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松编著的《华北军区首任军长传奇》是一部人物传记作品，从多角度、多方位描写了在1949年2月前后解放军组织编制整编中建立的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十二位首任军长（第36军军长刘万春、第37军军长张世珍、第60军军长王新亭、第61军军长韦杰、第62军军长刘忠、第63军军长郑维山、第64军军长曾思玉、第65军军长邱蔚、第66军军长肖新槐、第67军军长韩伟、第68军军长文年生、第69军军长董其武）的传奇故事。每位军长以一两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其人生中主要是战争年代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收录多张珍贵历史照片，是一部融真实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作品。

　　叶青松编著的《华北军区首任军长传奇》辑录了解放军华北军区12位首任军长（第六十军军长王新亭、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第六十五军军长邱蔚、第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第六十七军军长韩伟、第六十八军军长文年生、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第三十七军军长张世珍、第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人生历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一部文史俱佳的通俗作品。《华北军区首任军长传奇》写作风格活泼而严谨，融真实性、趣味性于一体。每位首任军长单独成章，章章可读，篇篇精彩。

前言

引子 华北军区12位首任军长的由来

第一章 第六十军首任军长王新亭

 节一 贫困家庭出了一名“鉴宝师”

 节二 长治地区做“棋眼”

 节三 “专打三八六旅”是一句高级评语

 节四 打运城攻临汾克太原，王新亭战功显赫

第二章 第六十一军首任军长韦杰

 节一 第一个冲上娄山关

 节二 送给朱德和张国焘两匹“走马”

 节三 朱德警卫团团长

 节四 韦支队的诞生与归宿

 节五 先生与学员

 节六 坐直升机上班

 节七 韦杰的最后心愿

第三章 第六十二军首任军长刘忠

 节一 硬着头皮当团长

 节二 长征路上的侦察科长

 节三 一路长征一路歌

 节四 “一瓢水”战术打长子

 节五 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第四章 第六十三军首任军长郑维山

 节一 三过雪山草地和三次亲历红军主力会师

 节二 三纵司令员和六十三军首任军长

 节三 三进大西北和歼灭三只大“老虎”

第五章 第六十四军首任军长曾思玉

 节一 毛泽东和他的爱将曾思玉（上）

 节二 毛泽东和他的爱将曾思玉（中）

 节三 九死一生的曾思玉（一）

 节四 九死一生的曾思玉（二）

 节五 九死一生的曾思玉（三）

 节六 九死一生的曾思玉（四）

 节七 毛泽东和他的爱将曾思玉（下）

第六章 第六十五军首任军长邱蔚

 节一 狼牙山上那位英俊的团长

 节二 炮火中救出日本小女孩传佳话

 节三 让蒋介石承认“重要都市第一次失陷”

 节四 海边垂钓遭不测

第七章 第六十六军首任军长肖新槐

 节一 见证红军长征历史

 节二 神堂战斗大显神威

 节三 太原战役功勋卓著

 节四 紧急带兵入朝作战

第八章 第六十七军首任军长韩伟

 节一 毛泽东给韩伟赠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节二 韩伟成了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

 节三 湘江战役，红一〇〇团团长韩伟最后突围

 节四 毛泽东饯行，送韩伟上战场

 节五 开国庆典大阅兵，周恩来让韩伟负责陆军阅兵训练

第九章 第六十八军首任军长文年生

 节一 负气出走，漂泊生活，成了一名红军师长

 节二 生产教育，二者兼顾。毛泽东给文年生题词

 节三 拽上药片，告别妻子，紧急南征又北战

 节四 将军当兵成了“班政委”

第十章 第三十六军首任军长刘万春

 节一 绥远起义之前

 节二 绥远起义之中

 节三 绥远起义之后

第十一章 第三十七军首任军长张世珍

 节一 抗日战争，张世珍的信念：一定能打败日寇

 节二 绥远起义，张世珍的信念：一定能成功

 节三 警卫傅作义，张世珍的信念：绝不含糊

 节四 抗美援朝，张世珍的信念：一定建立功勋

第十二章 第六十九军首任军长董其武

 节一 与各路军阀作战

 节二 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节三 与解放军作战

 节四 与国民党军作战

 节五 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

 节六 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附录 重要文献

 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改变野战军番号致各军区、各野战军电

 华北军区关于奉命颁布华北野战军及地方部队组织与番号命令

 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首任军长名录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节一 三过雪山草地和三次亲历红军主力会师

