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费孝通，谢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评价：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张冠生编著的这本《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为我们理解费孝通的两个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

《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脱胎于作者张冠生记录跟随费孝通先生出去考察，参加会议等的日志。《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详细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到山东、温州、江苏、浦东等地考察的情况以及演讲、活动等，阐述了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现状和将来发展道路的建议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这位社会活动家心系中国农村发展、城市建设之高尚情怀。

我的后台梦（代序）

横贯山东的一次调查

在北戴河起草文章

重访温州

访问江苏

苏南、浦东考察

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考察

吴江谈话（上）

吴江谈话（下）

北京一日谈

深圳访谈（上）

深圳访谈（下）

后记

6月5日上午，火车途中

费老在公务车小餐室（兼会议室）谈话。丁（元竹）老师在场。

费老说：乡镇企业才十年，国营企业四十年了。论人力、实力，乡镇企业都不如国营企业。但国营企业岁数大了，有包袱，很重。乡镇企业年轻，没有包袱，在很短时间里边发展很快。现在是全国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大大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丁老师插话。向费老汇报自己对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过程下一段将遭遇问题的看法。大概会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逐渐丧失；二是退休工人养老；三是外地职工婚姻、住房、子女人学就业。

费老说：这个包袱，乡镇企业不背，就要别人来背。谁来背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的钱也是收上来的。关键是这笔账怎么来算。乡镇企业在90年代乃至更长时间里将会碰到的问题怎么解决，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你们好好讨论，我要听啊。

话题转到中原经济协作区准备召开的协调会。费老说：黄河北边是中原经济技术协作区，南边是淮海经济技术协作区。这两个区连片发展，是我国经济上中部地区起飞的一个突破口。从这里连接东部和西部，就会形成一条大的经济走廊。经济协作，实质是什么？协作各方都得些什么益处？靠了哪些做法？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帮助做些什么事？这次要具体了解一下，做点准备。9月份，商丘要开淮海经济区协作会，我们要去的。有些地方，你们先去了解，吃透情况，有个东西给我看。你们先开题、破题，我来确定。

费老加重了语气说：这两年主要跑中部地区。

6月6日

上午，在烟台东山宾馆6号楼电影厅，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任海深向费老汇报烟台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有文字材料。  费老听取汇报过程中留意询问的问题如下：

目前城市人口总数；

县城与乡镇人口数；

全市国土总面积的山地面积比例；

乡镇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

农民年人均收入数字；

农村治安工作中的农民负担问题；

海水养殖规划与开发情况；

青少年犯罪情况；

农村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推广情况；

富裕以后的精神文明问题。

调研途中，每个地方总会安排情况汇报会，准备好提供给调研组的文字材料。地方党政领导多会再照本宣科读一遍。费老总是会在其宣读过程中就着某些问题发问，把单方面的宣读变成双方的问答和交流讨论。

听过任海深副书记的汇报后，费老即席讲话说：

听了情况介绍，很受启发。烟台、威海是我国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地方之一。这次来烟台，主要是到一个乡镇企业研讨班上作个发言，顺便了解烟台的总体情况和问题。想多看看的地方主要是山东西部。我这几年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什么地方穷，就多去什么地方看。富了的地方就不去了。去穷地方看，是想看看能帮上什么忙。这些年，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发展很快，黄河三角洲没有跟上。现在逐渐重视这块地方了。山东我到过沂蒙山区、东营、滨州、惠民、无棣等地方，去看怎样扶贫。这是去年的事情。淄博、潍坊我也去过。这次要去肥城、菏泽看看。

经济发展程度有差别，就造成人的流动。过去是山东人往外走，闯关东的很多是山东人。现在人家到山东来了。我在苏南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全省有五百万外地工。缫丝的水很烫，当地小姑娘不愿干，要由外地人来干。不平衡造成了不平等，会有矛盾，会出现社会问题。要研究办法，采取正确的方针。既要保护外来民工，又要防止盲目流动。这是发展中的新问题。  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也会越来越大。你们本省也有人口流动问题。怎么管理，要有个办法。要发展经济，你需要劳动力。人家要是不来，你这里工资马上就得涨。我们现在同国外竞争，优势主要在劳动力上。现在有的地方实行“绿卡”，对外来人员的表现考察几年，好的就让你留下来。不是不许你来，而是要符合条件。有人管，管得好，你家里人也高兴。不是纯粹“放羊”了。

富裕以后怎么办？这又是一个问题。农民有了钱怎么花，这是个大事。他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扩大规模，也可能乱花一通。现在嫁女儿、娶媳妇都得花不少钱。这是个脸面问题。面子是中国人的大事。怎么花这个钱，在农民素质偏低的情况下，不能指望他自己找好正确的出路，要加以引导。文化怎么提高？精神文明程度怎么提高？小康之后的问题已经面临了。上个月我在佛山看了几个文明村，真正的力量不是发命令，而是发动群众起来，引导他们朝好的方向走。

怎么做人是个大问题。怎样和别人打交道，与人相处？

这些年，不大讲这些了。小孩子们在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这是下个世纪初要接班的一代。下个世纪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要认真研究。

