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修白编著的《红披风》从女性的视角，来把握当下城市各阶层人物的情感遭际和生存行状，描写了众多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和对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读来让人陪感温馨，彰显了独特的美学价值。本书收入了：《空洞的房子》、《入场券》、《似有若无的墙》、《手艺人》、《证人》、《夜坐时停了针线》、《择校》等。

《红披风》是中短篇小说，修白以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从艺术形象的性格内涵及其与相关人物关系中窥探出文本的思想意蕴与社会意义，这也是小说反映或再现社会人生的深度与广度所在。她的小说叙事不乏怀疑与追问，对人性变异的深微过程有着绵密细腻的把握，揭示了人的精神痼疾与困境。在洁净自然、不施铅华的语言流程中，小说叙事抵达当代人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独到的视角彰显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红披风》由修白编著。

空洞的房子

入场券

似有若无的墙

手艺人

证人

夜坐时停了针线

择校

友贵是上海人

产房里的少妇

第四者

缓慢的激情

不想分手

红披风

后记

附录

水蛇腰注意到了桃子直勾勾的眼神，这样的眼神，正是她要找的眼神。她看清了桃子的相貌，像老熟人那样和她搭讪起来。一番左顾右盼之后，她拉起桃子的手，朝一辆事先备好的马车走去。

桃子迷糊中上了马车。她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上车，好像有点身不由己，又好像是女人手里的蝴蝶鱼，咬住了她的腿，她觉得那些鱼儿长得真好看。水蛇腰举起了装蝴蝶鱼的塑料袋子，朝她炫耀着，好看，都是给你买的。

眨眼间，女人就把桃子带走了。三个同伙坐上了另一辆马车。一路颠簸不说，还把桃子新换的衣服搞黑了一块，在哪里搞黑的，桃子不知道，但黑色像一块伤疤，搭在她的胸襟上，把她衣服上的粉红色花朵搅乱了。

一行人到了车站以后，换上长途汽车。汽车一直开到西水站，停下来。他们随着拥挤不堪的人流，下了车。桃子的一泡尿憋了好久，水蛇腰只好跟着她上了一趟厕所。然后，他们就带桃子，住进了附近的一家旅馆。几个人轮流看着她，不让她出门，他们却频繁地往外跑。

第二天，水蛇腰买了一件新衣服进来，叫桃子换上。又把她换下来的衣服叠好，叫她拎着。水蛇腰挽着她出门，像走亲戚似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跟着。走了五六里路，才看到一个村庄。他们沿着树林，径直走了进去，七拐八绕的，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一个男人迎出来，后面还跟了一个瞎眼老婆婆。

这个男人，差不多有桃子爹的年纪，至今没有娶上媳妇。瞎眼老太是他的母亲，本来不瞎的，年轻时给人贩子卖到村里，性子刚烈，三番五次的逃跑，直到被男人打瞎了眼睛，才在村子里安顿下来。

水蛇腰和她嘀咕了一会。她伸出鹅掌一样纠结的爪子，抓到桃子的身上。她的手颤巍巍地从桃子的脸揪起，又揪到她的脊背，拽了一把她脑后的马刷子，顺着她的脊椎敲下去，扳了扳她的双臂和手指，掐了大腿几下，一巴掌拍过屁股，嘴里小声嘟哝：“中”。

瞎眼老婆婆双手摸索着墙角，绕到柴草间，去和烧柴火的儿子商量买媳妇的价钱，母子两个说了一会，水也烧开了，给来人倒上。两个男人蹲在墙角吸烟，水蛇腰和买主讨价还价。一番砍价之后，谈妥了四千块钱。瞎眼老婆婆哆嗦着手，半天才抽出裤腰带，递给儿子。儿子撕开腰带，抽出里面折叠的连成线的钱，沾了口水点了一遍。有些不放心，又点了一遍，最后，交到瞎眼老婆婆手上。

水蛇腰有点沉不住气了。但是，这节骨眼上，要克制。她咽了一口流到嘴角的哈喇子，看着瞎眼老婆婆手里的钱，眼睛发光。瞎眼老婆婆吐了吐沫在手上，沾了一下，一张一张地数过。最后捏在手里，拖沓半天，递给水蛇腰的刹那，牙关都咬紫了。极不情愿地松开了纠缠着的鹅爪，最后的一颗老黄牙，就在这当口，一个囫囵，吞咽下去。

