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丛林所著的《曾国藩家族》以曾氏家族中起核心作用的曾国藩为轴线，上下追述三代，起落百年，以图片为场景，着重反映其成功之道，并呈现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丰富与幽微的内心情感。

本书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和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展示出曾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人生道路，包括其理想抱负、求学问道、政绩战功、子女教育、境遇命运、婚姻家庭等方面，力求较全面反映家族的兴盛衰落。

董丛林所著的《曾国藩家族》为“百年中国名人家族老照片”的一种。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因此备受关注，其家庭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值得后人加以梳理、考察和总结。《曾国藩家族》选取了曾国藩家族中起核心作用的重要人物为轴线，收集的有关曾氏家族后裔及儿女亲家的资料。上下大致追述三代，起落百年，以人物为主线，以家族为载体，以图片为场景，着重反映这个家族中一些名人的成功之道和复杂的姻亲关系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法伦理型社会的文化特色。

一、远祖与近世

 远祖“宗圣”

 湘乡支派与世道遭逢

 不寻常的“祖父”

 平凡的父母

二、曾国藩的人生历程

 降世及连带一生的神异

 终于登龙门

 顺遂的京官生涯

 湘军统帅多磨难

 获任两江总督

 “剿平粤匪”的总帅

 胜利之后的喜外忧

 挂帅平捻无功而退

 移督直隶的遭逢

 回任两江了残生

三、曾国藩的兄弟姊妹们

 湘军悍将“老九”

 军中早亡两老弟

 守家的国潢

 姊妹事略

四、儿辈概观

 父教之下

 两儿的家庭

 曾纪泽的出洋

 外交“亮点”

 纪鸿学事与夫人家政

 命途多舛的前四女

 小女的美满人生

五、孙辈及再后的余脉

 孙辈说略

 旧族又结“新洋缘”

 风暴中的分途

尾花

 置身今日“富厚堂”

附录：

 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主要参考书目

湘乡支派与世道遭逢

众所周知，曾国藩的籍贯是湖南湘乡，今天则属娄底市双峰县。这须溯及曾氏该支派的来源及沿革情况。据人依曾氏谱牒追寻：山东武城曾氏在十五派上有南迁江西庐陵者，庐陵一支在第四十五派上有迁湖南衡阳者，该支中到第六十二派上由曾孟学领迁至湘乡大界，成为“大界房”，也就是曾国藩家族所属支派的始祖。

曾孟学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在即将花甲之年时携家由衡阳迁至衡山白菓地方，在此生活了十几年，感到门庭欠兴，家事不顺，便于康熙十年(1671年)率长、次两子(他共有七子)迁居湘乡荷塘二十都，先居沙溪熊家湾，继而改迁神冲大界添子坪，在此繁衍下曾国藩所属的“大界房”子孙。曾孟学的重孙曾应桢(号元吉)，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曾国藩的太高祖，是为这一支派兴家奠基的有功之人。及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操持为已下世八十余年的曾应桢夫妇置祠修墓，其时国藩已贵为二品京官，专为此祖撰写墓铭一篇，其中述及这位“迁湘(乡)四世祖”，从“少贫”到“手致数干金产”的兴家功业，有“昔公创业，源远流长”的追思感恩之词。这位祖上的次子曾辅臣即曾国藩的高祖父，曾辅臣唯一的儿子曾竟希即国藩曾祖父，此老在世之年即赶上了长曾孙国藩的降生，并且还有相关神异的故事传衍下来。这个稍后再说。在曾国藩六岁这年，竟希老人去世，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至于祖父，更是对曾国藩影响至大的人物，下面将有专节述说。

到曾国藩出生之际，其家已非贫穷门户，在十里八乡恐算得上比较富裕的人家，衣食无忧。不过，自国藩幼时往上追多少辈，其家族中还没有出个有功名地位、做官为宦或是学问家之类的人物，是个地道的平民家庭，山乡农户，充其量算个小土财主之家而已。曾国藩记述得明白：“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连个秀才都没出，遑论达官贵人！跨越这道坎儿，自然成为压给家族后人的“神圣使命”。这一使命被后人的完成稍后再说，这里需先看“大界房”曾氏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世道遭逢”。

这支曾氏支派的家园，坐落于南岳衡山支脉高嵋山下，地处衡阳、衡山与湘乡交界之区，离湘乡县城百余里，离府城和省城长沙大约三百里。这里尽管有青山绿水，但当时却不是经济发达、文化繁盛之区，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世代守望于此的乡民，对国事世情、外域天地的了解，当是非常迟滞而有限的。当然，这并不影响斗转星移、世事纷变。

自曾国藩幼时上溯，“大界房”曾氏生活的那个时期，正是清王朝从“康乾盛世”逐渐滑向衰落的年代。其实，自乾隆朝末期，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势已颇为明显。乾隆皇帝本人即挥金如土，官吏队伍则贪渎成风，和坤之巨贪便不失为朝内法度荡然的典型反映。地方官吏也罕有真正勤谨清廉者，内阁学士尹壮图就曾尖锐地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冶废弛”，“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及至嘉庆朝，形势每况愈下，民不聊生，反抗斗争连绵不绝。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参加者有数十万人，地涉多个省区，延绵近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中，竟有京郊一支两百来人的队伍，一举攻入紫禁城，致使嘉庆皇帝惊呼此为“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祸”。惯于长歌当哭的龚自珍，就曾状描“自乾隆末年以来”社会的颓坏状况，认定已经到了“日之将夕，北风骤至”的衰世，为之奏响挽歌。

外患也开始显露苗头。乾隆之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就曾携带英王信件来华，提出开放中国通商口岸，割舟山附近一处海岛囤货，割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减低贸易关税，自由传教等一系列要求。尽管当时清朝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回绝了英方的非分要求，但马戛尔尼一行来华绝非偶然事件，而是西方强国觊觎中国权益的反映，是其蓄谋侵华的一颗信号弹。

当然，自我陶醉于“天朝上国”的皇家贵胄和一千官员们，是难以对中外大势了然于胸的。不过，暂时关禁国门过传统日子的时间还可有一点儿，所以一切基本还在旧轨道上滑行。别的不用说了，与曾国藩家关联最密切的事情，除了赋税的征纳之外，就是科举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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