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恩哈德编著的《历代大师（精）》内容简介：那些整天把艺术史挂在嘴上的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关于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他们每天赶着十几个班的学生经过博物馆的展厅，用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蠢话去毁掉这些幼稚孩子们的一生。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艺术史家鼓唇弄舌谈论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艺术活生生地被艺术史家谈论致死。

《历代大师（精）》内容介绍：音乐评论家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丁托列托的同一幅画像前，三十多年来从不间断，直到某一天他妻子离世。时隔半年之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幅画像前，并邀请老朋友阿茨巴赫尔第二天去博物馆与他会面。通过阿茨巴赫尔的眼睛，我们得以了解雷格尔：他妻子的死，他关于自杀的想法，他对大师们的评论，以及最后，此次会面的目的。既充满悲观又兴高采烈，既憎恶有加又十分滑稽，托马斯·伯恩哈德编著的《历代大师（精）》是一部有关文化、天才、国家、阶层、艺术价值和人类自命不凡的讽刺性喜剧。

历代大师

历代大师遭遇绝望中的精神人——代译后记

与雷格尔相约在艺术史博物馆见面定在十一点半，十点半钟我就到了那里。为的是像我早就打算要做的那样，能够从一个尽可能理想的角度，不受干扰地去观察他，阿茨巴赫尔写道。他在那个被称为博尔多内的展厅里，上午总是坐在丁托列托那幅《白胡子男人》画像对面的长椅上，昨天，他坐在这个有天鹅绒面料套的长椅上，在给我阐释了所谓《暴风雨奏鸣曲》之后，继续讲述“赋格曲艺术”，他说明要从巴赫之前讲到舒曼之后，但他总是由着性子没完没了地讲莫扎特，而不是巴赫。为了观察他，我得在所谓的塞巴斯蒂亚诺展厅里确定我的位置，违背自己的欣赏趣味忍受提香的作品，从这里能够观察到《白胡子男人》前面的雷格尔，而且我采取站着的姿势，这没有坏处，我喜欢站立，特别是要观察人，有生以来我总是站着比坐着观察得更好，由于我从塞巴斯蒂亚诺厅聚精会神地朝博尔多内厅看去，的确能够清楚地看到雷格尔的整个侧面，甚至也没有长椅靠背的遮挡，前天夜里开始的天气骤变，毫无疑问很厉害地殃及了他，整个时间里他一直戴着黑色礼帽，就是说，我看到了对着我的他的整个侧面，我不受干扰地观察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雷格尔身穿过冬的大衣，双手撑在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杖上，看样子精力完全集中于观看《白胡子男人》，我一点儿都不用担心会让雷格尔发现我对他的观察。展厅服务员伊尔西格勒（耶诺！）出现了，雷格尔与他相识已有三十多年，我自己与他的交往（也有二十多年）至今一直很融洽。我向他打个手势让他注意，我要不受干扰地观察雷格尔，每逢他如钟表一样有规律地出现时，他都表现出来我仿佛根本就不在这里的样子，同样也仿佛雷格尔根本不在这里，他只是在尽他作为展厅服务员的职责，在这个免费对外开放的星期六，不知为什么参观者不像往常那么多，伊尔西格勒习惯用生硬的目光瞧他不认识的每个人，这是博物馆监视员典型的令人不悦的目光，用以震慑通常人们心目中那些行为放肆、不懂规矩的参观者；他总是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某一个大厅的拐角处查看四周，那样子对于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确令人讨厌；他身上的灰色制服虽然剪裁得让人难以恭维，但却被定为永久的行业服装，用大黑扣子聚拢着穿在他那瘦弱的身上，犹如挂在落地式衣架上，加之头上戴着用同一种灰色料子制作的硬壳帽，那副模样与其说像一位国家雇佣的艺术作品的守卫，不如说让人想起我们监狱中的看守。自我认识伊尔西格勒以来，尽管他并没有什么病，但脸色总是很苍白，雷格尔几十年来称他为三十五年以来供职于艺术史博物馆的国家行尸。三十六年前就开始参观艺术史博物馆的雷格尔，从伊尔西格勒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就认识他了，同他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几年前雷格尔曾说，只需用一点点钱打理一下，就可以永远确保我在博尔多内厅那长椅上的座位。他跟伊尔西格勒之间的这一关系三十年来两个人都习以为常。每逢雷格尔想单独一人观看丁托列托的《白胡子男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伊尔西格勒就关闭了这个展厅，干脆就站在大厅入口处不放人进来。雷格尔只消一个手势，伊尔西格勒就关闭了展厅，为满足雷格尔的愿望，他甚至敢把正在博尔多内厅里的参观者打发出去。伊尔西格勒曾在莱塔河畔的布鲁克学木匠手艺，还没有出师当上伙计便放弃了木匠手艺，要去当警察。因为身体单薄当警察的愿望没能实现。他的一个舅舅自1924年就在艺术史博物馆里当服务员，帮助他得到该博物馆的这个岗位，这份差事如伊尔西格勒所说，虽然薪水很低，但很稳定。他要去当警察图的也只是吃和穿，他觉得当上警察就解决了穿衣问题。一辈子穿着警察制服，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全由国家供给，真是太理想了，那位把他带到艺术史博物馆的舅舅也这样想，基于这一理想，当警察还是在艺术史博物馆工作也就没有区别，不过警察局给的薪水多一些，在艺术史博物馆挣钱少一些，但是在艺术史博物馆干的事情也无法与当警察做的事情相比，伊尔西格勒不能设想，还有比在博物馆工作责任更重大同时又让人感到更轻松的工作。伊尔西格勒说，当警察每天都有生命危险，在艺术史博物馆就不是这样。不要因为他这里工作单调就认为他爱这种单调。他每天工作时走的路加起来足有四五十公里，可是这比当警察主要的事情就是一辈子坐在办公室椅子上，要更有益于他的健康。与普通人相比他更愿意监视博物馆参观者，后者不管怎么说层次比较高。有艺术欣赏力。耳濡目染他自己也逐渐地获得了这种欣赏力，他随时能当解说员带领人参观艺术史博物馆，尤其是油画展厅，他说，但他没有这个必要。人们根本就不接受对他们讲解的一切，他说。几十年来博物馆解说员说的总是那一套，像雷格尔先生说的，里边有许多胡说八道，伊尔西格勒对我说。艺术史家喋喋不休地朝参观者信口开河，伊尔西格勒说，他逐渐地如果说不是把雷格尔的所有的话语，那也是把许多话语一字不差地接受下来。伊尔西格勒是雷格尔的传声筒，几乎他说的一切雷格尔都已经说过了，三十多年以来伊尔西格勒说的都是雷格尔说过的话。仔细去听，其实是雷格尔通过伊尔西格勒在说话。每逢我们听解说员讲解，听的都总是艺术史家们的胡诌八扯，听得人心烦，无法忍受，伊尔西格勒说，因为雷格尔常常这样说。所有这些油画都很了不起，但没有一幅是完美的，伊尔西格勒学着雷格尔的话这样说。P3－8

