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编著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精）》是作者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小说，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写了几本书，由于心脏病不治而英年早逝，短暂的一生中曾经在爱情上迷失过一次。书中既有俄国贵族的贫困流浪生活，又有对同父异母哥哥的真诚回忆，各处片段在路上不断回响，以华丽简净的方式探讨了时间、爱、死亡、艺术等永恒主题。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编著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精）》内容介绍：不要过于相信你可以从“现在”口中了解“过去”。要小心那最诚实的中介人。要记住，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讲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听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对前两种人所隐瞒的部分。“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意识里的那个声音又说。是谁在谈论呢？

我还是没见到塞巴斯蒂安，或者至少没在他活着的时候见到他。可是我倾听了我以为是他的呼吸的声音，那几分钟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若是塞巴斯蒂安在临终前跟我说了话，同样会完全改变我的生活。不管他的秘密是什么，我也了解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灵魂不过是存在的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因此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了它的波动并进行仿效的话。“来世”可能是一种有意识地生活在任何选中的灵魂或任何数量的灵魂里的完全的能力，所有这些灵魂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可互换的负担。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精）》是一本外国文学。

古德曼先生在他那部粗制滥造、极度误导读者的著作中，用了几句措辞不当的话来叙述塞巴斯蒂安的童年，描绘了一幅荒谬可笑的画面。给一个作家当秘书是一回事，撰写一个作家的生平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写传记是出于一种欲望，想趁着新坟上的鲜花尚可用利润之水浇灌之时把自己的书投向市场，那么试图把商业的急功近利与详尽的研究、公平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则更是另一回事了。我并不是要破坏任何人的名誉。我可以断言，仅凭一架噼里啪啦的打字机所产生的动力，就能让古德曼先生说出“把俄式教育强加给一个一向意识到自己血统中有丰富英国血脉的男孩子”，而且这样的断言绝不是诽谤。古德曼先生接着说：“这种外国影响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此当他更成熟时，回忆起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农民、东正教象征物和俄罗斯三角琴的持续低音（这些取代了健全的英国教育），总会不寒而栗。”

我们不值得花时间去指出，古德曼先生对俄国环境的概念不符合实际，这么说吧，就像卡尔梅克人对英格兰的概念不符合实际一样，卡尔梅克人认为英格兰是个黑暗的地方，那里的小男孩们被留着红胡子的校长鞭打致死。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塞巴斯蒂安是在知识分子的文雅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文雅氛围把俄国家庭的精神高雅与欧洲文化的精粹结合在一起；无论塞巴斯蒂安本人对他记忆中的俄国往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来没有降低到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么庸俗的程度。

我还记得比我大六岁的塞巴斯蒂安年少时在一盏壮观的煤油灯的温馨气氛里用水彩颜料快乐地乱画的情景；现在这盏灯仍在我的记忆中闪亮，它那粉红色丝绸灯罩似乎是塞巴斯蒂安用湿笔画就的。我看见自己那时有四五岁，踮着脚尖，伸着脖子，晃来晃去，想避开我哥哥不断移动的胳膊肘看一眼他面前的颜料盒；那黏稠的红色系颜料和蓝色系颜料被他的画笔蘸过多次，已少了许多，露出了搪瓷盒底，微微闪光。每次塞巴斯蒂安在锡制盒盖的内面调色时，总会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面前玻璃杯里的水就会变浑，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神奇色彩。他的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了长在半透明的玫瑰红色耳朵上的一小块胎记。这会儿我已经吃力地爬上了椅子，可他还是没有注意我。我摇摇晃晃地一使劲，伸手去摸颜料盒里最蓝的色块，这时他才注意到我。他一晃肩膀，把我推开，但仍不转身，仍像往常那样不和我说话，对我还是那样冷漠。我记得我从楼梯的栏杆往下看，看见他正在上楼，那时他刚放学，穿着黑色校服，系着那条我特别渴望得到的皮带，他上得很慢，懒洋洋地，还费力地拖着黑白两色的书包；他拍打着栏杆，不时跨两三级楼梯，然后拉着栏杆把身子提上去。我撅起嘴唇，吐出一口白色的唾沫，唾沫往下掉啊，掉啊，却总是掉不到塞巴斯蒂安身上；我这样做并不是想惹他，而只是想让他注意到我的存在，然而这种伤感的努力从来没有奏效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乡间住地的公园里，他骑着一辆低把手自行车沿着阳光斑驳的小路慢慢地滑行，让车蹬保持不动；我跟在他后面小跑，当他那双穿着凉鞋的脚踏下车蹬时，我就跑得快一点；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跟上咔嗒一咔嗒—嵫—嵫作响的后车轮，可他还是不理我，很快就把我甩在后面，我很无奈，仍然喘着粗气追着跑。

