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在宰相伯颜(1236～1295)的建议下，大力开辟海上运输，创行了漕粮海运。至元十九年(1282)，分载4．6万石漕粮的60余艘海船，从平江(今苏州)刘家港出海，于次年抵达海津镇(今天津)，艰难地完成了漕粮海运的首航。虽然这次海运的数量很少，且行程时长达一年之久，但毕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元政府坚持并发展漕粮海运。元成宗大德初年，江浙行省漕粮海运量达70万石，至武宗至大年间已达到了200万石左右。元天历二年(1329)，漕粮海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50万石。
明初期，海运一直在进行，漕粮北上实行河海兼运，永乐初的海运总兵官，正是后来的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碹(1364．～1433)。永乐元年(1403)，陈碹即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及北京及辽东”。后来，工部尚书宋礼(1358～1422)开凿会通河及南旺分水等水利工程完成，运河漕运又兴。据曾为明正德间户部尚书王琼(1459～1532)的《漕河图志》所引户部奏议《始罢海运从会通河攒运》上记载，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明廷作出停罢海运的决定。次年，陈碹开凿并完成了清江浦河工程，明廷遂于当年，即永乐十三年罢停海运。之后，除明隆庆年间(1567～1572)，因徐州、邳州一带河道淤塞，由漕运总督王宗沐(1524～1592)奏请朝廷，部分漕粮曾一度由淮人海改行海运外，自明永乐十三年至清道光六年(1826)的400余年间，明清两朝的漕粮基本上都是河运。那么，到了清道光初年，宣宗为什么要重启已罢停了400余年的漕粮海运呢？
为何重启漕粮海运
当初宋礼议罢海运的一条重要理由是：“海运险远多失亡”，可海运之利之便也被否定了。然而内河漕运问题又何曾少？漕船风涛之险、盘坝之艰、关税之重以及漕粮的损耗之巨，军民的运兑之苦，莫不甚于海运，且最为朝廷头疼的仍是黄河泥沙的冲激淤渚所造成的河道浅阻、堤坝溃决等问题。虽然朝廷为此耗资巨大，但屡修屡淤，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其实，罢海行河之后，明清两朝就不断有官员主张重启海运，但终无实际结果。入清之后，漕粮改行海运之议甚多。康熙年间，有以运道梗阻议行海运的；乾隆年间，有以河运耗费过大，建议招募闽粤商船海运的；嘉庆年间，黄河屡次溃决，运道更加淤渚，漕船河运困难重重，漕粮海运之议复起。
嘉庆十五年(18lO)，嘉庆帝曾上谕：“溯查元明时本有海运之法，后因积久生弊，遂议停止，然其始转输利赖未尝不有裨国计。此时亦并非轻言改易，惟未雨绸缪，不得不作万一之想。”嘉庆帝让江浙官员认真研究是否可以再开海运。由于运河漕运这一命系京师安危的黄金水道，可以为大批官员吏属，以及各类跃跃欲试的追名逐利之徒，提供升官发财的机会和饭碗。故而，诸官员皆以“海上行运风涛浪险，容易湮没；匪寇出没无常，难以保护；一旦漕粮阻于海上易生霉变，海运成本与风险太大”等数百年不变的理由上奏阻止，致使嘉庆帝海运之意未能实行。
道光时，漕运问题愈发严重。漕船抵达京师的期限越拖越长，漕运河道的问题更为突出。道光四年(1824)，淮安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溃决，运道冲毁，运河水势微弱，漕船难行，京师的粮食供应和朝廷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境况下，漕粮海运的重启便势在必行。
海运的艰难重启
道光五年(1825)，道光帝眼见运河漕运一年难似一年，迫不得已，要求相关官署试行海运。为顺利推进海运，他下诏两江总督、漕运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以所辖境域的情况，分别提出相应的试行海运意见。结果，相关大臣仍多以漕粮海运“窒碍难行”人奏。当年，因运河淤浅，两江总督孙玉庭为北运漕粮，特请加拨经费120万两，以军船接运，但所有粮船及驳运军船还是全部搁浅于御黄各坝之间。道光帝为此大怒，遂将反对海运，又于漕运(指河运)无谋的官员全部治罪。此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1771～1840)禀奏：“暂停河运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代官运，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顿军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道光帝再下诏令各省讨论，“仍多诿为未便”。为排除干扰，道光帝特调赞成海运的安徽巡抚陶澍(1’779～1839)为江苏巡抚。当时，大学者包世臣(1775一1855)正在扬州，他听说朝廷有意开行海运，立即写了《海运十宜》一文，全面论述了海运的可能与优点。陶澍据此向道光帝奏请：“海运虽属创行，海船实所熟习。折漕变价数百万，势必银涌贵而谷陡贱，恐官员交困。请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此奏被批准。陶澍派苏州布政使贺长龄(1785—1848)等赴海口(今上海)操持招商驳运兑装等事宜；又亲自雇定沙船千余艘，三不像船数十艘；理藩院尚书穆彰阿(1782—1856)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收验监兑。最后，陶澍还需要一支水师队伍随1000余艘粮船，航行5000余里督运。因为水师的责任重大，时任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的琦善(1790。1854)和陶澍，对水师督运大员的遴选，极为慎重，几度商议，竟难以确定。就在此时，时为水师川沙营参将的关天培，自告奋勇地上场了。
敢为天下先者的功勋与骄傲
