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吴德同志调北京工作。此后十年间，他担任了北京市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年代。他目睹了政府失去权威、“一月夺权风暴”后的动乱，经历了庐山会议、林彪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雨，更亲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过程，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根据吴德同志的口述整理，是了解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珍贵资料。

　　十年风雨、十年文革，已然离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之远，似乎因此也有些遥远而不真切了。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作者朱元石恰恰是1966年调任的北京市市长，因此吴德作为红色中国首都的市长，对这一历史的见证与感受可谓是最为真切的一个，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目睹了政府失去权威，“一月夺权风暴”后的动乱。经历了庐山会议，林彪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雨，更亲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过程，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如今，作者已去世九年，他的口述十年风雨的文革史的自传性作品终于获得出版，不仅为读者了解文革、尤其是文革的中心地带——北京——提供了一个独特且最接近真相的窗口，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久经政治风浪者的内心独白。正因为吴德本人的独特身份，《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是研究文革不可多得的史料。

一 动荡的北京市委

二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三 “一月风暴”以后

四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五 难缠的江青

六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七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八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九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的一场斗争

十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十一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十二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十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后记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人”地发展。1967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1月18日夺了权。

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

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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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我们到了北戴河，经人介绍，与吴德同志联系上，对他进行访谈。他就住在国务院系统的临海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座小别墅里休夏。

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

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竞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

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14次，也就是14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

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1994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1995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9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1993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13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是大致按所谈事情的历史时间先后编排的，都是他在十年“文革”风雨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朱元石

2003年10月

1992年夏，我陪父亲吴德在北戴河休养，与李强同志比邻而居。那段日子，我常常看到父亲在廊子里的竹椅上与李强同志之子李延明聊天，一老一小谈得很投入。有时我也听上几句，是父亲回顾“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些情况。由于平时听得多了，也就不甚在意。

过了一段时间，听父亲说李延明把他们在北戴河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邓力群同志，引起力群同志关注。当时，力群同志在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和时任当代所所长的李力安同志委派该所朱元石、刘志男同志来采访，把父亲讲的记录整理成文。开始时间是1993年夏季，地点仍在北戴河。后来，文章的修订工作移到北京我们的家里。父亲说：“朱元石、刘志男二同志整理得很好，帮助查找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核对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后次序。”“人老了，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多亏了他们辛勤而细致的工作。”

这些回忆文章共15篇，父亲生前每篇都看过、改过，有些文章还找过了解当时情况的相关同志核实。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父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的主要经历。

我非常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同志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有关同志，当父亲在世时，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刊登了这15篇文章中的一篇：《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父亲去世五年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三篇：《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又将父亲的13篇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更是令我不胜感激之至。

书中所述事情已过去二三十年，父亲去世也九个年头了。他所经历的事实，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历史。把经历过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这是他为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毛主席曾说过：“吴德有德，吴德是老实人。”我想，这本书就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吧。

吴铁梅

200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