爬雪山过草地，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稍微不留神，命就落地生根，捡不回来了。没有人愿意过雪山草地，郑维山也不例外。1915年8月15日出生的郑维山，落地的那一刻，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要三过雪山草地。从15岁（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他的命运注定要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许多红军都是过一次雪山一次草地，红二十五军的红军连一次雪山一次草地也没有过，即便是红四方面军的许多红军，大多也只是过两次雪山三次草地，而郑维山却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

郑维山第一次过雪山时，已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郑维山的出生地是湖北麻城乘马岗区，1934年郑维山还不到20岁，就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政委了。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川北，西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八十八师奉命攻打老官场、红山，保证主力部队过江。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的指挥下，攻下了这两个要点，接着，强攻剑门关，连克中坝、茂州、威县，控制了文镇关和雁门关。4月中旬抵达岷江东岸重镇汶川。

1935年6月，熊厚发师长率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与红三十一军一起，在理番地区与国民党军鏖战；郑维山率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六八团由汶川继续西进，迎接中央红军。此时，中央红军已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正在翻越大雪山夹金山。

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这一消息，是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到达汶川时带来的。李先念对熊厚发和郑维山说：“中央红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率领下，已在泸定桥突破天险，渡过大渡河，正向我们这里前进。我此次来，是带你们师两个团和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西渡岷江，经懋功南下宝兴、芦山、天全，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按照分工，郑维山带两个团从汶川西进，迎接中央红军。从汶川到懋功，行程320余里，中间崇山峻岭甚多，其中有一座叫红桥山的大雪山，高达四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

部队到了红桥山脚后，郑维山让部队做好了翻越雪山的准备工作。衣服、烈酒、辣椒多带些，这是御寒壮气之物；拐棍也带上，以备爬山借力之需。还好，部队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加上会师心切，士气蛮高。

雪山的天气变幻莫测，开始爬山时，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战士们挥汗如雨。当爬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满山满谷涌出乌云，顷刻之间，瓢泼大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郑维山让战士们用斗笠盖住头，继续前进。走着，走着，将到山顶时，大雨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顿时，战士们变成了“雪人”。这时，李先念对郑维山说：“要鼓舞一下士气，告诉部队，翻过雪山就见到中央红军了！”

郑维山就让二六八团团长熊德臣组织几名宣传员，站在雪地里，告诉大家：“翻过雪山就见到中央红军了！”

部队继续向山顶前进。不知过了多久，前面传来了欢呼声：“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当李先念和郑维山到了山顶时，真的让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李先念若有所触、意味深长地对郑维山说：“干革命如同登山，艰苦中孕育着欢乐，欢乐中要不忘艰苦。认准方向，勇往直前，方能从这座高峰攀上更高的山峰！”

下山时，郑维山率领指战员们迎着刺眼雪光，“滑雪”而下。部队终于翻过了雪山，但多数人都得了雪盲，一时间，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翻过雪山，自然是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师的过程却十分戏剧性。李先念和郑维山率八十八师两个团刚接近懋功时，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向李先念报告：“国民党军邓锡侯的两个营及地方武装近千人被消灭，部队正向东警戒。”  李先念命令郑维山：“八十八师迅速通过懋功，南下宝兴。”

郑维山刚下达了“出发命令”，前方报告：“山前大路上发现一支部队，正向懋功方向而来。”

邓锡侯的部队已被消灭，怎么会又出现部队呢？这究竟是什么部队？郑维山急忙用望远镜观察，“只见队伍里衣衫褴褛，服式不一，不少人穿着国民党军的灰军装，但帽子上似乎没有青天白日徽章。”

郑维山观察后，命令八十八师部队原地停下，用军号询问。但问了好久，也问不出个名堂。

“可能是中央红军！”李先念分析后做出判断。

为防万一，郑维山派出小分队前去侦察、联系，同时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不多时，小分队回来了，带回来了好消息：“就是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到了！欢迎中央红军！”顿时，部队沸腾了，八十八师的指战员们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了，飞似的向中央红军扑去。

历史性的会师在夹金山、红桥山两山会合的谷口，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六八团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之间实现了。

