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本·亚历山大编著的《天堂的证据(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来世之旅)》是一部赞美生命的作品。像所有人一样，因为一次感染事故，他患上了罕见的大脑疾病，控制思维和感情的部分全部失效，他陷入了昏迷，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他是一个植物人。在他人和医学同仁的共同坚持下，亚历山大医生最终获得了治愈。他告诉所有人，这是生命的奇迹，死亡并不会带走人们的喜乐，分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成千上万的人都曾有过濒死体验，但科学家们一直声称这不可能。埃本·亚历山大医生也曾是这些科学家中的一员。之后，他的大脑突然得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大脑中控制思维和情感的部分，也就是让人类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部分，完全失去了功能。他在短短几小时内就陷入昏迷，即使他有机会醒来，也不得不以植物人的状态度过余生。当他的医生决定放弃治疗的时候，他竟然睁开了自己的双眼。他“返回”了地球。

亚历山大的痊愈堪称一个医学奇迹。当他的身体陷入昏迷时，他“旅行”去了彼岸世界。在那里，一种类天使的存在引导他体验了超越身体的领域，游历了异于地球的王国。在那里，他遇见并与宇宙自身的神圣进行了交流。

如今的亚历山大依然是一名医生，但他相信，只有意识到上帝和灵魂是真实的存在之后，只有了解了死亡并不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之后，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与喜乐。

不论这个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而它选择了亚历山大医生，便使得整个故事有了革命性的意义。只要有信仰，不管你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无法忽略这个故事。

《天堂的证据(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来世之旅)》，或许会改变你的人生。

《天堂的证据(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来世之旅)》由埃本·亚历山大编著。

译者序 发现天堂，感受神圣

自序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第一章 不期而至的痛感

第二章 脑脊髓液化脓了

第三章 “上帝，请帮助我！”

第四章 熟悉的父亲去了别处

第五章 我要逃出去

第六章 我们不会让你离开

第七章 这绝不是梦境

第八章 寻找突破点

第九章 我是谁？

第十章 我从哪里来？

第十一章 从未有过的完整

第十二章 你是被爱着的

第十三章 身体里的“战斗”

第十四章 一次特别的濒死体验

第十五章 “遗忘”是一份礼物

第十六章 我确定那就是你

第十七章 来自地球世界的祈祷

第十八章 暂时的遗忘

第十九章 近乎破灭的希望

第二十章 天堂与我同在

第二十一章 我该离开了

第二十二章 第六张面孔

第二十三章 我的眼睛睁开了

第二十四章 疯狂的边缘

第二十五章 时机尚未成熟

第二十六章 消息传开了

第二十七章 写下这一切

第二十八章 无处容身的“真实”

第二十九章 一种共同经历

第三十章 收获重生

第三十一章 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十二章 人生的价值

第三十三章 意识的秘密

第三十四章 自始至终的缺失

第三十五章 两个世界的相遇

后记 一场完美风暴

附录A 医学博士斯科特·韦德的声明

附录B 解释我经历的一些神经科学假设

附录C 伊特尼亚

第一章 不期而至的痛感

2008年11月10日，弗吉尼亚，林奇堡。

我的双眼忽然睁开了。在卧室的黑暗中，我看到了床头钟电子屏幕发出的红色光晕：凌晨4点半，比我平时的起床时间整整早了一个小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林奇堡，工作地点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聚焦超声外科技术中心。一般来说。我会5点半起床，从家里到单位有70分钟的车程。我的妻子霍莉还在我的身旁熟睡着。

两年前，我和妻子与家人搬到了弗吉尼亚高地，那时我已在大波士顿地区的神经外科学术界从业将近20年。我和霍莉相识于1977年10月，那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当时霍莉正在攻读自己的艺术硕士学位，我也还在医学院读书。她曾经跟我大学的室友威克约会过几次。有一天，威克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把霍莉介绍给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告诉霍莉可以随时来找我玩，而且不一定非要跟威克一起。

第一次正式约会，我们开车去了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的一个聚会，单程有两个半小时的路途。因为霍莉当时得了喉炎，所以来回路上99％的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对我来说，跟她聊天简单而愉快。1980年6月，我们在北卡罗来纳温莎镇的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们就搬到了达勒姆的皇家橡树公寓，当时我正在杜克大学做外科实习医生。我们的住所跟“皇家”无关，而且我也不记得附近有什么橡树。我们当时特别穷，可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很忙，也很高兴终于在一起了。休假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次去北卡罗来纳的海滨春游。在卡罗来纳，春天也是蠓科小蝇活跃的季节。尽管我们的帐篷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还是玩得开心极了。在奥克拉克岛的海浪里游泳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小蟹正急匆匆地从我脚边跑过。我就发明了一种捕捉蓝壳蟹的方法，弄了一堆蟹回到小马岛的汽车旅馆，跟一些那里的朋友将这些螃蟹烤来吃。螃蟹很多，足够大家吃的。尽管我们想尽办法节约，但很快我们还是发现手里快要没钱了。当时身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尔和帕蒂，某晚我们突发奇想，去玩有奖填字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夏天，比尔都会在周四去玩这个游戏，但从来没有赢过。或许是因为“初学者的幸运”，又或者是“神灵眷顾”，霍莉赢了200美元。这笔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像现在的5000美元那么多。这些钱帮我们延续了旅途，大家的心情也更放松了。

