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谋人和北京人的时代，在远古史上被称作旧石器时代前期。从人类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看，元谋人和北京人都还不过是一群群采集者。平时主要靠采集野果、挖掘植物的块根填充饥肠，偶然猎获些小的或温驯的动物，吃顿烧烤野味，那就是难得的美餐了。因此，他们也就未能跨越原始人群的历史阶段。

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一批批采集者先后成长为勇敢的猎人了。这在考古发掘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1954年，在山西省汾河岸边发现了距今大约有十万年左右的丁村人。他们打制的三棱砍砸器已颇有特色，表明其劳动技能大大提高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打制的形状一致的石球。据推测，有些状如苹果大小的石球可能是用来制作狩猎工具“飞石索”用的。方法是把两个石球分包在两个小皮囊中，然后用皮绳把它们系住。使用时，猎人手握一球，在头上旋动，看准猎获物即向其投出，皮绳由于球的旋力作用，就可以把动物的脚或颈紧紧缠住了。

1976年，考古工作者来到山西省西北部的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一个遗址中埋葬了五六万斤野马的骨头。骨头都被砸碎了，显然是被食用后遗弃的。这是谁干的呢?经发掘找到了许家窑人的遗骨。许家窑人是怎样猎获那些野马的呢?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许家窑人打制的一千五百多个石球。原来，许家窑人是使用飞石索猎马的能手。

这堆石球在地下已沉睡了近十万年，它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遗存。石球的大批制作表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狩猎经济已进人大型围猎的阶段。大型围猎要求人们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密切的协作，猎人们的首领还必须有相当的威望。否则，围猎生产就无法进行。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大型围猎经济引起了生产组织、社会组织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原来在采集经济中形成的原始人群，开始向更有组织的氏族制度过渡了。史上历经近十万年的氏族制度也就从这时开始萌芽了。

山顶洞人的文化踪迹——氏族制度的形成

几十万年的悠久岁月过去了，在北京人的故乡——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又生存着一群比较进步的人类。他们住在龙骨山山顶的一个洞穴里，因而被叫作山顶洞人。山顶洞人的体质形态比北京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都大有进步，几乎同现代人一样，并且具有明显的黄种人的特征。他们生活的年代已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一万八千年。

山顶洞人制作工具的技能与其文化成就，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历史上是相当杰出的，因而他们的名字在许多专业史中都经常被提到。中国服装史上就讲到，第一枚骨针是山顶洞人磨制的，中国的缝制工艺已有一万八千年的历史。中国印染史也说，山顶洞人是中国最早使用矿物染料染色的，他们遗留下来的用赤铁矿粉着色的石珠就是物证。中国美学史也追溯说，美的观念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发生，山顶洞人就用海蚶壳、兽牙、鱼骨、石坠、石珠等制造出了漂亮的装饰品。山顶洞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鼎鼎大名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埋葬死去的伙伴，并在其尸体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屑，希望给死者以再生的鲜血和生命，这表明原始的宗教观念已经萌芽。

山顶洞人的种种文化踪迹，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组织已有长足的进步。就说山顶洞人那充满对死者怀念之情的埋葬习俗，就显然是在氏族制度的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人和人的关系表明，那时的氏族制度经过几万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

P3-P5

前言

原版康序

原版秦序

一、中华民族之根

 北京人、元谋人和巫山人——中国最早的人类

 丁村人和许家窑人——氏族制度的萌芽

 山顶洞人的文化踪迹——氏族制度的形成

 仰韶村的考古发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古老文化的又一摇篮——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父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见证——以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

二、古老传说中的古老文化

 有巢氏构木为巢——建筑的起源

 燧人氏钻木取火——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

 伏羲氏与丁村人、许家窑人——猎人时代的文化

 神农氏教种五谷——农耕文化的兴起

 “神农尝百草”——中国医药的由来

三、文明时代的诞生

 “人文初祖”黄帝——新制度诞生前的阵痛

 尧舜的禅让——氏族民主制的衰亡

 大禹治水与造城——跨向阶级社会的进程

 嫘祖教人养蚕——丝绸的初现与丝织的发展

四、“夏传子。家天下”

 “大同”向“小康”转化——奴隶社会的开端

 “少康中兴”——奴隶社会的确立

 清台与夏历——天文与历法的印记

五、商王朝的兴亡

 “成汤革命”——商朝的兴起

 纣王的功过——商朝的灭亡

 商城和殷墟——商代的文化

 寝宫与人祭——奴隶制度的缩影

 象牙骨尺——商代的科技

……

捧在您手中的这本书——《中国史话》，前身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史话》。原版有二序，是由康大川和秦泥两位前辈分别撰写的。修订再版，康、秦二序原未述及的话，于此补充，是为前言。