郑维山在日记中说：“为了让经历无数艰难险阻、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休息好，我们请中央红军住在懋功城内，自己住在城外小金川岸边的村庄，同时派部队担负了懋功城外四周的警戒任务。当晚，我们和红二师的负责同志见了面，彼此叙长道短，格外亲热、融洽。”

第二天深夜，李先念满面春风地从外面走进了郑维山房间，说：“毛主席刚才找我去了！”

郑维山急切地问：“主席说了什么？有什么指示？”

P57-59

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曾拟正式使用70个军的番号，是如何决定的昵？

众所周知，1948年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作战规模不断扩大，部队开始了跨区域作战，不同战略区的部队逐步进行战役协同。比如，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华北军区一部已实现跨区作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总兵力也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整体作战态势表明，解放军更大规模的跨区作战和不同建制部队之间的战役协同成为发展趋势，这就迫切需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更要建立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建军500万，在解放战争第3年开始实行正规化建设任务。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在1948年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献。文件中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指9月8日至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及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文件规定：“我军目前组织，一般地分为三类，即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应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不再称旅。”

文件对于野战军规定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兵团在原以地名、人名或番号区分，统一改为番号排列，同时“增加十二个兵团的番号，以待将来建立，共定二十个兵团的番号。其次序为，西北为第一至第二兵团；中原为第三至第六兵团；华东为第七至第十一兵团；东北为第十二至第十七兵团；华北为第十八至第二十兵团。各兵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兵团”。

对于纵队改称为军，文件明确规定，“番号排列数目增加至70个军210个师，内中空额，留待今后建立新的军和师时补足”。这就是解放军历史上70个军的番号由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电文来往中，中央军委最早明确全军“统一组织和番号”的时间是1948年10月29日，比正式文件时间1948年11月1日早3天。这份早3天的电文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回复华东局的电报。电报原文称：“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感巳电悉。中央及军委关于解放军统一组织和番号的规定即将发出。吴化文军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排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其所辖之三个师，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三师、第一。四师、第一。五师。吴军改编后的军师番号，即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其关防、委令，即将由军委送达。同意何克希任吴军政治委员，吴宪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

电文中的感巳电，指1948年lO月27日，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关于吴化文部改编事项致中央军委电。主要内容是：“该部究应编何种番号？如编纵队，则应称十四纵为宜，如编军，则不便称第一军。另派何克希（原一纵副司令员）为吴军政治委员，吴宪（野政联络部部长）为该军政治部主任。”

从上面两份文献可能看出，在全军统一番号使用前，到底使用“纵队”还是使用“军”番号，连野战军的首长都不知道。

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正式使用了多少个军的番号，70个军的番号至今尚未使用的有几个昵？  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统一番号，全军使用了51个军番号。3月，又使用了6个军番号。这样，先后使用了57个军番号。后来又使用了10个军的番号。它们是：1950年2月，新疆民族军改编成解放军第五军；1949年12月，新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成解放军第九军；1949年5月，陕南军区部队组成解放军第十九军；1950年1月，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董其武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1949年8月，金口起义的国民党军张轸部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一军；1949年11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五十三军；1952年10月，解放军原第四十四军和四十五军合编组成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不久改称志愿军五十四军，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11月，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五军。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正式使用了67个军的番号，70个军的番号至今尚未使用过的有3个，它们是：第五十六军、第五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早使用“军”番号是东北野战军所属部队，但指挥机构的“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使用却是在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之后。为了清晰看出四野（东北野战军）的整编脉络，先看一份电报：

林（彪）罗（荣桓），并告东北局，及各军区，各前委：

林罗世十四时半电悉。中央及军委戌东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出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已开始发出，内中规定我野战部队在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后，一般的均采用三三制，特殊地亦得采用军辖两师，师辖两团，团分为大团小团的临时编制。现林、罗提议将十二个独立师编入各纵队，使每个纵队都辖四个步兵师，这样既便于带领各独立师增强战斗和工作锻炼；又便于各纵在战场使用，减省建立新纵的直属人数。根据东北野战部队现在的环境和各种补充情况及今后的作战任务，我们认为东北野战各军可以特殊地采用每军辖四个师的编制，而暂不增加军的番号。师的番号仍按一军三师制顺序排列，独立师的番号也仍按戌东规定从第一百五十一师排起。除上述十二个独立师外，其余六个独立师，也同意以一个独立师编入第十一纵队，拆散并加强原来的三个师；一个独立师编入铁路纵队；其他四个独立师排成统一步兵师的番号后，暂不编军。东北的地方卫戍部队，至少应该有两个警备旅，方够南满几个大城市哈尔滨卫戍之用。