历代大师遭遇绝望中的精神人——代译后记

所谓“精神人”（Geistesmensch）是伯恩哈德常用的称谓，他的小说《历代大师》的主人公雷格尔就是这样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从事批评的艺术家，集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于一身”，小说的讲述者“我”说雷格尔是学问大家，是地地道道的哲学家。雷格尔认为既有思想又有批判精神，这是他的幸福，也是他的不幸，现实的平庸和卑劣让它无法忍受，82岁的他，三十多年来一直逃避到艺术中去，如尼采所说，“我们有艺术，因此不会因不堪生活而死亡。”具体说，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在上午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博尔多内展厅那幅《白胡子男人》画像前面的长凳上，下午到国宾饭店的咖啡厅，三十多年来他在研究这些历代艺术大师，自以为这个习惯维持了他的生存，以艺术大师为伙伴才使他没有发疯。然而他妻子的死终于使他明白，他一向总认为音乐是他的一切，哲学和写作是他的一切，总而言之，艺术是他的一切；总以为，在关键时刻可以依靠这些大师和巨匠，但他错了，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他被这些不朽的人物，这些历代大师所抛弃，遭受到他们最卑劣的讥讽。他忽然明白，不是所谓的历代大师，几十年维持他生存的是这唯一的、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带来的巨大痛苦，使他对人生更加感到悲哀，对世界更加厌恶，包括几十年成为他精神寄托的艺术。一切都是他抨击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绘画大师，他说他们的艺术是卑劣的天主教国家艺术，他们为名利所惑，他们的艺术是受委托的艺术，画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极少人世问的现实生活，他们用他们的画笔制造谎言，他们是伪装虔诚的装饰工，是粉饰世界的油漆匠。所谓艺术史就是彻头彻尾的天主教绘画史。