山东机遇很好，潜力很大。鲁西怎么发展，是山东的一个课题。那里有个中原经济协作区，很有意思。中国地域之大，发展之快，常使我觉得跑不过来，跟不上。各地都在想办法，找出路，都有自己的创造。我希望有机会多跑跑，多看看，多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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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台梦

沈昌文

干我们这一行，照出版江湖的办法，最好有个后台。出版这行比较危险，有个后台，比较容易站住脚。那么，我在出版界混了多年，后台是谁呢？

读我的自传，不难想象，我的后台是陈原、范用等出版界前辈。这不假。我追随他们多年，他们称得上是我的后台老板。不过，他们的行政级别都不算高，尤其是算不上中央领导。那怎么办呢？

中央领导人的面我都从来没见过，真是欲求无门。左盼右盼，一直到我的出版生涯的最后几年，才结识到一位非共产党的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费孝通。

我一直愿意把出版工作办成公众文化事业。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在河南郑州创办了一个“越秀学术讲座”。我请国内各地的学者来郑州讲演，郑州的朋友都很高兴，愿意支持我。越秀酒家的老板崔先生，郑州三联书店主持人薛先生不用说了。我还因此结识了河南文化界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因其中冠生兄的举荐和协调，我结识了费老，请他来郑州讲演好多次。费老那些年正在持续研究中部地区在国家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经常路过郑州。他是国家领导人，每次来，阵势自然不凡。例如，那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就会接见他。据说，费老经常在接见晤谈时提出一些很有内容的工作建议，颇受省委注意。

费老是社会学家。我这个年龄的人，一听说“社会学家”，心里都会嘣的一跳，而我更甚。我是学苏联经验长大的，从来就接受一个观念：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那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就没用了。还有一个观念对我影响更大：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我们这里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阴暗面。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早期，我刚学习做编辑工作。一天，有位潘光旦教授来访，高级编辑不在，由我接待。潘教授带来一大包稿件，是他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希望给他出版。我同潘教授谈得很投机，特别因为他是上海宝山人，那是我的老家，我乘机同他扯了半天家乡话。以后，我看了一些他的译文，发现他结合中国情况加了许多译者注，我十分钦佩。但是，这稿子当年没法出版。你想，解放后，怎么能允许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来翻译革命导师的伟大著作呢？

幸好，到改革开放年代，一切都改变了。在见到费老以前，已经听到传达，一九七九年三月，胡乔木公开为社会学“正名”，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宣告成立，由费孝通教授任会长。这是中国社会学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中断期的终结与重建期的开始。

因这缘故，更因为可以经常见到费老，我就比较关注和阅读费老的论著。在费老的浩繁论著中，最令我心动的是他的田野调查。我当年对毛泽东思想心醉神迷，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读了《毛选》的开卷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觉得革命领袖当年真是不辞劳苦，对中国社会作这么认真的调查研究。读了费著，觉得这位前辈这方面的辛勤劳作可说不让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尤其是，后来听费老说起，他做这些调查，简直到了出生入死的境地。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费孝通和夫人王同惠在国内边远地区做调查，山路极其曲折险峻，以致他们走迷了路。费孝通误人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起立。王同惠赶紧出林呼援。但她从此一去不返，第七天才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遗体。这时距她与费孝通结婚之期才一百零八天。

从这开始，我当然更想请求费老做我这小出版商的后台。但是好景不常：郑州的学术思想界发生了一些新情况，越秀学术讲座不办了，同费老见面的机会少了。我不死心，还想在北京重启炉灶。这个主意北京学术界都很赞同，尤其是李慎之。他特别认为我找费老这“后台”找得好。费老本人也同意用他的名义举办活动。他老人家在那时经常用英语对我说：对我们老人说来，mental exercise比physical exercise更重要。可见他的态度。可惜，北京的活动，只举办了两三次就停了。原因在何，也不去细说。也正好，我本人这时也正好到了该停止一切活动的年龄，应当回家去一个人做种种exercise了。

现在回顾起来，费老在我出版生涯的最后阶段圆了我的一段“后台梦”，是我永远难忘的。

如今，冠生兄从他长年为费老当助手的勤勉记录中整理出一些史料，为读者提供我的“后台”调研、治学过程中的后台工作现场实况。我乐见其成，也由此更多了解、理解了费老。史料难得，诸君可闲中一读。

二○一三年七月

有一次听费老聊天，先生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才算真正看懂呢？光是看我写的文章，我出的书，你能看出观点，找到根据，知道我的主张，你觉得看懂了，可能只懂了一部分。文字后面的东西你不知道。只有了解观点、根据、主张是怎么来的，看见了文字后面的东西，才能说得上真懂了，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又一次，费老对他的学生说：“很多事情，要跑到它背后去看，才能看出名堂。”说的应是同一个道理。

从费老田野调查日志中整理出这本小书，是想借助这些素材还原他田野工作的一些实况，显示“文字后面的东西”。如果有读者想知道他的文章和书是怎么来的，他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希望这本书能有所助益。

至少，费老是希望有机会“讲讲自己这套想法是怎么来的”。

先生还说：“我的东西通过记录之后，将来还可以影响别人。”

但愿这本书对留意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读者有点积极影响。

张冠生

2013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