军委

戌江

中央军委的这份电报是针对林彪、罗荣桓此前给军委的电报而发的。1948年10月31日14时30分，林彪、罗荣桓给中央和军委发电报。电报说：沈阳、锦州收复后，准备从北满14个、热河4个共18个独立师中，以13个师编入各纵队，因十一纵人数太不充实和有1个师战力不强，所以以2个独立师编入十一纵队，使每个纵队都辖4个步兵师。这样既便于战场上的使用，又能减去大批直属机关。其余5个独立师，以1个独立师编入铁道纵队，按原计划编成3万人；以两个独立师留营口、锦州一带担任防务；以1个独立师留热河地区活动；另1个独立师王家善部继续改造。此外，以原东北警卫团及总直属机关及各军区的一部分卫戍部队编成1个警卫师，由东北局、东北军区直属使用。

显然，从电报中看出，林彪和罗荣桓对部队编制问题的考虑是提前了，尽管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使用“军”这个番号概念。东北野战军根据这份电报精神和《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重新整理了新的改编方案，上报中央军委。1948年11月7日，中央军委电复东北野战军，“同意按照全军统一规定，更改番号。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第一师至第三十六师，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一二师至第一四七师。每个军另辖一个独立师（略）。”

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批准，以东北军分委主席林彪和副主席罗荣桓的名义，下达了东北野战军纵队改称军并授予番号的命令。命令中说：“（一）为适应战略任务，更进一步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东北野战军所辖十二个纵队，统一改称为军，并批准每军下辖四个师。军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师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师’，团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团’，自三十八军起至四十九军，编入各军之各独立师自一百五十一师起。兹将原番号及改称之新番号列表公布如下： （略）。（--）原纵队的首长，改称为军长、政治委员，以下均同。 （三）各纵应以师为单位，召开隆重的大会，正式宣布新番号及其意义。”

自东北野战军所属部队使用军番号后，其他野战军所属部队也经中央军委批准陆续开始使用军番号。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华北军区依次将一兵团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五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二兵团第八纵队、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至七十军。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所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纵队，依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所辖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改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纵队改称第十三、第十四军，第九纵队改称第十五军，第一纵队及豫皖部队一部、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二十旅及豫皖苏部队一部，依次改称为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所辖第一至第十三纵队（没有第五纵队番号），依次改称第二十至第三十一军。1949年3月7日，东北野战军发出通报：“顷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月15日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我东北野战军自三月十一日起开始启用新番号。今后东总改称四野总（本军范围内称野总，本军范围外称四野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称四野司（野司），政治部简称四野政（野政），后勤部简称四野后（野后）。”至此，全军统一使用番号基本结束。

三

在整个“军”番号使用审批过程中，发生过四件轶事，即：二野要求增加番号，三野变更番号使用，东北野战军先启用“军”后使用“四野”，华北军区宣布新番号庆祝北平解放。具体都是什么情况呢？

轶事之一：1949年2月17日，第二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提出增加“军”番号。刘伯承和邓小平至中央军委电称：“军委：（甲）丑删（1949年2月5日）电奉悉，我们遵即将各兵团所属军师番号，重新排定如次（略）。（乙）决定夏季后将陕南部队编为第十九军。 （丙）拟将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江汉之十二纵队各编一个军，皖西部队编一个师，唯规定给中野之番号已满额，请予以规定。刘、邓。筱西。”中央军委接刘邓“筱西”电后，电令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江汉之第十二纵队等部队合编为湖北军区。

轶事之二：1949年1月29日，华野前委给华东局和总前委电文中，可以看出对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部队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番号的变更情况。电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使吴化文、何基丰（沣）、张克侠各部起义军队得到迅速改造，并以便解决干部问题。经我们讨论以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部合编为三十五军，以渤海纵队与张克侠部合编为三十三军，以江淮两个旅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三十四军。当陈毅同志从华东局回来前，本拟以十二纵与何基沣部合编，但因十二纵已组成三个师，且将来主力南渡，尚须留两个军于江北，故仍以将江淮之两个旅也上升与何基沣部合编为宜。至于江淮两个旅上升后，对江淮地方工作及地武建设有如下意见（略）。”华东局和总前委采纳了华野前委意见，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由此，原本将华野第十二纵队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变更成了华野第十二纵队单独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