在文学方面，他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备受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尊崇的奥地利作家施蒂夫特，他说他不是什么小说艺术大师，而是总摆出一副浅薄、说教的面孔，文笔一塌糊涂，达不到对语言起码的要求，他书中大段的对自然风景枯燥无味的描写，在重视生态环境的今天，突然变得时尚起来，成为人们吹捧的对象，实际上他只是个地地道道善于记流水账的大管家。至于当前的文学状况更令人厌恶。雷格尔说，今天的作家几十年来写的都是没有思想的文学垃圾，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是抄袭的，每一句话都是盗版的，年轻的写了两本书便成了明星作家，年老的甚至也来巴结他们，把各种奖颁发给他们。与这些人相比，那个施蒂夫特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作家了。

而著名的音乐家布鲁克纳则成为他音乐方面攻击的重点，说他的音乐拙劣、杂乱无章，其中无端的多愁善感和虚伪的富丽堂皇弹冠相庆，他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枯燥乏味的、阻塞倾听管弦乐的耳垢。莫扎特的音乐充满着衬裙和内裤式的煽情，尤其在歌剧作品中，浅薄的插科打诨、装腔作势的道德说教比比皆是。贝多芬的作品让人感到滑稽和笨拙，即使他的室内音乐也轰隆作响，气势磅礴得犹如愚蠢的进行曲，与其说是乐曲不如说是咆哮。野心勃勃的马勒想要创作音乐史上最长的交响乐，这算什么本事，他那歇斯底里的交响乐使奥地利音乐陷入了最低谷。

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个地道的没有思想的人，雷格尔说，纯粹是德国哲学的反刍动物，一头不断怀孕的哲学母牛，被放牧在德国的哲学里，然后几十年在黑森林排泄出一摊又一摊具有诱惑性的俏货。他是德国人的拖鞋和睡帽哲学家。

雷格尔的怨恨和抨击从历代大师扩大到了整个奥地利国家和奥地利人，他说，如今整个奥地利就是艺术史博物馆，一个天主教一国家社会主义的、可怖的艺术史博物馆，这个可笑的弹丸小国，思想已经灭绝，只有迟钝的国家政治和愚蠢的国家宠信，在这个国家里，无论朝哪里看，都是一粪坑的可笑和卑劣，执政掌权的人都是一副蒙昧的、愚钝的面孔。奥地利人是与生俱来的机会主义者，所谓和蔼可亲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是实施卑鄙无耻行径的大师，总是与国家谎言为伍，过着低劣的、虚伪的生活。雷格尔的抨击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厕所也不能幸免。奥地利的厕所也是臭名远扬，这里没有厕所文化，在这里如厕是一场灾难。你若不是杂技演员，就会弄脏自己。在这里的饭馆，你若餐前不得不上厕所，那就糟糕了，从厕所出来绝对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雷格尔三十多年来坚持到艺术史博物馆，他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些所谓历代大师竟然成为永恒的存在，作为绝对尊崇的巨匠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因为他们是天主教一国家艺术家，他们被写进艺术史，编进教科书，他们的作品悬挂在艺术圣殿里，那些前来参观的芸芸众生，面对宏伟的展厅已经自惭卑微，只有赞叹的份儿，哪还有鉴赏的勇气。博物馆的讲解员是一些兜售从艺术史家那里批发来的废话的机器，他们把自己调试好，一面轰赶着参观者，一面自欺欺人地聒噪起来。德国人在艺术史博物馆的整个时间里都在读展品的目录册，几乎不看墙上的展品，他们卑躬屈膝地踯躅在目录册中，直到最后一页，这时他们的脚也已迈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外边。奥地利人还是学生时，就由那些头脑迟钝、思想狭隘的老师带着参观艺术博物馆，他们煞费苦心地按着书本上的说辞毁坏着学生们对艺术的敏感和兴趣，在教学中用那些循规蹈矩的声乐和器乐训练，以及枯燥刻板的模仿，虽然让学生掌握了某种艺术技能，使他们的手指灵活了，嗓音好听了，他们或许具备了复制能力，但是他们从此便对艺术再也没有感觉了。艺术史博物馆作为权威机构，让那些所谓历代大师走上艺术圣殿，头上放射出耀眼的光环。然而正是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抹杀个性的活动，通过一代又一代复制式的传承使艺术品失去了光彩。