漕粮海运，对于明朝的海运而言是重启，但对于清朝自身而言则是一次创行，这其中之风险与困难是不可预料的。其实，作为朝廷封疆大吏的琦善和皇帝倚重的巡抚陶澍，只要依例将漕粮督运之事直接交给江南提督即可，完全不需要让比提督低上几级的一名普通参将来自告奋勇。但因为这是清代首开漕粮海运，甚为社稷及皇上寄予厚望，故不能不慎重择人。也许早有滥竽充数的庸官希望充任此职，也许有应当挺身受命却视海运为畏途者不愿冒此风险。可以说，琦善、陶澍的确慧眼识人。在关天培一再力请下，终于拍板由他受任督运大员，率水师督护漕船越洋赴津。
关于这次漕粮海运的来龙去脉及卓著功勋，关天培在《筹海初集》自序中有如下精细的描写：“道光乙酉秋，漕河浅阻，议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白粮米，创由海运。其时，制军琦静斋通侯，中丞陶云汀夫子，军门王竹亭夫子议派督运大员，颇难其选。培不避毛遂之嫌，力请身任。丙戌仲春，兑运开行。斯役也，以一百二十四万余石天庾正供作为头运，分载民船一千二百五十四号，行五千数百里汪洋大海，数遇惊风骇浪。漂人高丽夷境者三百余船，卒皆化险为平。迨挽人津门，不但斛收无缺，且有盈余。总计各船舵水手三万余人，一丁未损。”别的且不说，仅“斛收无缺”和“一丁未损”两项就可谓关天培这次督运，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何况这又是清代漕粮海运的开创性首航。这不能不令人由衷地敬佩关天培的胆识与才干。P12-15
开始编辑此书时，手里占有的资料很少，如何编，编成什么样的书，心中没底。但有一个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编出一本高质量的爱国主义文史资料，更高的要求是成为资政育人的爱国主义教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淮安市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原副主席荀德麟和现任副主席朱友冬的悉心指导下，这两年多来，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次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广泛征求文史委员意见，进行多个轮回的整合编辑。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有关近代史方面的书籍与相关资料，力求准确把握这些资料的精神实质，以反映关天培的精神内核及广阔的时代背景。在整个编辑过程中，经常熬至夜深人倦。有时因为天气燥热等原因产生畏难情绪时，我们就会责备自己：关老爷精忠报国，连生命都不要了，我们为他编辑专门文史资料，宣传他的事迹，就是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关天培事国以忠、清正廉洁、机智勇敢、孝敬父母的事迹及其美德常常使我们感动落泪，一方面激励我们一定要出精品，一方面叉使我们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洗礼与升华，并使我们明白了应当向关忠节公学什么，怎么学。
回顾两年多的编辑历程，除了几近煎熬的感觉外，我们亦有难得而颇感欣慰的发现和感悟。首先，发现了关天培题序的《金函玉镜》一书，发现了吴棠、顾云臣为《延龄瑞菊图》的题诗。能够发现这些珍贵的关天培研究史料，既让我们激奋不已，叉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工作的意义。其次，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纠正和剔除了有关关天培研究中的一些错讹和附会，澄清了一些历史史实，可谓有正本清源之功。第三，突破了在历史人物介绍上平面化、简单化的窠臼，充分利用中英双方的历史资料及最新研究成果，站在鸦片战争及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客观地、立体地展现了关天培的生平事迹和精神特质。第四，力求拔开历史表面的迷雾，努力寻找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背后的动因及其结构性力量，从而更为深刻的认识到：不开放死路一条，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与开放不相适应死路一条的社会法则。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承蒙广东鸦片战争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淮安市博物馆、淮安军分区军志办、淮安区档案馆、淮安区图书馆等单位以及省内外中国近代史专家学者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并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与建议，对此，谨表示衷心地感谢！
因为水平有限，史料或缺，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12月
今年是民族英雄关天培壮烈殉国170周年祭。
关天培，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十四日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一个平民家庭。弱冠后经武学考试，初授漕标右营把总，三十余年军旅劳绩，辗转晋升，深得器重。道光十四年(1834)任广东水师提督，肩负镇守祖国南大门重任。此时，英国人正大肆向中国输入鸦片，“因鸦片输入而引起的白银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他深知英帝国海外扩张野心勃勃，而我广东海防则形同虚设。英国兵船曾“越过虎门各炮台，直抵黄埔，守台官不能御，乃燃空炮以惧之”。整顿海防，抵抗外寇，已成燃眉之急。他本着“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原则，认真整顿海防，仔细“检阅洋图，摘查文卷”，“亲历重洋，遍观厄塞”。