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亲手终结了两千年的专制体制，却被诡异的历史刻意妖魔化、小丑化。

不了解真正的袁世凯，你就不会了解真正的中国近代史。

大变局时代，幸有袁世凯。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也误会了那段被扭曲了的、光怪陆离的近代史。到底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吕峥的《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将为你解答。

甲申政变时的朝鲜王宫内，是袁世凯孤军杀入，夺回对朝控制权；“二十一条”的谈判桌前，是袁世凯殚精竭虑、寸步不让，艰难取得弱国外交的胜利，可我们误会了他是出卖主权的“卖国贼”。

甲午战败，中国几无可用之兵，是袁世凯费尽心血小站练兵，缔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却因被迫卷入康有为政变夺权阴谋，不得已向荣禄泄密，可我们误会了他是以“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顶戴的“变法叛徒”。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分裂危机，在中外各方势力公推之下，是袁世凯一面逼迫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妥协建立共和政府，可我们误会了他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宋教仁遇刺，是袁世凯下令限期破案，令凶手两天内归案，此案至今未有定论，当时唯有政敌咬定袁世凯，可我们却众口一词他是唯一的嫌疑人。

效率极低的内阁让列强环伺的民国险象环生，是袁世凯一人挑起重担，顶住内外压力，在争吵声中拖着中国跨入近代，开创了中国民族产业的第一个黄金期，最后社会各界的劝进“民意”终于让心力交瘁的袁世凯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称帝是重开历史倒车。

读懂了袁世凯，读懂了吕峥的《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您也就读懂了1894年到1916年这段诡异荒诞、迷雾层层的大变局时代。

序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序章

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第二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

第三章 26岁的朝鲜太上皇

第四章 甲午风云

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第六章 戊戌反政变

第七章 齐鲁戡乱

第八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第九章 改革权斗两手都硬

第十章 退而不休，蛰居待时

第十一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

第十二章 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第十三章 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第十五章 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附表 清朝官员体系

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6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勖(1 85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勖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禁城落日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日复一日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勖手书的家训：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

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勖，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勖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勖手谕“严禁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乱讲的，门卫正色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根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迎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勖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差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勖。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勖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日，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勖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性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骚。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勖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勖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胸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勖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勖。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人见奕勖，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勖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 862—1 9 1 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勖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满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勖。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或，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勖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勖混熟，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勖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

P6-8

序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一次饭局上，朋友称赞作家吕峥有信誉。我很为他高兴，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啊。”朋友说，现在轻诺寡信的现象太多了，一般饭桌上的话谁当真呢?吕峥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事后确实用心做了，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

不久，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沙龙上，见到暌违已久的吕峥。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却因闭关写作，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他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反复磋磨，总算艰难面世。

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鞭挞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裂变。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本书根据真实史料，客观还原了袁鲜为人知的少年时光。比如随叔父谒见曾国藩，聆听“曾门四学士”同容闳、王闽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铸就了进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赈灾，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积劳而死，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逐渐树立起“顶层亡清”的远大目标。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使后人受益，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

吕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在仇恨、自私与责任、谦卑的天平上，在成年、占有与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倾斜。袁世凯没能例外。

据《失乐园》记载，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六翼炽天使，并担任天使长的职务。由于傲慢与愤怒，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一路西法效应。

其实，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我们中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后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而不愿创造，不愿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造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有梦想不是错，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杨之乱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饿死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畜群”中人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作为年轻一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既让人“刮目”关注，又让人自省而思，年轻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吕峥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他在书中感慨， “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反观自身。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圣希贤”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绝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陷堕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质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真诚、博爱，而变异为专制、贪婪、自私。读史使人明哲，吕峥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话大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