1980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霍莉也在同年获取了自己的学位，开始了艺术家和教师生涯。1981年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台脑外科手术。1987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厄本在北英格兰纽尔卡斯的公主玛丽妇产医院出生，那段时间我正在英国做脑血管学科的研究员。第二个孩子邦德出生于1998年，是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诞下的。

在哈佛医学院以及布莱根妇幼医院的15年中，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家人也非常珍惜在大波士顿地区的那段日子。但在2005年。我跟霍莉都觉得是时候搬回南部了。我们都想离家人近一些，而且我觉得比起哈佛，在南部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于是，2006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高地的林奇堡开始了新的生活。没多久我们就适应了这里更放松、更安定的生活，并且都非常享受在南部的时光。

有那么一会儿，我就躺在那里。神智模糊地想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忽然醒来。之前一天是周日，阳光明媚、空气澄澈，是弗吉尼亚最典型的秋日天气。霍莉、邦德(当时已经10岁)和我去邻居家参加了烤肉聚会。傍晚我们跟正在特拉华大学读大三的厄本通了电话，那时他已经20岁了。这天唯一显得有些异常的是，霍莉、邦德和我最近都在跟轻微呼吸道病毒作斗争，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临睡前我开始觉得后背有些疼，所以迅速地冲了个澡，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我不知道清晨这么早醒来，是不是因为病毒还潜伏在体内的缘故。

我在床上轻轻翻了个身，一股疼痛穿过我的脊柱，痛感比睡前强烈了许多。很明显，流感病毒还在，而且还越发猖獗。我越来越清醒，痛感也越来越强烈。显然我不可能再入睡了。距离出发上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决定再去洗一个热水澡。我从床上坐起来，摇晃着把双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

忽然，由下而生的强烈疼痛再次扼住了我：一种鲁钝甚至有些惩戒意味的抽搐深深地穿过了我脊柱下部。我没有叫醒霍莉，而是小心翼翼地蹒跚着穿过走廊，走进楼上的主浴室。P1-4

据说，人在去世的一刹那，身体的重量会减少21克。在很多人的心里，这21克或许就是灵魂的重量。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遇见了死去的亲人，或者遭遇了超自然的现象——比如看到前生，你会报以怎样的反应?是心存疑虑地一笑置之，觉得这都是瞎扯，还是觉得值得我们敬畏的力量给了你的朋友某种启示?

当你知道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或许会感到惊诧。一个拥有如此深厚科学背景的人，怎么会向我们提供一个天堂存在的证据?在本书中，从“天堂”归来的作者就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向我们阐述了他见到的“绝对真相”，其中包括了我们地球上线性时间的局限、我们的意识所能到达的高度以及无条件的爱的力量等等。重要的是，作者将自己描述为一种“亲历型”的学习者，在经历了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后竟发现了自己讲述这个真实故事的使命感：天堂是存在的，神圣的存在值得我们敬畏——即使大多数时候你看不到它。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这个故事令作者的生命和世界观经历了重大转变，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的人们。

作者以自己的科学知识为背景，从多个方向提出了对这段经历的科学假设。不管是大脑低级原始功能的发挥，还是药物致幻的可能以及大脑重启后对信息碎片的重组，这些都无法解释他的情况。因为在感染了革兰氏阴性细菌导致的脑膜炎后，大脑皮层的功能柱已经受损，他所经历的那些声光影都没有了大脑实体功能的支撑。所以，他告诉我们：意识并非大脑的附加功能，而是可以脱离身体存在的；地球生命的结束并不是终结，而是另一段经历的开始。

那么，是否只有涉险濒死才能体验“神游”的经历?当然不是。作者在身体康复后参加了深度冥想的课程。这种课程通过对双耳接收的不同频次以及声音系统刺激脑波的功能，让人进入一种深度的催眠状态，这种状态或许可以让你跳到另一个世界的频率之中。总体而言，我们听到的、读到的那些超自然的故事的主角，大都经历了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它可谓生死攸关，所以在生命的两个最边缘：初始和结束的时候，或许才是人们最接近神性的时刻。

书中虽然描写了“天堂”的极致美好，但并不是说我们都该赶快了结地球的生命去更高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能把生命的存在想象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你会发现自己在地球上的经历是整个闭环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你在地球上要感受爱，学习宽容，这样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领域；甚至我们现实中的恶意与灾难，对于整个宇宙的美好而言，也是必需的。只有经历这些，你才能学会珍惜，才能发现更好的自己与更好的世界。

转换视角，世界真的会有大不同。神迹是否存在?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依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们的地球生命结束之后，不管是陨灭还是灵魂继续遨游在无垠的宇宙，对我们当下来说都是未来的事了。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爱与宽容，我们的地球又为何不能成为另一个天堂呢?

