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编著的《绝望（精）》内容介绍：纳博科夫开始是在1932年的柏林用俄语创作《绝望》，并于两年后在法国巴黎的一家俄罗斯流亡刊物上连载；1936年底，纳博科夫用英语重写了这部小说，使之成为他第一部出于“艺术目的”创作的英语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纳博科夫对群氓社会的心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编著的《绝望（精）》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义。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热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会认为他从我的搁置已久的文稿中发现了形状新奇的东西，或者维也纳炸小牛肉片式的梦，然而，如果仔细看一看和想一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境。让我再补充一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有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

《绝望（精）》是一本外国文学小说。

我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模特儿，我对我的外表太熟悉了，所以我的风格缺乏那种自然的灵感。虽然我竭力想回归到我的最原始的躯壳中去，但是我没有成功；更不必说让我在我的旧我中感到舒心了；在那里，一切太混沌了；东西都搬走了，台灯是黑的，灭了，我的过去散乱地洒落在地板上。

我敢说，我的过去是非常幸福的。在柏林，我拥有一套小巧而可心的公寓，三间半房，向阳的阳台，供应热水，中央空调；丽迪亚，我的三十岁的妻子，还有埃尔西，我们的十七岁的女佣。车库就在旁边，停放着那小巧玲珑、令人愉悦的车——辆深蓝色的双座车，用定期付款买的。在阳台上，一株鼓鼓的圆顶脑袋的灰白色仙人球在缓慢但勇敢地生长。我总是在同一家店买烟草，而迎接我的总是满脸笑容。在卖鸡蛋和黄油的店铺里迎接我妻子的也是这同样的笑容。星期六晚上，我们若不上咖啡馆，就去电影院。我们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精华，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不脱鞋就躺上沙发看晚报。我和妻子的谈话也不仅仅包括一些芝麻小的数字。我的思绪也不总限于我自制的巧克力的冒险旅途。我甚至可以承认，流浪艺术家的趣味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至于对新俄罗斯的态度，让我现在就说清楚，我不同意我妻子的观点。从她涂着口红的嘴里发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一词具有一种习惯性的细小的仇恨——不，“仇恨”一词在这儿恐怕太强烈了。那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基本的、娘儿们的情绪，因为她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就像她腻味雨（特别是星期天）或者臭虫（特别在新房子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她就像是感冒一样的小事儿。她想当然地认为事实证明了她的观点；她的观点的正确性太明显了，根本无需讨论。布尔什维克不相信上帝；他们真是调皮到家了，但对于残暴色情狂和流氓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当我说从长远来讲共产主义是一件伟大的和必要的事业；年轻的新俄罗斯正在创造美妙的价值，虽然这些价值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一贫如洗的饱受打击的亡命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为同类人中，历史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热狂，这样的禁欲主义，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信仰——当我每每这样说时，我妻子会认真地说：“我觉得你这样说是在逗我，这样不太好。”但说实在的，我是严肃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无从捉摸的紊乱生活需要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会为肌肉发达、宽肩膀、头脑简单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而平等的世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是一种孩子气，一种成见，这时我想起了我妻子做的鬼脸——鼻孔收紧，一边的眉毛往上那么一翘（这是一个准备引诱男子的妖妇带有孩子气的招数），每次她在镜子里瞧自己时，就会做这种鬼脸。

现在，我讨厌镜子这词，可怕的东西！自从我停止刮脸，我就没有这玩意儿了。不管怎么样，只要一提到它就会给我一种糟透了的震撼，打断我的故事（请想象一下在这儿该讲什么呢——镜子的历史）；在镜子里有歪歪扭扭的魔鬼般变形的形象：光溜细小的脖子突然往下伸向一道肉缝，在那儿，和另一条从裤带下挤上来的杏仁糖色的裸肉融合在一起；变形的镜子将人的衣服剥光，或者将他砸扁，瞧！在无数凹凸不平的玻璃的作用下镜子里出现了既像人又像牛，既像癞蛤蟆又像人的玩意儿；要不人就被变形成一个面团，然后被撕裂成两半。