水蛇腰一把拽过钱，捏在手中。唯恐时间久了，发生变故，飞快地把钱揣到怀里，丢下桃子，拔腿就走。

桃子看着小鱼，喜欢得痴痴直笑。她坐在麦秸上，撕开水蛇腰走时塞给她的一块雪饼。阳光穿过屋顶的隙缝，照在桃子深红色的新衣服上，映红了桃子的半边脸。瞎眼老婆婆的儿子坐过来，伸出一只手，去捏她红透的半边脸。看她不躲，又去拽她的裤子。瞎眼老婆婆摸来针线，拽开儿子，吩咐桃子，把她撕开的裤腰带缝好。桃子穿上针线，缝了半天，针脚歪歪扭扭。瞎眼老婆婆用手摸着她缝好的裤带，系好裤子。抓着她的胳膊，唯恐她跑掉。晚上，她的膀子上，拴了死结的绳子，另一头，就捆在瞎眼老婆婆的右手腕上。

隔天中午，村里来了一些人。搬来了桌子，凳子。聚在这里吃饭喝酒。桃子披了红头巾，心里有些快乐。又结婚了，天天结婚多好，穿新衣，有肉吃。

怕桃子会跑，男人下田干活的时候，把她锁在屋里。瞎眼老婆婆整天看着她，主要是听动静。人的眼睛瞎了，耳朵就会变得异常灵敏。而桃子年轻贪睡。瞎眼老婆婆虽然睡不着，却闲不住。日子久了，看桃子没有动静，只是贪吃，便对她放松了警惕。

P4－P5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渎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几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人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个小说集收集了我自己选的十三篇小说。从2000年开始写的处女作《友贵是上海人》到2013年底刚发表的《人场券》与《证人》。不是以所谓的“好坏”来做标准的，可能是数字的机缘抑或是它们的代表性。它们代表了这十三年来写作的过程，又似乎不能够完全代表。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境遇一些事件，于是，就关注到这些事件的“真相”。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就像物体的颜色，是物体反射的光的颜色，那物体本来的颜色是什么呢？比如街边的香樟树叶，我们看到的是绿颜色，这绿色是因为树叶不吸收绿色才呈现出绿色。花朵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呢？恰恰相反，花朵所显示的颜色正是花朵本来不含有的颜色。

我这样说是因为人类本身所处的局限性，就像我们的视网膜无法和鹰的视网膜相比。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仅仅是我们的视角所能够触及和界定。世界真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不尽然。所以，一个写故事的人只能谦卑地看待大地上的一草一物。以心智和想象来弥补自身的局限，尽可能客观地呈现这个世界。

处女作《友贵是上海人》是我本来的生活，这样的故事写起来一蹴而就。而《空洞的房子》却断断续续写了五年。这是一个写乡村穷光蛋因为娶不起媳妇流浪到城市混迹在城市边缘的三轮车夫的故事。我很羡慕那些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他们笔下的乡村是那么客观，真实，生灵活现。为了达到这样的真实，我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寻访过。汪曾祺的乡村属于四月的油菜花季节，明朗洁净。毕飞宇的乡村却是那么的机智、诙谐、令人会意。最终，我在庞余亮的乡村里面找到了《空洞的房子》里所需要的乡村背景。他的乡村飘散着蓝色的雾霭，正是我在寻找的苏北农村浪迹到城市的流浪汉的故乡。

无论是一蹴而就的顺利还是反复磨砺的挫折，都是一个生命个体的实验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注定不再是我。我是谁？我来到这世界干什么？我周围的人在干什么？我活着的理由是什么？这样想的时候，就要无端地生出一些念头。比如，在人生的道路上好端端地走着，突发奇想，想要到文字的王国中去寻找一棵玉树。

