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母都不识字，生了我们七个孩子。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我排行第六。我出生在1956年1月份，记事起就赶上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小时候，我家住在三建公司宿舍区，与我们住在同一小区的工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当时首都搞十大建筑，从全国各地抽调工人到北京来。我父亲原来在河北大城县，我妈也是那儿的，他们两人住的村隔得不远，我爸很早就闯关东去了，在东北当建筑工人。我妈十五岁出嫁，之前都没见过我爸爸。日本侵占那里，来了就抢花姑娘。姑娘还没结婚呢，被人糟践了，将来就麻烦了，所以赶快找个主先给嫁出去。没见过男方不要紧，是正经人家就行。这样，我妈十五岁时就过了门，然后在婆家等了三年才见到我爸。办了婚事后，就跟着我爸到东北去了。五十年代，北京搞建设的时候，就到第三建筑公司来了。小时候我家住的地方叫北新桥九道湾，好像是甲59号。听我妈说，我出生在安定门附近的一个医院。
现在的孩子都有个幸福的童年，而我把自己童年的记忆讲出来，可绝对算不得幸福。在我能够分辨这个世界时，第一个印象就是饥饿，饥饿伴随着我的成长。
父亲是六级抹灰工，级别较高，月薪八十二元钱，这在那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全家九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生活压力特别大。七个孩子都在发育期，吃得多，七张嘴接起来，就有一尺多长，都要吃父亲一个人。我们都在上学，要买书买本，要穿衣服。而且父亲又是孝子，他还要养活我在老家的爷爷。爷爷很苦，来信没有别的事，就是要钱。父亲五块、十块地给他寄。实在没钱，就买点儿油条、蛋糕什么的，打一个盒子寄过去。
当时全国人都在挨饿，不只我家，可像我家这么负担重的，又有多少呢？妈妈也想尽办法出去找点儿活干，有机会就抓住，小工啊，挖沟啊，打铁丝啊，起钉子、砸钉子啊，到建筑工地给人推小车啊，搬运大白菜啊，这种事我妈会经常去。她一走就会把年幼的孩子托给我姐姐，有时是二姐、有时是三姐来照顾我们。
那时吃饭是有定量的，别的人家也挨饿，但我家子女多，不但饿，还有竞争。都在长身体，需要量特别大。我记得那时大人是一斤粮食或八两粮食，小孩只有半斤。我家是我三姐管家，做饭时，都是拿称量，多了一点都不行，不够就用什么菜啊、糠啊、豆腐渣啊、麸子啊，来掺和着吃。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去找吃的，地里的各种野菜，什么能吃，什么味，怎么吃法，都一清二楚；树上的哪种叶子、哪种花可以吃，也都非常清楚，从小就练就了这么一套找食的本领。但是这样还依然填不饱肚子。
饿，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今天的孩子而言，这种景象大概是天方夜谭，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不去吃麦当劳。可那时我整日饿得发慌，整日都在寻找，想方设法往嘴里填些东西，那种记忆真是刻骨铭心。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大肚子，老喝菜汤，喝菜粥，把肚子撑大了，浑身浮肿，一按身上就是一个坑，半天不起来。我记得吃得最多的一种野菜叫灰灰菜，吃完之后容易拉稀。主食吃得最多的就是白薯，所以现在一说吃白薯，马上就胃酸，吃伤了。再有就是吃棒子面，棒子面那时是好东西了，可从小老吃棒子面，现在一想棒子面就反酸水。那时候饿得经常上不了炕，在学校上课间操，有时就会虚脱，忽然间晕倒了，就觉得腿软，眼前一黑，一切都不知道了。
父母在外挣钱养家，回来得晚。经常就为了等我妈，或我爸回来吃饭，我们几个小孩都不睡觉，等着他们回来，看他们吃饭，然后都说“我饿、我饿”，真像一窝没长毛的小鸟张着大嘴要吃的。于是我爸、我妈拿筷子夹一点，送到我们嘴里，对我们说：“快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是的，这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的童年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是在饥饿中睡着的。
有一种家务活儿是我们争着抢着要干的，那就是刷锅，因为谁刷锅，锅底就给谁吃。其实，家里也没有好吃的，那就是锅嘎渣儿，也叫锅巴。我们特别渴望吃到这个东西，虽然它黑乎乎的，但对几个饥饿的孩子有着十足的诱惑力。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