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友情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香港“文协”，使“文协”声誉日隆。国民党政府便支持简又文在香港筹建了“中国文化促进会”，想把戴望舒拉拢进去，靠他的名声赚取影响力，戴望舒很快便和他们划清了界限。汪精卫政府也在香港组建了“中华全国和平救国文艺作家协会”，网罗了被《星岛日报》解聘的樊仲云来管理。一时间，香港文艺界呈现出鼎足而三的格局。一些原来“文协”的会员，在诱惑之下，转而投向亲日的“中华全国和平救国文艺作家协会”，其中便包括了戴望舒的多年好友杜衡。杜衡的变节使戴望舒既震惊又痛心，他当即宣布开除杜衡“文协”会籍，并从此与杜衡绝交。不久，纪弦也依附了樊仲云一方，戴望舒得知后，极为愤怒，他在给艾青的信中写道：“路易士（纪弦）已跟杜衡做汪派走狗，以前我已怀疑，不对你明言，犹冀其悔改也。”
戴望舒对穆时英的态度也是如此，并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大舅子而稍有缓和。1940年春天，穆时英受汪派汉奸头目丁默邮的邀请，回到上海办报纸。在香港有人向戴望舒问起怎么好久不见穆时英了，戴望舒答道：“不必想到他了。走了，不在了，到上海去了。这是他留给我老婆的信。真是糟糕得很！”到了6月，穆时英被暗杀。他被认为是汉奸，尽管后来有人试图为他翻案，但至今尚未有定论。在当时，他的汉奸身份，却是很明确的。穆丽娟因为自己的哥哥身亡而悲伤，戴望舒竟然冷漠地说：“哭什么，他是汉奸！”这话确实已没有任何感情和温度可言，对穆丽娟自然是极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这样一句话，是缺乏人性的。但这句话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戴望舒对汉奸的痛恨之情。
有人离去，就会有人到来。戴望舒的身边并不缺少朋友，除了老友施蛰存、徐迟、叶灵凤等，在香港，他又交了袁水拍、冯亦代等新朋友。他与冯亦代的相识颇有戏剧性：一天冯亦代到《星岛日报》社找朋友，戴望舒见到了，觉得面熟，便攀谈起来，原来是杭州老乡，在亲戚家里见过，但从未打过交道，竟在香港相遇，并结成了朋友。
此外，他还交了两个朋友，是一对夫妻——萧红和端木蕻良。
萧红原名张遁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她与第一任丈夫萧军相遇之后，走上了写作之路，就连鲁迅，对她的才华也是很看重的。她在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中，留下了《呼兰河传》、《生死场》这样的杰作。她曾是左翼作家，但后期的作品如《呼兰河传》等显示出对人性和个性的坚决追求，因而偏离了左联的要求，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点和戴望舒是很相似的。1938年，萧红和萧军分手，随后她与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结婚。
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小萧红一岁，是辽宁省昌图县人，主要作品有《科尔沁旗草原》、《曹雪芹》等。
戴望舒在编《星座》的时候，曾向当时居住在重庆北碚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约稿，萧红把《旷野的呼喊》交给戴望舒连载，而手中没有现成稿子的端木蕻良，也把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大江》以随写随发的形式交了出来。
1940年，日军频繁地对重庆实施轰炸，刚好香港大时代书局打算邀请端木蕻良去做《大时代文艺丛书》的编辑，萧红和端木蕻良便决定前往香港。
虽然从未谋面，但戴望舒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想象。他热忱地为二人介绍朋友，让他们能够更快地熟悉香港，适应这里的生活，并快速融人到从香港文艺界中来。他还多次邀请二人去家中做客，甚至提出让他们搬来同住，此事因为二人已经租定了房子而作罢，但他们因此深为感动。萧红把她的杰作《呼兰河传》也交给了《星座》连载，这既是出于对戴望舒的感激，也是源于对戴望舒艺术眼光的信任。端木蕻良则因为和戴望舒职业同为编辑，有了更多的话题，加上对文学和抗战事业的热情，往来也很密切。
1942年初，萧红这位饱经沧桑的女作家虚弱的身体再也无法维系她的生命，便在三十一岁的年华匆匆离去。两年后，戴望舒在凭吊萧红时，作了《萧红墓畔口占》一诗，这首诗堪称杰作：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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