原版秦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写的主要是从‘人文初祖’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这是针对原版说的，修订再版的《中国史话》将从何年何月讲起中国的历史呢?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自古至今，多少人在思索这些问题。

史学大师司马迁用《史记》告诉后来人：传说中的黄帝掀开了中国历史的首页。今人屈指一数：上下五千年了。这本书先期出版的香港三联版、台湾书林版之书名皆为《中华五千年史话》，仍是照着司马迁划出的起始点而名之的。然而，修订再版的本书第一大题——“中华民族之根”，却上溯到了旧石器时代前期，且不说巫山人、元谋人，就北京人而言，距今也有四五十万年了。确实，近几十年来，由于考古学的勃兴，埋藏在地下的先民文化遗存年年都被挖掘着，不断有新发现。仅就已出土的原始人类的遗骨化石和石头工具，就把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史和文化史，一下子从上下五千年上推到一二百万年，大大开拓了今人的历史视野。

先民的文化遗存为中国书写历史提供的证据，比有关黄帝的传说，抑或有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传说，更具真实性。毫无疑问，开创中国历史的先民们，是从旧石器时代前期走来的。

《中国史话》之“话”，为“话题”之“话”，指明这本书的体式是“话题体”。全书列出了若干个大话题，每一个大话题下又列出了若干个小话题。这本书先期出版的日文版，书名中有“物语”字样，翻译得不够准确。“物语”即故事，这本书的大小话题中有的也讲了历史故事，但与“故事体”那样讲历史故事不一样，而是围绕一个话题，有时通过一个历史故事，说明人们已思考过甚或深入思考的历史问题，或阐述一个道理。这一点，三十年前书稿在《人民中国》连载时，编辑部就一再提醒的。

二十世纪研究中国历史的扛鼎之作——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为“章节体”。先前和随后出版的种种中国通史，或断代的诸如两汉史、三国史、两晋史、六朝史、五代史、两宋史等等，或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科技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种种，大都是“章节体”。“章节体”，讲求全面而深人，能体现出学术研究的成就。而这本书却在“章节体”的历史书海中掀起一卷“话题体”的浪波，不讲求全面，但要顾及读者的关注。这本书的上海人民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行了二十六万册，当时《光明日报》登载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要人们好好思索：为什么一本历史书发行量大得令人惊奇。不奇怪，这本书在最初写作时就考虑到了如何服务于更多的读者。有些“章节体”的历史书研究得太专业化了，给读者限定了范围。这本书的读者不限定于某个专业范围，而遍布于全国的各个领域。

用“话题体”讲述中国历史，如今已成热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述中国历史的专家们，采用的也是这种形式。古人的史著除纪传体外尚有种种体式，今人将史著体式繁衍得更多，因而，才有更多的好看的历史书送到读者手中。比如，讲述明代历史的，《万历十五年》和《明朝那些事儿》同样受欢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读者群各取所需。“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竹、梅、菊、兰皆为人所爱，但其枝叶、花瓣、色彩、姿韵、香气却各具特色。

此书在国内初版时，定名为《新编中国史话》。原版的书名有“新编”字，而新版的书名却去掉了“新编”。历史在前进，历史研究不断出新。当时名这本书为“新编”，是自得之词。《新编中国史话》1984年出版后，1986年巫山人化石被发现，这一考古发现指明《新编中国史话》刚一出版就不新了。这仅是一例。“新编”，还有“图说”，种种时尚之词，或许就掩盖了实在的本色，不如“中国史话”的简洁、大气。

修订再版后的《中国史话》，在新的运作过程中，得助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保民主任和黄亚卓博士。因为这，才使这本书注入了更多的新元素和重要的知识点。

这是一本书名去掉了“新编”而内容却出新的书。

郭伯南、刘福元所著的《中国史话(上下)》是一部忠于历史真实，以轻松流畅的笔触写成的中国史话。书中运用新的史料，尤其是近几十年历史、考古、文物各界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客观深入的观察、分析和评述。采用“话题体”的写作形式，既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又具体而微、生动有趣。

郭伯南、刘福元所著的《中国史话(上下)》之“话”，为“话题”之“话”，指明这本书的体式是“话题体”。全书列出了若干个大话题，每一个大话题下又列出了若干个小话题。这本书先期出版的日文版，书名中有“物语”字样，翻译得不够准确。“物语”即故事，这本书的大小话题中有的也讲了历史故事，但与“故事体”那样讲历史故事不一样，而是围绕一个话题，有时通过一个历史故事，说明人们已思考过甚或深入思考的历史问题，或阐述一个道理。这一点，三十年前书稿在《人民中国》连载时，编辑部就一再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