后来，他长到了十六岁，我是十岁，他有时会帮助我复习功课，他讲解的时候说话很快，很不耐烦，因此起不了什么作用；过了一会儿他就会把铅笔放进口袋，气呼呼地大步走出房间。在那个时期，他个子已经很高了，面色发黄，上嘴唇上方有一点发暗。他留着分头，头发光亮，他还在一个黑封皮练字本里写诗，并把本子锁进他的抽屉里。

有一次我发现了他放钥匙的地方（他房间里白色荷兰火炉近旁的一个墙缝），我打开了他的抽屉。那个练字本就在里面，还有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的照片、几枚金币、一小布包紫罗兰糖。那些诗歌是用英语写的。父亲去世前不久，我们曾在家里上过英语课，我虽然从来都没学会讲流利的英语，但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还是比较自如的。我模糊地记得，那些诗歌很浪漫，充满了黑玫瑰、星星及大海的呼唤，可是有一个细节很突出，我记得非常清楚：每首诗下面该签名的地方都画着一个国际象棋的黑色小棋子一“骑士”。

我尽力把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我哥哥的情况整理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比如说一九一。年（那年我刚记事）到一九一九年（那年他去了英格兰）之间的情况。可是这个任务却无法完成。塞巴斯蒂安的形象不是作为我孩童时代的一部分出现的，因此无从选择也无法发展；他的形象也不是作为一系列熟悉的幻象出现的，而是作为几个明亮的片断进入我脑海的，仿佛他不是我们家的固定成员，而是一个偶然的来访者，穿过亮着灯的房间，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隐没在黑夜之中。我做出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基于我年幼时没兴趣与一个做玩伴不够小、做导师不够大的人刻意发展关系的事实，不如说是基于塞巴斯蒂安惯常的冷漠态度，他从来不承认我对他的亲情，也从来不培育这种亲情，尽管我非常爱他。我或许可以描述他走路、嬉笑或打喷嚏的样子，但这些都不过是从电影胶片上剪掉的碎片，与基本的戏剧没有共同之处。而戏剧确实存在。塞巴斯蒂安永远忘不了他的母亲，也永远忘不了他的父亲是为母亲而死的。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他母亲的名字，反倒给充斥他年轻敏感心灵的那种记忆中的魅力增添了病态的吸引力。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清楚地回忆起他母亲没与父亲离婚时的情况；也许他还记得一点，并将其视为自己生命背景中一缕柔和的光。我也无法说明他在九岁时重见他母亲时有什么感觉。我妈妈说，他当时无精打采，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再也没提过那次令人悲伤的、没有尽兴的短暂会面。塞巴斯蒂安在（（丢失的财物》中暗示，他对快乐地再婚的父亲有一种朦胧的愤恨，后来他得知了父亲进行那次致命决斗的原因，愤恨就变成了一种狂热的崇拜。

塞巴斯蒂安写道（引自《丢失的财物》）：“我对英格兰的逐渐了解，给我最亲切的回忆注入了新的生命……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我去欧洲大陆旅游了一趟，在蒙特卡洛宁静地住了两个星期。我记得那里是有个什么赌场，很多人在里面赌博，可是就算有的话，我当时也没注意到，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虚饰浮夸的故事；我高兴地说，那部作品遭到很多出版商的拒绝，他们的人数就跟我下一本书的读者人数一样多。有一天我出去散步，走了很远，发现了一个叫做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十三年前，我的母亲就是在罗克布吕纳去世的。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告诉我她去世消息的那一天，以及她下榻的小旅店的名字。那旅店名叫‘紫罗兰’。我问一个汽车司机是否知道这样一个旅店，他说不知道。后来我又问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给我带了路。我终于来到一所浅粉色的别墅前，别墅的房顶砌着典型的普罗旺斯式圆形红瓦片。我注意到院门上画着一束紫罗兰，画得很差。这就是那所房子啦。我穿过庭院去跟女房主说话。她说她最近刚从原房主那里买下这所旅店，不了解过去的事。我请求她允许我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有一个老头从一个阳台上偷偷地看我，他身上凡是我能看见的部位都是赤裸的，但除他之外，周围没有别人。我在一棵大桉树下的蓝色长椅上坐下来，桉树的皮剥落了一半，这种树似乎总有这样的情况。随后，我尽量像母亲当年那样审视这所粉红房子、这棵树以及这个地方的全貌。我感到遗憾，不知道哪个窗户是母亲住过的房间的窗户。从这所别墅的名字来判断，我能肯定那时候母亲眼前就有这么一个种着紫色三色堇的花坛。P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