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编著的《玛丽》描述了在柏林流亡的恶果军官加宁、从邻居的一张照片中发现邻居正在等待的妻子玛申卡，原来是他中学时代的初恋情人，而后的几天里，加宁不断的追忆自己的往昔与连接人度过的美好时光于是将邻居的闹钟拨慢，代替他去接玛申卡，并期望着与玛申卡重叙旧情，但是在等车的时间里，加宁顿悟到，今日的玛申卡已经是别人的妻子，无论过去多么让人怀恋，毕竟一去不返。最后，加宁踏上了另一列火车，离开了柏林，去法国开始新的生活……

《玛丽》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第一部小说，集中体现青春初恋和流亡思乡主题。

《玛丽》描述了在柏林流亡的恶果军官加宁、从邻居的一张照片中发现邻居正在等待的妻子玛申卡，原来是他中学时代的初恋情人，而后的几天里，加宁不断的追忆自己的往昔与连接人度过的美好时光于是将邻居的闹钟拨慢，代替他去接玛申卡，并期望着与玛申卡重叙旧情，但是在等车的时间里，加宁顿悟到，今日的玛申卡已经是别人的妻子，无论过去多么让人怀恋，毕竟一去不返。最后，加宁踏上了另一列火车，离开了柏林，去法国开始新的生活。

“列夫·格列沃。列夫·格列博维奇？这种名字足够把舌头给绕断的，亲爱的伙计。”

“是的，”加宁带着几分冷淡附和道，一面努力想在这一片突如其来的昏暗中分辨出对话人的面容。他们俩置身其中的可笑境地，以及不得不和一个陌生人交谈，使他心中甚为不快。

“你知道，我不是出于无谓的好奇才问你的名字和父名的，”对方的声音中没有一丝气馁。“我认为每一个名字……”

“我再按一下电钮试试，”加宁打断他说。

“按吧，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刚才在说，每一个名字都具有自己的责任。列夫和格列博，我看看——这种结合很少有，而且有很高的要求。它意味着你必需干脆利落、坚决果断，还有点古怪偏执。我的名字比较谦和，我妻子的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玛丽。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尔费奥洛夫。对不起，我想我踩了你的脚了……”

“你好，”加宁说，一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握住那在他袖口旁捅来捅去的手。“你想我们会困在这里很长时间吗？该有人来想点法子。见鬼！”

“我们还是坐下来等着吧，”那使人讨厌的快乐的声音在他耳朵上面一点的地方又一次响了起来。“昨天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走廊里碰见过，晚上我隔着墙听见你在房间里清嗓子，从你咳嗽的声音我立刻就知道我们是同胞。告诉我，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很久了。有火柴吗？”

“没有。我不抽烟。这个膳宿公寓脏得很——虽说是俄国人开的。你知道，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妻子要从俄国来了。四年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是的，先生。用不了几天了。今天是星期日。”

“黑咕隆咚的，真见鬼，”加宁嘟哝道，把手指节按得啪啪响。“不知道几点钟了。”  阿尔费奥洛夫大声叹着气，嘴里散发出一个上了年纪、身体又不特别好的人所特有的热烘烘的腐臭味。这股气味中带着几丝悲哀的成分。

“只有六天了。我估计她是星期六那天到。昨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把地址写得特别滑稽。可惜这里太黑，不然我可以拿给你看。你在那儿瞎摸索什么，亲爱的伙计？你知道，那些小通风口是打不开的。”

“我真想砸了它们，”加宁说。

“好啦，好啦，列夫·格列博维奇，我们玩玩聚会时玩的游戏不好吗？我会一些很好玩的游戏，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想好一个两位数的数字。准备好了吗？”

“别算上我，”加宁说着烦躁地用拳头捶了两下墙。

“门房睡着好几个小时了，”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在耳旁嗡嗡响着，“所以捶也没用。”

“可是你也得同意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吊上一整夜。”

“看来我们还不得不吊上一夜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样相遇有点象征意义吗，列夫·格列博维奇？当我们踩在大地上时我们互不相识，而我们恰巧同一个时候回来，一起走进了这个玩意儿。顺便说一句，这东西的地板非常薄，下面就是黑洞洞的深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一起走了进来，还是谁也不认识谁，沉默着往上升，突然——停住不动了，一片黑暗。”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加宁阴郁地说。

