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是极具温馨的字眼。情感，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亲情、友情、爱情，历来为人称道。人而无情，岂可为人。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足见鲁迅爱子之心。但人情也有其消极方面。我不是说现在的人情债成为生活之累，这还是小事。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就极端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会犯一些错误，往往是受三姑六姨之累，被拖下水的。
在西方，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法律高于人情。可中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伦理和人情。孔子曾与人争论父亲偷羊，儿子要不要告发的事。这是涉及法律与伦理关系的大事。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伦理置于法律之上。这个问题历来引起争议。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史蒂芬·T·阿斯玛出版了名为《反对公平：赞成偏袒》的书，就认为“世间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认为亲亲相隐“并非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情感上倾向亲情，而非倾向公平。他说，“在西方，无论是童话寓言、宗教文本，抑或哲学伦理，都鼓励人们淡化人情纽带，要求公平地分配各方权重。但我认为孔子的亲亲相隐原则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例，例如我开设的一个酒馆需要乐队，即使我哥哥的乐队的水平比另一支乐队的水平低，我仍然会优先照顾我哥哥”。作者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人们的交往中，肯定有亲疏远近、朋友与路人之分。人们在困难中更自然地指望从亲人或朋友那里得到帮助，而不是从路人那里得到帮助。因此，毫无疑问，在情感上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里不存在法律问题，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这是纯粹的私人交往，利益上的照顾与否只涉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涉及法律规定的第三者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人际关系中就包含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对亲人和朋友不可能没有情感上的偏爱，一视同仁只是说说而已。关键是情感倾向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撇开问题的性质，抽象地争论情感因素在人际关系中是否应该被排除，难以说清。在涉及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大义灭亲的原则，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铡包勉》久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的原因正在于此。包公既依法处置侄子，又安慰劝说嫂子，严格执法，又低头赔情。
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情感偏向当然应该尊重。然而，当问题涉及法律，则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例如，名义上公开招标，但暗中却偏袒亲友，这就超出了情感因素的范围，涉及法律问题。包括高考、公务员考试等，都应该按规定办事。事先已为所有人设定共同标准，任何人在这个标准面前都应该平等。如果在标准面前以亲情为依据而摒弃共同标准，这种亲情偏向就是徇私。
徇私与“隐”不同。徇私是枉法，而“隐”是不主动举报。当“隐”成为包庇罪犯，则同样成为法律问题。在法庭上亲人可以不举证、不检举，但不能做伪证；可以对判决表示赞成或反对，或者对判决有情感上的期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审判。南非残奥运动员世界冠军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的事，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明是蓄意谋杀，而皮斯托瑞斯坚持是误杀。当时出庭旁听的父亲、哥哥、姐姐坚信是误杀。这种所谓“坚信”，往往是由于情感的原因，而非事实的依据。法律可以不采用，但不能认为他们的“坚信”有罪。
由于中国长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其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故而中华民族具有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传统。这不利于法治建设。在情感与法律的相互关系上，法律应该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是名人、要人、亲人而徇私枉法。法律强调的是理，个人强调的是情；法律强调的是公平，情感强调的是偏袒。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围。如果法律以情为依据进行判决，就是徇情枉法；如果对判决的期待不存情感偏向，则是无情。
我遇到过一位农村学生，其就业选择颇费周折。按照他自己的志愿和条件，到高校比较合适，可父母、亲戚都希望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尤其是在本省、本市。有些人以为只要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就不仅可以抬头做人，而且会带来许多方便。如果碍于亲情，选择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首先要弄清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这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亲友之情置于法律之上。中国至今仍然是人情社会，如果为人情包围，很容易掉进人情陷阱。P19-21
人的所思所想，可以分为“远见”、“短见”。有的人高瞻远瞩，有的人鼠目寸光。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不会因此每个人的思想的自由“度”完全一样。有的人即使给他最充分的思想自由，仍然超不出鼻子底下的一些琐事。思想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能力。
——《谈我》
