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明末清初中国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本书在分析这个大变动时代以及方氏本人坎坷经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他三教归《易》的学术观和会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方法。此外，本书还对方氏考据学与语言学、文学与艺术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给予了中肯的评析，是一部全面、系统评价方以智的著作。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中国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本书在分析这个“天崩地坼”的大变动时代以及方氏本人坎坷经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他三教归《易》的学术观和会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方法，特别是对其“质测”之学和“通几”之论进行了深入阐明，对其“体无内外，道无彼此”、以禅归《易》的易禅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还对方氏考据学与语言学、文学与艺术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给予了中肯的评析，是一部全面、系统评价方以智的著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自序

第一章 沈沦与裂变

 一 破块启蒙前的沉沉夜幕

 二 “天地遂崩裂”

第二章 家世与生平

 一 风雨飘摇中的习文蹈武之家

 二 坎坷的人生之旅

（一）从“狂生”到“入仕”

（二）从经世到出世

（三）哲魂其萎乎

第三章 学术观与治学精神

 一 “源分流一”、“三教归易”的学术观

 二 “函雅故，通古今”的治学原则

 三 “尊疑”、“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 会通虚实、博约、古今、中外的治学方法论

(一)虚实相济，以实征虚

(二)由博返约，以约通博

(三)古今相通，以古决今

(四)中外会通，以泰西为郯子

第四章 质测之学与通几之论

 一、“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

 二、质测之学

(一)天文学与舆地学

(二)医学与药学

(三)历算学

(四)物理与化学

 三、通几之论

(一)“易者，征天地之几也”

(二)“气”论

(三)认知论

(四)方法论

第五章 史学与西学

 一、“经以穷理，史以征事”

(一)“尚论古今，贵有古今之识”

(二)“经以穷理，史以征事”

 二、“太西儒来资为郯子，不亦可乎”

(一)“相从好问天”

(二)“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

第六章 禅学与道学

 一、“体无内外，道无彼此”

(一)“参自己本分禅”的禅道论

(二)“但作话会，徒辱家风”的传释论

(三)“大海若知足，百川应倒流”的修道观

(四)以禅归易的易禅说

 二、“寓言之以化执”

(一)以儒解庄的“托孤”说

(二)以避世全天年的“救世”说

(三)以《庄》归《易》的“化迹”论

第七章 考据学与语言学

 一、考字须淹贯经史而不限于字书

(一)论文字之重要性

(二)对《说文》之辨正

 二、酌今考古以通古音

 三、“以音通古义之原”

第八章 文学与艺术

 一、“道寓于艺”的文艺观

(一)道艺并重，艺中求道

(二)“文章 即性道”

(三)“悼挽钟谭，追复骚雅”

(四)“诗也者，志也，持也”

 二、“一切法无我”的艺术创作论

(一)“面前具足，各冥应其性而已矣”

(二)“顿在渐中”、“一切法无我”

第九章 社会影响与历史地位

 一、方以智学术的社会影响

(一)对清代学风的影响

(二)对邻国的影响

(三)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的影响

 二、方以智学术的历史评价

(一)方以智思想体系的特点

(二)方以智学术的历史地位

(三)方以智学术的历史局限

索 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附录

方以智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崇祯八年(1635)正月，各路农民军将领聚会河南荥阳，商讨挫败明政府重兵围剿义军的方案。大会采纳了李自成“分兵定所向”的建议，兵分四路东下，势如破竹，短期连取数十州县，包括朱明王朝的祖籍、中都皇陵的所在地凤阳也被义军攻克。次年七月，高迎祥战败被俘就义，起义军拥戴李自成为领袖，继为“闯王”，与张献忠并肩作战。在“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战斗纲领和口号指引下，起义军得到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的积极支持，转战南北，所向披靡。义军几经跌宕，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张献忠亦改武昌为天授府，称“大西王”。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元旦，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自称大顺王，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改历法，铸钱币，与明政府分庭抗礼。而此时的明王朝，则是一派贪贿风行，军兵虚溃；党争继续，文武离心，楚歌四起，束手待毙的末世景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进北京，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统治中国277年的朱明大厦终于坍塌崩溃了。