雷格尔那个“专用”的长凳上，一天来了一位英国参观者，坐在那里长时间观看《白胡子男人》那幅画，并且不断地与他带来的一本书里的照片作比较，原来在他家里卧室墙上也挂着这幅画，是他从姨婆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姨婆是从与奥地利有亲戚关系的肯特公爵家里得到的。两部作品一模一样，假如都不是赝品，那么只能是画家丁托列托画出了两幅完全相同的画。这当然是耸人听闻的。艺术史博物馆的展品竟然失去了绝对的原创性！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个性化、独特性的生存极其艰难。现在我们有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服装行业、食品工业等等，同样也有艺术工业、音乐工业，如同在世界各地都有同样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同样的音乐会，看到同样的戏剧演出。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钢琴弹得节奏精准而又娴熟，有的人歌儿唱得音色和旋律也都无懈可击，但是可惜他们充其量是在模仿和复制，没有自己对音乐的深刻感悟和理解，艺术失去了独特性和原创性，那就意味着审美价值的丧失和崩溃。欣赏艺术不再是精神享受，而只是某种感官需求了。

然而也是在这张长凳上，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她那天偶然来到艺术史博物馆，因为疲劳，坐到了这张长凳上，因为她并不喜欢《白胡子男人》那幅画，引起了雷格尔的注意，于是便聊了起来，此后不久他们就结成了夫妻。这个与历代大师形成鲜明对照的人，她的存在是有限的，但是她的独特个性是不可复制和替代的，她的价值因此是不可估量的。对雷格尔来说，仿佛认识她、与她生活在一起，才是来艺术史博物馆的真正目的，是他在艺术史博物馆里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他多年来从事艺术研究获得的最高奖赏。

雷格尔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说服自己相信存在着杰出的、完美的艺术，否则他在这个卑劣、愚钝的社会里就会感到绝望；另一方面他具有艺术批评家那尖锐、深邃的目光，不能容忍完美的存在，只有想到不存在完整和完美的事物，他才能平静，才能生存。所有这些历代大师，他们的作品充其量也只有在局部和细节上是成功的，从整体上看都是拙劣的、虚伪的和失败的。这些所谓完美的作品，其存在得益于芸芸众生那赞叹的目光和肤浅的审美趣味。赞叹是弱智者的基本状态，在锐利、批评的目光下，这些所谓的完美和经典杰作便会逐渐坍塌、瓦解，原形毕露。雷格尔认为，若使这不完美的、卑劣的世界和艺术能够忍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弄得滑稽可笑。在这个意义上，雷格尔是位不折不扣的“夸张艺术家”，通过夸张，一切才能清晰可见，才能准确地呈现出来。这也是伯恩哈德在他创作中运用的主要艺术手段。所以看过这本书后，我们当然不能把雷格尔对历代大师的那些毁灭性的批判，当成作者的观点，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观点与作者的关联；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赞同雷格尔的批判，认为历代大师的作品都是拙劣和失败的，不要忘记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批判，这是作者表现这个人物的需要；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雷格尔的批判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因为大师也是人，他们的作品不完美，归根到底是人性不完美的体现，是世界不完美的继续，雷格尔的批判彰显了他对艺术的人性实质的清醒认识。所以运用极其夸张和绝对的表述形式，那是因为传统的势力和赞叹的习惯太强大，不夸张不足以撼动和改变它们。

