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由威廉·斯泰隆著：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书目！获普利策奖，在美国热销一千多万册！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和《安妮日记》一样成为犹太文学的经典之作！

威廉·斯泰隆超越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并跨越历史和文化的界限，无论文学评论家和读者都同样将他推举为继海明威、福克纳之后时代的最伟大作家。

《苏菲的选择》由威廉·斯泰隆著，主要内容：苏菲是一个拥有痛苦过去的波兰女子。在纳粹集中营里，她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她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打印屠杀犹太人的报告；她忍受着德国医生、看守、甚至女管家的调戏、强暴、变态的凌辱；她违心地用自己的色相去诱惑纳粹司令官。恐怖、耻辱、罪恶和绝望的阴影笼罩着一颗碎裂的心灵。

战后，她在美国与犹太人内森相爱。他们疯狂地做爱，就像发狂的野兽在撕咬、搏斗，仿佛在释放最后的生命之火。多疑、狂躁的内森经常辱骂、殴打苏菲；苏菲怀着对犹太人负罪的心情，默默地承受着情人的暴虐，以解脱沉重的精神负担。每每如此，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和快感，才交织着达到高潮。

《苏菲的选择》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苏菲的选择

奥斯威辛和文学想象

那时候，曼哈顿区很难找到便宜的公寓，所以我只好搬到布鲁克林去。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记得很清楚，夏天阳光柔和，空气中充满馥郁的花香。当时年轻的我，二十一岁，奋力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却发现十八岁时那股使我热烈燃烧的创作之火，已经化为一盏幽暗的标示灯，仅余丝微象征性的光芒而已。并非我已无意于写作，我仍然热望将那部我长久以来想写的小说写出来。但是，在我开始写了几段之后，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套用斯坦因给一位二流作家所下的结论：“我是美感满腔却无处下笔。”更糟的是，我失去了工作，身上的钱所余无几，于是自我放逐到富勒布须区——像其他的同乡一般，又一个在犹太人王国中徘徊的年轻小伙子。

就叫我丁哥吧，那时期认得我的人都这么叫我。我还在弗吉尼亚州家乡念中学时就有这个诨名了。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认为我难以管教，便将十四岁的我，送进这所学校。我这个人不修边幅，对个人卫生也不加注意，因此很快就得到了“臭虫”的称号。不过随着时光流逝，加上我个人习惯彻底的改变(事实上我甚至变得有点洁癖)，这个难听的绰号，便在不知不觉中为人淡忘，代之而起的，是更为戏谑的“丁哥”，直到我三十几岁时，这个诨名才神秘地和我告别，像一个苍白的鬼魂，从我的生命中销声匿迹。但是在我写作的这段时期，我仍然被称为丁哥。我之所以要在一开始时，便对我这个绰号加以解释，是因为我所要描述的，是我生命中最灰暗最孤独的时期，就像隐居在山洞里的疯子一样，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我很高兴丢了差事——这是我这一辈子除了领军饷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支领薪水的职务——虽然失去了这份工作，使我更加穷困。现在我更认为，在我那么年轻时便明白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料，对我而言，实在是有利无害。事实上，想到最初我是多么向往这份工作，而不过五个月后我却欣然——甚至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接受解雇的命运，倒使我颇为惊讶。一九四七年，工作机会极其稀少，尤其是出版业的工作，我很幸运地被一家大出版社所雇用，职位是“二等编辑”，专门负责审核手稿，周薪四十元，扣除税金后，每一钟点的报酬大约是九毛钱。每个礼拜五，那个弯腰驼背的妇人，会把一张薄薄的蓝色支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然而对于一个有财有势的大出版家付给我这份微薄薪金的事实，我丝毫不觉沮丧。我年轻气盛，怀抱崇高的理想，况且，这份工作也自有其迷人的补偿：在二一餐厅午膳，和约翰·奥哈拉共进晚餐，才色俱佳的女作家为我的编辑洞察力而感动，诸如此类。

这种机会事实上并不多见。主要原因是，这家出版社虽然以出版科教书、工业用书及数十种科技杂志——范围之广，包括养猪业、埋葬科学和塑胶压铸一为主，也兼出版小说和非小说，因此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审稿人，但投稿的作家却很少有真正热衷于文学的。举例而言，我刚上班时，出版社所支持的两位最杰出的作家，分别是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和一个因写鬼故事名登畅销榜作家的前共产党员。想要找一个像约翰·奥哈拉那样的作家，根本就是绝无可能。此外，我担任这份差事的时候，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当时麦克劳一希尔出版社(以我雇主的名字为名)缺乏文学的名气。它一向以供应科技书籍而出名，我工作的那个小部门，自然显得无足轻重。

因此，我每天尽心竭力地坐在办公室里，不仅没有机会一读略有可观之处的手稿，还被迫用心阅读一无是处的作品——稿纸上满是咖啡污渍和指纹，显然麦克劳一希尔是这些作者(或经纪人)最后考虑的出版社。但是年轻而又醉心于英国文学的我，就和马修·阿诺德一样，严格要求任何作品，都必须包含最高的严肃性及真理，评审严苛，毫不留情。在麦克劳一希尔大楼——位于西区四十二街，一幢外观巍然却缺乏精神的绿色大厦——二十楼上那间窄如鸽笼的办公室里，被我淘汰的作品堆满了我的办公桌，全都满载着希望和歪曲的造句。无论那著作有多坏，我都得写上相当详尽的评述。起初对于能够大肆批判这些手稿感到痛快而有趣，但不久后，这些千篇一律的平庸之作便令人扫兴，我开始厌烦这份无聊的工作，也厌烦不停地抽烟和曼哈顿区烟雾弥漫的景色，以及在枯燥而沉闷的时光中，写出无情的读后报告。我不做润饰，逐字照录，列举如下：

高高蔓草艾默尼亚·毕尔提克著小说

描述发生在新泽西州南方沙丘和曼越橘沼泽间的爱与死。男主角韦勒·史塔威，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是一间曼越橘罐头工厂的继承人，疯狂地爱上了蕾梦娜·布兰。蕾梦娜的父亲艾拉·布兰是前左倾分子，也是曼越橘拣取者的罢工领导人。本书情节错综复杂，韦勒的大亨父亲——蓝登·史塔威，阴谋处死了老艾拉，后者支离破碎的尸体，某天早上被发现丢弃在曼越橘拣选机里面。这件事使得被描述为“才智卓越，风度翩翩”的韦勒和“身材苗条柔软，几乎难以掩盖其潜藏在体内的情潮”的蕾梦娜互相诘责。

在我书写的此刻，犹令我感到惊愕，我认为这可能是一部最糟糕的小说。尽速退回原稿。

哦，骄傲而妄自尊大的年轻人！我在谈论这些毫无文学水准的著作时，是多么幸灾乐祸。我也无所畏惧地批评麦克劳一希尔以及它出版后可能被《读者文摘》的书摘精华选用为“烂”作品的倾向(虽然我的嘲弄，大概就是我后来被炒鱿鱼的主因)。P1-3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人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