明亡以后，其残余力量并未完全绝望。他们流窜到江南，与南方的地主阶级势力相结合，拥立明宗室诸王，先后建立过五个小朝廷，史称“南明”。南明政权先是以“讨贼(指李自成)复仇”为目的。李自成大顺政权被满清贵族武装颠覆后，又以“抗清复明”为目的，直至彻底被清军倾覆。当年五月，由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做起了沉湎酒色的“蛤蟆天子”。福王政权从上到下，荒淫腐败，而且在“燕巢危幕，朝不保夕”的危亡情势下，党争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宁可君臣死于清兵”，也不能协作的地步。次年五月，仅维系了一年的弘光政权便宣告瓦解，朱由崧被清军押解北京处死。同年六月，明朝在浙江的残余势力以熊汝霖、张煌言等代表，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临时政权，名为监国，不立年号。闰六月，原镇江与泉州总兵郑鸿逵、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又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唐王与鲁王本为叔侄，理应携手共图抗清复明事业，但二人在权臣的挟制下相互倾轧，各有图谋。不到一年，鲁王政权瓦解，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来投奔郑成功，漂泊到台湾，后来死在那里。唐王较有作为，但被出身于海盗的军阀郑芝龙操纵。1646年郑芝龙降清，唐王逃至汀州被清军俘获，绝食而亡。其弟朱聿锷逃至广州，被原大学士苏观生等拥立为帝，年号绍武，仅在位一个半月便被降清将领陷城俘获，亦以绝食死。唐王败报传到广西，两广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以及王化澄等人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建元永历。永历小朝廷建立后，战事一度有所好转，甚至后来流寓在台湾的鲁王也自罢“监国”称号(1653)，向桂王上表称臣。但桂王政权内部，先是瞿式耜与刘承胤不合，嗣后吴、楚党争继起，“一朝之上，各树私人，各怀私怨；此急报之，彼又报之，人材摧折，曾几何矣!日相寻之未已，遑筹所为控夷狄、裕财用哉?”(方以智语)加之，明朝昔日的将吏，叛降者众，先后成为清朝的谋臣武将。值得玩味的一个历史现象是：1644年，当时的宁远总兵吴三桂，背盟剃发降清，洞开山海关，引领清兵攻占北京，共同颠覆了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时隔十余年，又是这个吴三桂，以清朝平西王的身份，于1661年，将喘延了15年的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象征桂王朱由榔及其太子杀害于昆明，从而最终结束了朱明王室萦绕了17年的复明梦。尽管这以后各地的抗清斗争还在迁延继续，却已经是趋于低潮。P13-1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共同努力的成果。没有师友们的鼓励与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当年在南京大学接受任务时，匡老曾当面予以嘱咐，并赠《孔子评传》以鼓励。后来迁延至于今日，则是蒋广学先生的宽大与督促。我由衷地感谢他对我行政、教学科研“双肩挑”之难处的体谅。我还要感谢唐明邦老师为我提供资料和审稿，感谢萧莲父老师给我以鼓励。

我的学生刘泽亮博士帮我把方以智与佛教一节的初稿归拢，他的夫人吴爱仙则帮我把全部手稿输入计算机，使我感到了友谊与支持的重要性。

在这本书真正动笔的一年时间内，我的妻子廖银珍为我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不仅在生活和身体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分担了我应尽的家务，而且为我创造了安静的写作环境，使我在公事之余能够舒适地挑灯夜读，伏案笔耕。所以还要衷心地感谢她。

此外，还有我的研究生尹旦平、白苹、沈洋东等，都为我在校对、做索引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是应该感谢的。

如果这本书能够少留下一些遗憾，我想应该说是由于大家的合力所致，当然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罗 炽

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