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筹划了一套细致周到的海防方案，并著有《筹海初集》4卷，具体阐述用兵固防韬略。他为了巩固海防，开始在虎门构筑三重门户：“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处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建立了总指挥台和嘹望台，加大火力相互策应，并且辅之以铁链和桩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南海防线。他整顿水师，裁撤疲弱，“操练兵技，演习炮准，配造火药，整理军械”，“务使一兵一技悉成劲旅”。同时还招募渔民、散户壮丁，训练他们袭击敌船和刺探军情的技能，必要时协助水师作战。经过整顿，虎门的防御系统“布置森严”。正如民谣所说：“虎门六台，金锁铜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林则徐更喻之为“南海长城”。
1839年，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关天培鼎力配合，勒令烟商缴烟，并协同林则徐组织兵勇民夫，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道光皇帝派琦善替代受谤被革职的林则徐。琦善在军事上撤防媚敌，炸毁大炮，裁减兵船，遣散水手舵工，拆除海口的木排和铁链，起出水底的暗桩和载石沉船，把关天培苦心经营六年的军队和海防设施破坏殆尽。关天培在孤军无援、必败必死的情况下，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军人的荣誉，凛然坐镇虎门炮台，亲率赢兵四百御敌死守。1841年2月26日，英军乘涨潮，前后夹攻。关天培和左营游击麦廷章“奋勇登台，大呼督厉士卒。士卒呼声撼山，海水沸扬。杳冥昼晦，自卯至未，所杀伤过当，而身亦受数十创，血淋漓，衣甲尽湿”，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
170年来，关天培奋勇抗击英国侵略者，身负重伤，鲜血淋漓，巍然屹立于虎门炮台的不朽形象，一直留在国人的心中，历久弥新。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然五千年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正是凭着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靠的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关天培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关天培精神在淮安人民心目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是淮安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大力学习弘扬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抢抓江苏省委、省政府支持淮安加快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建设的重大机遇，全力落实“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总体要求和“总量翻一番，财政超千亿，建成生态市，全面达小康”奋斗目标，努力打造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富庶美丽幸福新淮安。
《民族英雄关天培》一书分国门守将、魂归故里、名垂青史、历史沉思、附录五个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关天培坎坷的人生经历、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以及他的精神对后人的影响。该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语言简洁、图文并茂，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家乡的读者能够认真阅读本书，更好地了解关天培，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关天培的忠勇节烈，更加自觉地学习弘扬关天培精神，让关天培精神在家乡发扬光大，汇聚成推动淮安科学发展的强大洪流。
是为序。
2011年9月
(作者系中共淮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民族英雄关天培》(作者淮安市政协文史委)讲述了关天培的故事。
《民族英雄关天培》收录了《生当扬威死当血食——简述民族英雄关天培的六大精神》；《长歌当哭挽将军》；《浅论关天培的军事思想》；《将军裹尸无马革》；《关天培的精神与历史影响》；《清朝人宇宙观一瞥》；《英国大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马克思、恩格斯论鸦片战争对华影响》等作品。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谥忠节、封振威将军。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晚清著名爱国名将，民族英雄。著有《筹海初集》及训练图表等。三国名将武圣人关羽后裔，其后人多仁人志士，职业军人。历任把总、千总、守备、参将、副将、提督等要职。在任广东大清水师提督其间，全力支持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禁烟。关将军身经百战，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在率领将士与英国侵略军浴血激战中为国捐躯……
《民族英雄关天培》(作者淮安市政协文史委)讲述了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