轶事之三：东北野战军先使用“军”番号4个月后才启用“第四野战军”的番号。这与中央军委在规定全军统一使用番号时下达过两个决定有关。第一个决定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1948年11月1日下达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该规定非常明确地说，全军整编为4个野战军，5个大军区，20个兵团，70个军，其中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规定是这样说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因此，东北野战军最早使用“军”番号时，中央军委并没有对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作出明确规定，其实，此时，中央军委的思路，野战军番号还是停留在冠以“地名”的思路。但是，当东北野战军入关，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现野战军使用地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适用，于是，中央军委在1949年1月15日，专门下达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作了重新规定，不再以“地名区分”，代之的是用“第一野战军至第四野战军”加以区分。原电文比较短，现原文摘录如下：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

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 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军委

子删

中央军委下达此令后，东北野战军的“军”番号已启用，而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由于战争状态下仍未启用“军”番号，所以出现了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在全军统一番号时，同步使用了军的番号和第一野战军至第三野战军的番号，而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时，军的番号已启用的由来。

轶事之四：华北军区的第一、二、六纵队改为第六十六军至第六十八军的番号时间是在1949年1月29日。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发布改称命令中说：“对于新番号之公布，各军、师可于庆祝北平解放祝捷大会上隆重地宣布，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作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保证我们光荣的胜利的番号传播到全中国去，这是我全军的尊严的义务。”

四

按常理，67个军应该有67位首任军长，但是为什么首任军长却只有66位呢？

在这67个军里面，有一个军的成军时间非常短，短到连军长都未配上，就撤销了。这个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军。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军，所辖两个师，甘渭汉任军政委，石志本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军参谋长。1949年9月，第七十军番号撤销时，军长尚未配上，部队缩编为第二。七师。中央军委撤销这个军是根据聂荣臻、薄一波和唐延杰的建议：“七十军为紧缩机构便于整训，提议将该军缩编为一个师，我们同意（现该军辖两个师共11916人，每连不满百人）。拟将军直改为师的直属架子，所属两个师直的勤杂人员可充实连内，而干部除另外分配外可入军大学习。”为此，第七十军的首任军长就成了空缺。

其实，还有一个军，比第七十军的番号撤销更早，而且军长、政委都未配上。这个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时，只任命了周彪为副军长、漆远渥为副政委，没有任命军长和政委，同年5月，第六十九军的番号撤销。这就是许多读者朋友和研究人员误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65位首任军长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是有首任军长的。读者朋友会问了，部队都撤销了，而且未任命过军长政委，哪来的首任军长呢？我们把时间放到1953年，事情就清楚了。1951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三兵团从朝鲜胜利回国，驻河北定县。1952年12月15日，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第六十九军。195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第六十九军正兵团级军长，裴周玉任军政委。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首任军长便产生了，他就是董其武。

一

美国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一部电影中，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二战老兵们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在参与编纂《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名录》工作中，我看到过一位志愿军战士，在牺牲前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怕无名，不求有闻于世，也无悔于葬身异国的山野。然而，我们害怕冷寂苦久后的遗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统一编制时，那些战功显赫的首任军长们，如今人们似乎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猜想，而是我在许多刊物上见到的。比如，2002年，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传奇类期刊，发表了一篇《建国前后的军长》，里面的军长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军长。通观全篇文章，首任军长占绝大多数，但却混杂了一些不是首任军长的军长。一些首任军长被遗忘了。

如果说这本传奇类杂志不是专业刊物，弄错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国家级的研究党史军史的核心期刊搞错的话，就十分不应该了。比如，某军史核心期刊2（）05年第4期刊发的文章，在编者按语中写道：“吴瑞林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首任军长”。其实，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是1948年11月7日，由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改称的，首任军长是万毅。

遗忘比死亡更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一个个体，忘记过去就等于忘本，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产生了写首任军长的冲动。

历史是很难忘却的。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人物一般都在重复、继承、发扬前人走过的成功道路，推进历史巨轮前进。《六韬·上贤第九》言，“无智略权谋”，“王者慎勿使为将”，意思是说，对于没有智略权谋者，君主千万要慎重，不能用这种人做将帅。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从首任军长身上提取将才成功要素，为立志成为将才的读者朋友提供历史智慧、历史韬略、历史思路、历史方法、历史经验呢？拿破仑说过：“工兵和炮兵军官的战术与科学，或许可从书本中学到，但是将才的养成，却只能通过经验和对历史名将作战的钻研才能做到。”本着这样的目的，我开始了为期6年时间的写作，铸成本书。