够了——让我们继续说下去一我并不想让你大笑不止！够了，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这个猪，你！哦，是的，我将诅咒你，没有人能阻止我诅咒你。在我的房间里不放穿衣镜——那也是我的权利！是的，即使当我偶然撞见一面镜子（哼，我怕什么？）会看见一个蓄胡须的陌生人——我的胡须漂亮极了，而且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蓄的！我装扮得如此完美，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浓密的头发从每一个毛孔里长出来。在我的体内一定储存有非常丰富的毛发。我躲在从我身上生长出来的天然的林莽中。没什么可怕的。愚蠢的迷信！

瞧，我又要写那个词了。镜子，镜子。嗯，发生什么事了吗？镜子，镜子，镜子。不管你重复多少遍——我什么也不怕。一面镜子。在一面镜子里瞧自己。当我这么说时，我是在指我的妻子。要是老被打断，要讲下去就很困难了。

顺便说一下，她也很迷信。是一个相信触摸一下木头可以祈神的人。在行将做出一个决定前，她便会闭紧嘴唇，匆匆忙忙往四周瞧瞧，寻找光裸的没有刨过的木头，只找到桌子底下，粗短的手指触摸上去（在草莓色手指甲周围有一小圈肉，虽然她涂了指甲油，却从来没干净过；小孩的指甲）——当那祈求幸福的念念有词还在空中飘荡时，她飞快地触摸一下桌肚子。她信梦：梦见你掉了牙，那就意味着你认识的一个人死了；如果牙上还有血，那就意味着死亡的是你的一个亲戚。一地的雏菊预示你将见到你的初恋情人。珍珠代表眼泪。梦见自己穿着白衣服坐在桌子的上座是很糟糕的。泥代表钱；猫意味着叛逆；海洋意味着灵魂的不安。她喜欢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复述她的梦。啊！我写到她时，都是用的动词过去式。让我将故事像勒裤带似的勒得紧一点儿吧。

她痛恨劳合·乔治；要不是他，俄罗斯帝国不至于崩溃；她总是说：“我要用我的手掐死那些英国人。”德国人也受到谴责，他们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用密罐车输进了俄国。至于法国人：“你们知道吗，阿德利安（她的一个表哥，在白军中服过役）说，在敖德萨撤退时，他们就像一群下流人。”同时她认为英国人的脸是世界上最美的（仅次于我）；她尊敬德国人，因为他们有音乐才能，性格沉稳；她声称喜欢巴黎，我们曾经在那儿待过几天。这些想法就像圣龛里的圣像一样不可动摇。相反，她的关于俄罗斯人的立场总的来说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九二。年她还在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是保皇党人”；现在，她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已经不复存在了。”

她受过很少的教育，观察力也很差。有一天，我们发现对于她，“神秘”这一词多少与“迷雾”、“错误”和“棍子”。有关，但她根本不知道一个神秘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人。她所能认出的惟一的树是白桦树：她说，白桦树使她回忆起家乡的森林。她是个大书虫，但只读垃圾货，什么也记不住，往往跳过长段的描写性的段落。她前往俄语图书馆借她的书；一坐下来就能挑好久；她在桌上的书里乱翻；拿起一本书，翻开页码，斜着溜一眼，就像一只觅食的母鸡；把它放下，拿起另一本，再打开——她做这一切都是在桌面上，而且只用一只手；她发现她把书拿倒了，便将它转个九十度——不再多一点儿，因为这时她已将它放弃，赶着去夺那本图书馆员就要拿给另一个女人的书；做这一切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我终究也没有弄明白她是怎么做出那最后的抉择的。也许是那书名吧。

有一次，我从火车的旅途中带回一本糟透了的侦探小说，封面画着一只绛紫色的蜘蛛躲在一个黑网中。她翻阅了一下，发现故事惊险极了——她觉得她已不可能控制自己不赶着溜一眼结尾，但又觉得这样再读前面的故事就会淡而无味了，于是便紧闭上眼睛，将书沿书脊往下撕，撕成两半，将后一半结尾部分藏起来；后来，她将藏匿的地方忘了，在屋里找寻了她自己庋藏的罪犯好久好久，一边找，一边嘴里不断嗫嚅：“真惊险，真惊险呵；我如果找不到它，我知道我会死的——”P17－21

俄文版《绝望》一九三二年写于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杂志《当代纪事》连载，一九三六年由柏林的移民出版社彼得罗波利斯出版。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样，Otchayanie（尽管赫尔曼猜想过）在这典型的极权国家被禁止出版。