我们的思想已经习惯化，而习惯是最无创造性的。我们的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都是思想史，不是思维习惯史；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是思想家，他们不是习惯性思维而是创新性思维。一个按习惯思维的人，成不了思想家，也上不了思想史。
——《谈人》
这本小书算是写完了，有个结束。但我自己与学生的交谈，我的哲学思考没有结束。只要身体许可，这种方式的交谈还会继续。这是一种幸福。能与青年学生们交谈，能不断以他们思考的问题来推动我自己的思考，这是极为难得的。我仿佛是一部年代久远、思想陈旧的时钟，学生们不断地以他们的新问题防止我的思想停摆。
八十岁以后，学院领导照顾我，再也没有让我在教室里上大课了。学生知道我喜欢散步并且比较准时，路线也固定，他们喜欢和我聊天，有时特意站在我必经之路等着我，陪我散步聊天。下面记下的一些感想式的东西，其中有些是学生们散步时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边走边随口说说。如果我觉得有点意思，会回来翻翻书，加工，扩充。散步是我的生活习惯。另外，学生也会到我家里，谈些哲学问题。学生走后，我也会把谈话内容经过加工后敲在电脑里。这些东西是我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教学相长”，的确如此。学生年轻，思想比我敏锐，从网上知道很多东西。他们过的是集体生活，彼此交谈也会产生许多想法和问题。交谈并不是负担，而是一种思想交流，彼此受益。边走边聊，也可算是除课堂教学外的另一种教学方式。可惜现在老师多住在校外，上课来，下课走。学生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导师。房改后校内即使有教员，也多已退休。学校，仿佛是知识交易市场，而不是教师和学生融合相处充满文化氛围的文化殿堂。这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也分不清。我仍然是老脑筋，我还是喜欢一个师生共处的校园，而不只是学生公寓。我们谈起北大的燕东园或什么园的名教授的故居，至今仍津津乐道，因为它代表一种校园文化。这种情况可能要成为历史陈迹了。
我和学生谈的没有什么深奥的哲学思想，我也谈不出什么深奥的哲理。我喜欢从问题中体现智慧，喜欢能思考的头脑，而不喜欢玩弄概念，更不喜欢看不懂、听不明的道理。
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也离不开概念。但体会哲学道理，回答问题，不一定非得搬弄概念不可。纯概念式的思维往往流于空洞。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生活。从生活中悟出哲学道理，讲授哲学道理更深刻易懂。《道德经》中的“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比纯粹从概念上讲述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更易懂。庄子以“夏虫不可语于冰，非无冰也，以其未见冰也”，说明个人生命短促带来的认识局限性，多形象、多贴切。孔子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明世界事物的运动变化；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说明人的高尚品格应该经过实际考验。这种例子太多，中国哲学没有抽象说教和概念式演绎，而是结合生活实际，从生活实际中悟出哲学道理。我喜欢这种方式。这能真正表现一个人的哲学智慧水平，而不会使人被云山雾罩的概念弄得头脑浑浑。
我不是否定哲学知识和哲学概念的重要性。没有概念，就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思维。我只是说，我们既要有运用概念思维的能力，也要有面对现实通俗讲解、从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中体会哲学的能力。如果离开概念就不能讲哲学，正如没有讲稿就不能说话一样，只能说是智慧的欠缺。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是关于智慧之学。学习哲学，当然要重视学习哲学史，而哲学史往往同时是概念和范畴发展史。中外历史上大哲学家的思想是他们的智慧，但对我们来说只是哲学史知识。知识是别人的，而智慧必须是自己的。知识可以学习，而智慧必须内化为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自己应时处理和观察对象的思维能力和决断力。有哲学史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像熟读兵书的赵括，拥有太多的兵书知识但无用兵的智慧，一上战场就一败涂地。一个善于玩弄哲学概念、可以有N多哲学知识的人，不一定是有哲学智慧的人。
古代哲学家有对话体，对话体也可以看作聊哲学。我们先圣孔子的《论语》也是对话，其中也有闲聊的东西。你看其中不少师生对话，仿佛在聊天。《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学生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在一起聊，要他们各言其志，师生聊得很热闹,像是一幕折子戏。当其他学生说完远大志向后，孔子听到曾点的志向是春游：“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哪里像上课，仿佛是朋友聊天，这多好。孔子因才施教无愧为“万世师表”。
我总以为，课堂听、课下聊，各有长处。听，是接受；聊，是对话。听，可得到一些知识；聊，才能碰出思想火花。有时，聊胜过上课。“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来古人也有主张聊的。
《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是一本聊出来的书。作者陈先达八十岁以后，不再上大课，学生知道其喜欢散步，路线又比较固定，所以经常与作者在路上“偶遇”，与作者一起散步聊天。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即成此书。
《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中既有对人性问题的探索，也有对历史问题的求解，既有对命运问题的省思，也有家国情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倾心关注。大到世界革命，小到同性恋。问题广泛，五花八门，却处处不离哲学，每每有思想火花的迸发。作者自嘲是“马路哲学”，其实是传道授业的一种方式。
《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是一本聊出来的书。作者陈先达八十岁以后，不再上大课，学生知道其喜欢散步，路线又比较固定，所以经常与作者在路上“偶遇”，与作者一起散步聊天。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即成此书。书中既有对人性问题的探索，也有对历史问题的求解，既有对命运问题的省思，也有家国情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倾心关注。大到世界革命，小到同性恋。问题广泛，五花八门，却处处不离哲学，每每有思想火花的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