一个人应该去追求真理，而不应该只是想当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会做关于飞翔的梦。大部分的梦境中，我会站在夜幕下的院子里，仰望星空，忽然之间感觉自己开始飘浮起来。刚飘起来几英寸的时候，似乎是不由自主的；但很快我就发现，飘得越高，这个飘浮的过程就越依赖于我自己，依赖于我自身的反应。如果因为这个过程而过于兴奋、神魂颠倒，我就会狠狠地坠回地面。但如果沉着冷静、泰然自若，我就会往上飞得越来越快，直抵烂漫星空。

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狂热地迷恋飞机、火箭这一类东西，它们可以让我脱离地面世界进入更高空间。幼年时的那些梦或许就是这种迷恋的原因之一。和家人一起坐飞机的时候，从起飞到降落，我会一直把脸紧贴在飞机舷窗上。1968年夏天，我14岁，我用帮别人修剪草坪挣来的所有积蓄，参加了一个滑翔机培训课程。上课的地方就在我成长的那个小镇——北卡罗来纳温斯顿一塞勒姆。教练是来自草莓山庄的格斯·斯特里特，停机坪则是镇西一块草皮荒芜的空地。直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拉动那个大大的樱桃红色把手、将连接自己和拖曳机的绳索松开、滑翔机斜冲出去的时候，我的心猛烈跳动的强烈兴奋感。那是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独身一人的自由感。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曾在汽车里找到这种感觉，但对我而言，离地上千英尺的滑翔机带给我的激动比他们的何止强烈百倍。

20世纪70年代，我参加了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跳伞(或曰“高空跳伞”)队。我们似乎是一个能感知特别的秘密、拥有神奇力量的群体，队员之间甚至有一种隐秘的手足情谊。我的第一跳令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第二跳的恐惧比第一跳更为强烈。到我第12跳，当我走出舱门、在打开降落伞前自由落体上千英尺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十秒时滞”)，我有了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大学期间，我完成了365次跳伞，积攒了超过三个半小时的自由落体时长。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与其他队友空中拼接队形的过程中完成的，最多的时候我会有25名队友。尽管在1976年我告别了跳伞运动，但我继续在栩栩如生的梦里享受着跳伞运动，而且这些梦总是让人感到愉快。

跳伞的最佳时刻在傍晚，也就是太阳开始西沉到地平线的时候。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在这一时刻跳伞的感受，那是一种与你无法名状的、却在内心深处极为渴求的某种东西越来越接近的感觉。那种东西不能说是孤独，因为事实上我们跳伞的方式跟孤独并无必然关联。我们经常五六个人一起跳，有时候也会多达十人以上；大家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组成队形。人越多就越有挑战性，当然也会更精彩。

1975年秋的一个周六，我们北卡罗来纳大学跳伞队的成员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北卡罗来纳东部的一个跳伞中心组队，准备队形跳伞。在当天倒数第二跳的时候，我们十个人从10500英尺高的D18比奇飞机中起跳，然后成功地在距离地面7000英尺时组成雪花形状，并以此形状尽享了整整18秒的自由坠落，同时还穿过了两朵塔状积云间的清澈缝隙。在距离地面3500英尺的时候，我们各自分开并成功打开了自己的降落伞。

我们抵达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我们赶紧跑上另一架飞机并迅速起飞，在夕阳最后的余晖里准备最后一次夕阳之跳。这一次，有两名初级成员将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队形跳伞。他们将从外围切入，而不是作为队形基准成员(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些，他们只需要垂直降落即可，其他成员会主动向他们靠近)。不仅这两名新成员很兴奋，我们这些老队员也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扩队，新成员经验的增长和人数的增加将会让我们有可能组织更大的队形。

当时我们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罗阿诺克·拉皮兹外的一个小机场上方。我们准备在跑道上空组成一个星形的六人队列，我是最后一个出舱的成员。我前面的队友是恰克。在造型跳伞——也就是自由落体并组织队形方面，恰克相当有经验。在距离地面7500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沐浴在夕阳里；但距离我们一英里半之下，街灯已经开始闪烁了。夕阳之跳总是让人感觉神圣，这一次显然会是我们的又一个精彩表演。

尽管我比恰克出舱的时间只晚了不到1秒，但还是必须迅速行动以追上大家。在大约前7秒的时间里，我要头朝下笔直降落，这样会让我的下降速度比队友快上大约每小时100英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赶上他们组织的初始队形。

