各级标题的拟定和文字的处理，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特向玉林编辑表示真诚的谢意！

孟祥才

2013年7月6日于山东大学兴隆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