初次写稿去《雨花》编辑部投稿的时候，遇到编辑毕飞宇，他一边逐字逐句地给我改稿子，一边叫我回到写字楼里去。这个把一生中写短篇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的人，使我受益匪浅。一边是教导，一边是阻止。我理解这样的判断。就像我现在对一个经济学博士突发奇想，要改行写小说一样。一边在看人家眼巴巴送来的稿子，一边也是竭力阻止。

我一直对自己不满意，我在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她在哪里？我需要建构一个满意的自己以及匹配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是我写小说的理由。我的使命感使得我屈从于世俗生活赋予我的袈裟。我在这件袈裟下面学着对生活妥协，对世界妥协。我变得乖巧、隐忍。我爱我的家人以及我身边出现的对人类不再怀有恶意的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与作品远没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更重要。当我这样确定的时候，我成了我所爱的仆人并持之以久。于是，我感到了另一种虚无与超验。虚无产生的毒素使得赖以存在的肉体破碎，我成了一个病人，开始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并期盼她的真实存在。

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我们可以完成我们从未有过的人生经验。找到一个又一个的“新我”。在我虚构的小说《证人》里面，主人翁碧葭并没有生活原型，第一稿的时候，我和她初次相识，我设想她只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她的母亲对她充满莫名的敌意，当然，这个所谓的莫名一定是有其来历的，当我们把人性的黑色肿瘤切开之后，这个来历就会呈现在光明之下。两个月之后，我几乎要忘记她的时候，她开始来和我约会，倾诉她内心的隐痛，这隐痛使我担心和牵挂，我们熟悉起来。这熟悉使我得以全方位观察她，体验她，让我感受到故事在真实地发生，而不是由我个人的意识在推进。

这个短暂的适合播种的季节里，我去乡下找熟土，与农妇聊天，打听一些与种植有关的农事。我已经错过了有抱负和理想的季节，不想错过生活中一些俯拾皆是的细碎欢乐。比如种子发芽，去观摩几个老先生一场蟋蟀的赛事。一边是趣味焕然的老人，一边是碧葭父亲的叹息，他告诉我内心的隐痛。他天天都在为身为公务员的儿子担心，唯恐他哪天被抓进去。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他已经不想活了，他要死在儿子被抓进去之前，而不想亲眼见到这一幕。父亲的直觉是准确的，遗憾的是，父亲还没有死，贪腐成性的儿子媳妇就被抓了进去。父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罪责，父亲想卖自己的身体器官成为最后的救赎。

巧合的是，《证人》的三稿刚刚结束。网上新闻就传来我所热爱的这个城市的市长因为涉案金额200O多万身陷囹圄的消息。现实中，一定有无数的父亲在为儿子行使不同方式的救赎。碧葭的父亲是最叫我揪心的一位，我似乎看到他连自己的饮食都无法自理的时候那悲戚而义无反顾的目光，他躺在床上的无助与绝望使得我与碧葭的内心有了新的共鸣，她看似美满成功的表象之下是多么沮丧与无奈。

她这个被世界遗弃的人，需要改变她的生活来达到圆满。也许，永远也没有圆满。自我们降生之时，遗弃与丢失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只能换个视角来观察世界与圆满的辩证关系。

《红披风》是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它是一蹴而就的作品。一旦我们摆脱现实空间与时间对人的操控之后，多维的视角更能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当一个写故事的人进人到这个层面之后，人物形象能够抵达的放纵感与彻底的文字的狂欢感，即便从写好就一直被退稿五年也是值得的。这也是写作的理由。《红披风》直到遇上何锐老师才在《山花》上很快发表。虽然，我至今没有见过这位传说中的圣贤，心里却对他盛满感激。

我不知道在文字的王国中是否会有一棵透明的玉树，那棵树生长出的一些叶片和果子我也未曾看见。我只是把一些被忽视，被欺辱的小如尘埃的“我”的疼痛与欢欣记录在这里。当时间过去一百年之后，如果我还能够以物的形式脱胎到这个世界，我要好奇地看看“我”曾经的经历与内心的隐痛。我曾经为“我”洒下的泪水或将再次洒下的泪水是否能够融化成一条河流，流到那个遥远的国度。那里，我们的精神不再游离，不再分裂，不在无休止地寻找一个新的自己。

“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部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所以“中国书籍文学馆”又真正构成了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能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更能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