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很简单，主人公雷格尔坐在艺术史博物馆展厅的长凳上观看着，讲述者“我”接受雷格尔的邀请，提前一个钟点来到这里，从一旁观看在观看的雷格尔，回忆着昨天以及以往雷格尔的讲述。这样观看者、批判者雷格尔就将自己暴露在读者面前：他这位音乐评论家，三十多年每隔一天上午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长凳上观看《白胡子男人》那幅画，讲述者“我”发现他的目光并不在这幅画上，甚至也不在展厅里，而在更远的某处。原来三十多年来，雷格尔到艺术史博物馆展厅里来，是因为展厅的摄氏十八度室温最适合他思考，还有展厅服务员的特殊服务，渴了，展厅服务员会送水来，要看报他便为他买来报纸。雷格尔把穿不了的衣服送给展厅服务员并经常请他吃饭，以确保在他的呵护下长期享受在展厅里的特殊待遇。雷格尔不打自招地说，《白胡子男人》这幅画是艺术史博物馆里最珍贵的画，因为它经受住了他三十多年来调动理智和情感对它的观看和研究，其实《白胡子男人》这幅画不过是雷格尔这位醉翁的酒而已。雷格尔因为妻子去世的巨大悲痛考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他不知道该怎样做，同时办理烦琐的丧葬手续也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结果自己。用他的话说，这种事情如果不马上去做，就无法再去做了。他所以能活下来，不是因为他抱紧莎士比亚或者歌德或者康德，以及一切所谓大师。他们没有帮助他解脱，没有给他宽慰，他们的思考和著述都让他忽然觉得陌生和恶心，雷格尔说，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帮助了他，那就是叔本华，不是他的思想拯救了他，而是雷格尔为了自己的目的歪曲了他，滥用了他，把他当作活命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叔本华与上面提到的历代大师都一样，都让他在关键时刻大失所望。他所以能活下来，因为他胆怯，不敢走向死亡。雷格尔为什么一反常规，约讲述者“我”第二天在艺术史博物馆见面，打破几十年的习惯，接连两天都到博物馆里来，而且考虑了数小时之久，不知道见面后该如何对“我”解释。原来他要请“我”和他一起去城堡剧院看戏，这是他一直十分厌恶的、称其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座剧院，并且是看戏剧大师之一的克莱斯特的作品，在尚未完全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在无情地抨击历代大师的雷格尔忽然要去剧院，而且还是看一出喜剧《破瓮记》，这让讲述者“我”颇为大惑不解。当他回答雷格尔说，这也是他的强烈愿望时，雷格尔把入场券递给讲述者“我”说道，“与我分享这反常的疯癫带来的乐趣吧”。结果在意料之中：演出糟糕透顶。

雷格尔作为艺术家无法完全脱离艺术欣赏活动，但是不知道他还能经受住多少次失望呢？也许，伯恩哈德安排这样一个结尾抑或还有另一层意思。首先，他的主人公并非抨击一切大师，这位克莱斯特也是作者本人喜欢的一位戏剧家。那么为什么一定是《破瓮记》这出戏呢？原来，这部戏表现的是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戏里的主角乡村法官企图强占民女，夜里来到民女家，慌乱之中丢掉了假发，碰碎了陶瓮。民女之母到法庭告状，正值检察官前来视察，乡村法官审理案情的过程，逐渐变成他丑恶行经暴露的过程，法官最终成了被告。伯恩哈德让小说《历代大师》主人公雷格尔对艺术和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抨击，实际上也是对这个人物的自我反讽，让他披露自己，对他力图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傲视一切的怪诞的生存方式进行质疑。他抨击历代大师，说他们的作品皆为失败的和可笑的，这也适用于他自己的著述。雷格尔抨击世界和艺术抹杀和伤害个性，而他本人不是很愿意看到别人模仿他、顺从他，按照他的方式生活吗？看看他周围和身边的三个人，那个展厅服务员一开口，只要仔细去听，就会发现，那是雷格尔在说话，他就是雷格尔的传声筒。雷格尔所以把讲述者“我”视为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从事音乐理论批评的雷格尔看到，虽然他这位朋友对音乐的理论研究不感兴趣，但却是他从理论上评说音乐的一位忠实倾听者，从不提出异议，是他在毫无幸福可言的音乐生涯跋涉中不可或缺的人。雷格尔当然也想要把他的妻子改变成像他一样的人。他向她灌输他掌握的那些知识，虽然她听了一年的关于维兰德的讲述几乎成了维兰德专家，虽然他带领她到叔本华、尼采、笛卡儿、蒙田和帕斯卡等人的精神世界里旅行，但是她并不一味地跟随，比如她就不接受施莱尔马赫，对诺瓦利斯不感兴趣，她也不认为青年艺术风格派是多么丑陋的煽情。她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见解和审美原则。她不是传声筒和忠实的倾听者，正因为如此，她的离去才对雷格尔构成巨大的缺失，让他这个耄耋之人老泪纵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者塑造了雷格尔这个人物也是让自己照一照镜子，反思他自1952年发表诗歌以来三十多年里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生涯，这也是三十多年来，帮助、关心他的那位“命中贵人”黑德维希·施塔维阿尼切克女士对他的殷切期望。雷格尔对讲述者“我”说，“我们有什么没有想到、说到，我们以为自己是内行、权威，其实不是，这是喜剧”，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本题为《历代大师》的小说副标题叫“喜剧”。

马文韬

伯恩哈德的书最让我欣赏的，不是其背景或道德观。而是：我只要在那里，在那些书页里面，欣然接受他那无法遏止的愤怒，并和他一起愤怒，这就足够。——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