二

小时候，下军棋，知道棋盘上的“军长”是个挺大的官。除了“总司令”挨炸弹死了要依例翻“军旗”外，军长是最有战斗力和威慑力的。没有想到，长大后，我却与首任军长打起了“交道”，并把他们写了出来。

与军长“打交道”的日日夜夜里，收获真不少。

军长刘飞“告诉”我，学习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刘飞当兵时，连自己的名字被文书改了都浑然不觉，“萝卜”两个字都认不得、写不来。到后来，他自己能够亲自起草文电、撰写文章。更让我感动的是，刘飞将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习识字，是以打死一个敌人，文书教识一个字为条件学来的。有一仗他消灭了10多个敌人，文书果真教他10多个字。写刘飞时，我懂得了人不学习是不行的，学习就要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万岁军”军长梁兴初和在长征中被遗弃的滕海清军长“告诉”我，人生要有志向。在“肃托”运动中，梁兴初被抓起来，五花大绑在庙宇的大柱上，在即将砍头的时候，他仍怀着对党一片忠心，一直坚持到被罗荣桓赶到救走。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下过一个“受伤的营以下干部就地疏散”的命令，滕海清因身份是“排长”，最终被遣散在长征途中，但滕海清不改初衷，硬是顽强地跟随队伍走完长征，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军长。军长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一个浅显的道理：纵然一千次被击倒，也要一千零一次地站起来，实现自己的志向与理想。

第四军首任军长王世泰“告诉”我，为官做人不讲政治不行。当年，王世泰去给毛泽东汇报国共合作期间平息国民党安定县县长蓄意制造的瓦窑堡摩擦事件时，毛泽东问政治谁负责？军事谁负责？王世泰一一回答后，当毛泽东再问政治军事谁负责时，王世泰被问得答不上来。毛泽东说：政治问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从此，王世泰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走向了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

而第三军首任军长许光达却用“让衔”的故事“告诉”我，人的一生，对名呀、利呀、官呀、位呀不必太讲究，要讲究的是“踏实”两个字。踏实做人，踏实为官，踏实做学问。

在与军长们“打交道”的日子里，似乎一位位慈祥的老人、一个个威严的将军，在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人！

三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就那么几个精彩片断，首任军长也不例外。因此，我在书写过程中，择其精彩片断，串其一生经历。比如，爱“玩”的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成钧的“胆量”，一生讲“信念”的三十七军首任军长张世珍等等，我都尽我所能地去挖掘军长们的资料，让他们的音容笑貌，鲜活地“站”到读者面前。

本书能够写成，除了感谢解放军档案馆、总政治部档案馆、南京军区档案馆、沈阳军区档案馆外，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党史博览》杂志社的副社长秦相启先生和编辑郑国伟、江融冰、栗春雷先生，是他们支持并率先在《党史博览》杂志，自2006年1月至2011年7月进行了长达5年多时间的连载。

其次，我要感谢当事人和为当事人整理留存文字资料的作者和出版者。我一直秉持一个观点：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不管是撰写纪实作品，还是编纂史料文献，都要铭记和感谢当事人。因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事人亲力亲为的。没有当事人，就没有史实可言。这是其一。其二，撰写和编纂都离不开前人留下的文字，即前人的劳动成果，他们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才有后人的续写、研读和编纂。为了感谢他们，我专门把参考过的书目，单独录入作者和出版者等，以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和编研部领导、浙江省军区首长和金华军分区领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领导张良村、编辑部领导丁晓平和本书责任编辑钱庆国先生、军事科学院丁伟研究员等老师、朋友的指导、帮助和关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的厚爱是我写作的动力。我期待着与你们交流。

还需要说明两点的是，一、本书为个人研究题目，在财力、物力、精力上投入有限，写作以占有资料的多寡而决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肯定不少，敬请党史研究者、知情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二、对重大事件（文中不便展开的）、重要人物（非主人公）等做了必要的脚注。尽管脚注会影响阅读进度，但对了解更多内容是有所帮助的，望读者朋友见谅。

作者

2014年4月于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