一般来说，造型跳伞的成员需要在离地3500英尺左右的时候尽最大可能分开，以确保各自的下降空间。然后每个人挥动双臂(为随后的调整降落伞动作打信号)，抬头检查自己的上方，确保没有人之后才能打开降落伞。

“三．二．一……出发f”

前四名队友出舱后，恰克和我紧随其后。我头顶朝下，以终极沉降速度自由坠落。这一天，当我第二次看到夕阳的时候，我微微笑了一下。在急坠加入队友以后，我本来计划通过伸出双手关闭气闸(在我们的手腕和臀部之间有一个人工伞翼，高速下降时若全面张开可以提供极大的阻力)，然后将跳伞服上宽下窄的袖子和裤腿伸展在空气之中。

但一切都没来得及。

在下降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新队友坠落速度太快了。或许是因为快速下降的过程中，身旁的云彩把他吓到了——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以每秒200英尺的速度往地面坠落。天色越来越暗，他不但没能缓慢地靠近大家的队形，还迫使所有队员分散开来。此时，其他五名队员在仓促中都有些失控了。

与此同时，大家彼此间的距离太近了。每个跳伞队员都会在身后的低气压空间中留下一股强烈的气旋。如果有人进入那个气旋便会不由自主地瞬间加速，甚至撞到他下方的队员。然后，两个人会以更快的加速度坠落，并且很有可能撞到任何一个在他们下方的队友。总体来说，这很可能会是个灾难。

我调整自己的身体，尽量离队友远一些，从而避免毁灭性的混乱。我终于把自己调整到了“降落点”的上方。找准这个位于地面上的神奇降落点之后，就可以打开降落伞，享受两分钟缓慢下降的悠闲了。

我放眼看过去，发现大家正努力地远离彼此，避免发生毁灭性的混乱，我松了一口气。

恰克也在他们中间。令我惊奇的是，恰克竟然笔直地朝我的方向冲来，在我下方停了下来。在大家各自混乱的时候，我们冲过了2000英尺的海拔距离，这比恰克估计的更快。或许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无须遵守游戏规则——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他一定没看到我。在恰克的彩色降落伞从背包里展开之前，这个想法甚至都没来得及浮现在我的脑中。他的降落伞捕捉了他周围每小时120英里的气流，直冲冲地向我击来，降落伞的主伞瞬间张开。

在我看见恰克的降落伞出现的一刹那，供我反应的时间甚至都不到一秒钟。在这不到一秒的时间内翻过他正在张开的降落伞，我极有可能撞到恰克的身体。在那样的速度下，如果我撞到恰克的胳膊或者腿，它们会立马折断；同时我自己也会受到致命的撞击。如果我直接撞上他的话，我们俩的肢体都会四分五裂。

也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运动会变得更慢。这种说法没错。在几微秒的时间里，我的意识观看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在观赏一部慢放的电影。

看到降落伞的一瞬，我把双臂紧贴回自己身体的两侧形成垂直下落的姿势．仅在臀部有稍微的弯曲。这种垂直状态给了我相当的加速度，这样的曲度则允许我的身体逐渐转为平行状态，然后我的身体变得像一只有力的翅膀。这让我恰如其分地在恰克的降落伞前躲过了可能的撞击。

我越过他的时候，坠落的速度差不多有每小时150英里，或者说每秒220英尺。在那种速度下，我怀疑他看不到我脸上的表情。如果他真看到了，也一定是我满脸的震惊。尽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我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但我当时真的有时间去思考这一切吗?对我来说，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

然而，我还是成功应对了。我们俩最终都成功着陆。当时就好像在我面前展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情境，需要超乎寻常的能力去应对；而我的大脑，就在那一瞬，充满了超乎寻常的能量。

当时我是怎样做到的呢?在我20多年的神经外科学术生涯中，我曾研究大脑，观察它的工作机制，也曾用刀对它实施手术；实际上，我有足够的机会去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事实上，大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装置，它的无与伦比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现在意识到，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其实更深刻一些。但只有在我的生命和世界观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之后．我才有幸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获得珍贵的一瞥。正是这本书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改变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现在相信，尽管大脑本身的工作机制超凡入圣，但那天救了我性命的，并不是我的大脑自身。在恰克的飞行伞张开的一刹那，真正主导我身体反应的是我生命的另一部分，也是更深入的一部分。我这一部分的生命之所以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是因为时间根本束缚不了它；而大脑和身体则都在时间的禁锢之中。

事实上，也恰恰是这一部分，令我在小时候就对天空有一种乡愁般的眷恋。它不仅是我们生命中最智慧的一部分，也是最深切的一部分。但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办法相信它的存在。

而现在，我终于相信了，那就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