“啊，我们停了下来，在这片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个事实呀。还有我们在等待。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老作家——啊，对了，叫波特亚金——和我争论我们这种流亡生活的意义，这种永远的等待。你今天一天都不在家，是吧，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我出城去了。”

“啊，春天！郊外现在一定很漂亮。”

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消失了片刻，当它再度响起时带着令人不快的欢跳，也许是因为说话人在微笑。

“等我妻子来了以后我要带她到郊外去，她最爱散步了。女房东是不是对我说过，你的房间星期六就空出来了？”

“是的，”加宁简短地答道。

“你要离开柏林吗？”

加宁点了点头，忘记了在黑暗中点头是看不见的。阿尔费奥洛夫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叹了一两口气，开始轻轻地用口哨停停吹吹地吹着一首甜甜的曲子。十分钟过去了，突然从上方传来了咔哒一声。

“这下好了，”加宁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头顶上的灯泡亮了，嘎吱作响的电梯厢里充满了黄色的灯光。阿尔费奥洛夫像刚刚醒来似的眨巴着眼睛。他身上穿着一件沙黄色的没个样子的旧大衣——是那种所谓的“季节之交”穿的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他稀疏的金色头发微微有点乱，容貌中有着什么东西会使人想到一幅石印的宗教油画：那金色的小胡子、那瘦削的脖子的形状；他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有鲜艳点子的围巾扯了下来。

电梯厢猛地一晃，在四楼电梯平台边上停了下来。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打开电梯门，咧嘴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人按了电钮我们才上来的，可是这里并没有人。你先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但是加宁满脸不耐烦地轻轻推了阿尔费奥洛夫一下，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并使劲“砰”的一声关上铁门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快。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烦躁易怒过。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重复道，“电梯上来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

P1-4

眼前这部小说的俄文书名《玛申卡》（Mashenka）——“玛丽亚”（Maria）的次派生昵称——几乎无法合理地音译出来（重音在第一个带“a”的、读音和在"ask”中的“a”一样的音节上，再加上一个像在“mignon”里的读音腭音化的“n”）。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时候，我决定用《玛丽》（Mary），这个名字似乎和俄文书名所具有的自然纯真最相匹配。

《玛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是在柏林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结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图书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两年后出了德文版（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没有读过。除此之外，在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难忘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译本。

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我的《说吧，记忆》（始于一九四○年代）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忆和加宁的回忆之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他的玛丽和我的塔玛拉是孪生姐妹，都有祖传的林荫道，奥列杰日河流淌在两本书中，今天的罗日斯特维诺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鹅版（《说吧，记忆》，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简直就是小说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当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写自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并没有查看《玛申卡》；而现在当我查看了以后，这个事实让我着迷：尽管有添加上去的虚构成分（例如和村子里的小流氓打架，或在无名小镇萤火虫间的幽会），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传作者的一丝不苟的忠实叙述中，包含着更为浓烈的个人现实的精华。起初，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节和夸耀地虚构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让两个人物出现在玛丽的信里）的同时，怎么还能保留住自己的经历中那激动人心之处，以及那悦人的气氛；我感到特别难以相信的是，文学中的模仿竟能和纯粹的真实相争。但是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和《说吧，记忆》里的我相比，加宁距离他的过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无知和缺乏经验的产物，任何一个评论家都能够很容易地开着玩笑就列出表来，但是对我（在这个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来说，里面的几个场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养病，谷仓音乐会，划船）；如果我当时想到了的话，就会把这些场景完整地移到后来的作品中去。与格伦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翻译应该忠实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译不是我的文本时我会坚持的那样忠实。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译成为King，Queen，Knave（《王，后，杰克》）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轻浮专横式修改翻新，在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我认为惟一需要作出调整的，仅限于在那么三四段中暗指俄国惯常事务的简短的词语（对于同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对于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宁按儒略历计算的日期改为按通用的公历计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们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须以下面的嘱咐来结束这篇序言。正如我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一九七○年）中回答艾伦·塔尔梅提出的问题时所说：“一个作家的传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的记录，而是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只有从这个角度，人们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不妨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另外的话和仍旧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个伪信条有关。尽管一个傻瓜会争辩说orange是organe的梦幻般的变换字母顺序的变音词，我还是劝维也纳代表团的成员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分析本书第四章结尾处克拉拉做的梦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七○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