一九三六年底，那时我还住在柏林——在那儿，另一种野性开始传布——我为一家伦敦出版社翻译了Otchayanie。虽然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总是在我所谓的俄语作品的页边草草地写上英语，但这是我初次严肃地尝试为了一个姑且可以被称为艺术的目的而使用英语（如果不算一九二。年前后在剑桥大学的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首糟糕的诗）。在我看来，其结果是文体上的粗陋而臃肿，于是我通过柏林的一家代理公司请一位脾气很坏的英国人审读一遍原稿；他在第一章发现了一些文理不通的地方，然后拒绝再读下去，他不喜欢这本书；我怀疑他也许感到这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忏悔。

一九三七年，伦敦的约翰－朗出版社出版了《绝望》的简装版，书后登载有他们出版作品的catalogueraisonn6。。尽管有这一额外优惠，该书销售得还是很糟，几年后一颗德国炸弹将所有的剩书付之一炬。就我所知，最后剩下的惟一一本书就是我所有的那一本——也许从伯恩茅斯到特威德茅斯海边寄宿宿合的阴暗书架上被遗弃的读物中还有两三本。

现在这一版本中，我不只是对三十年之久的译文做了修改：我重写了Otchayanie本身。幸运的研究者如有可能对三个版本作一比较，将会发现增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文字，这段文字在人们较为胆怯的时代被愚蠢地删去。在一个学者看来，这公平吗，这聪慧吗？我很容易会想象普希金会对因为篡改他思想而不安的人说些什么；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在一九三五年预先读到这一九六五年的版本的话，我会多么高兴和兴奋。一个年轻作家对他日后会成为的老作家的狂热之爱，是一种最值得称颂的勃勃雄心。这种爱没有得到著述颇丰的老人的回应，因为即使他确实不无遗憾地回想起那是年轻人单纯的爱好和天真的性情所致，他对于青春年少时的笨拙练习并不多加思考，而只是耸一耸肩而已。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热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会认为他从我的搁置已久的文稿中发现了形状新奇的东西或者维也纳炸小牛肉片式的梦，然而如果仔细看一看和想一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景。让我再补充一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有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

与我的另外几本关于移民的小说相比，此书的白俄色彩比较少一些；因此，对于在三十年代左倾宣传的环境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便较少地令人困惑和烦恼了。另一方面，思想简单的读者会喜欢它的简单的结构和有趣的情节——不过，这情节却不是第十一章中那封粗鲁的信的写信人所想象的那么为人们所熟悉。此书中有许多令人愉悦的对话，菲利克斯最后在冬日森林中的那个场景当然是很好玩的。不可避免地，有人试图在我一部比《绝望》晚许多年写的小说里找到我从《绝望》中提炼出来注入故事叙述者言语中的那种毒素；对于读者这种努力，当时我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如果说赫尔曼和亨伯特圆相像的话，那只是说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的两条恶龙相像而已。两人都是神经官能有问题的恶棍，但在天堂里有一条绿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在薄暮时分在那儿漫步；但地狱却永远不会假释赫尔曼。第四章赫尔曼含糊地咕哝的诗句摘自普希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写给他妻子的一首短诗。我在这儿将全诗抄录，是我自己翻译的，保留原诗的韵律，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取的——不，是不能容许的——除非是在诗的天空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群星汇聚的情况下，如同这里所遇到的情形。

是时候了，我亲爱的．是时候了。心灵要求休憩。

时光日复一日地飞逝，每一小时

都带走生命的一部分；但同时你和我

想要一起居住在……啊！那时，我们就死亡。

世界上没有天赐之福：虽然有宁静和自由。

我一直希冀了解那令人羡慕的命运：

我，一个困顿的奴隶，一直在思考逃亡

逃到一个迢远的有工作和纯粹快乐的处所。

疯狂的赫尔曼最后逃亡的“迢远的处所”位于鲁西永，那地方很省钱。在他之前三年，我在那儿开始写我的关于棋的小说《防守》。我们让他在那儿可笑地遭受惨败，不去说他了。我不记得他最后是怎样的结局。毕竟，在此期间，我写了十五部其他的书，三十年过去了。我甚至不记得他建议导演的那部电影是否真由他拍摄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蒙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