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嵩山编著的《跟随毛委员出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传》内容介绍：丁秋生从一个安源的童工，跟随毛委员走出安源到井冈山，经历了一至五次反“围剿”，身负数十次伤，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到达延安。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他把自己的浴血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源泉》，鼓舞了几代军人。他在去世前的几年中，又倾力于扶持老区和贫困山区失学儿童的上学问题。本书记叙了丁秋生中将的光辉一生，文字流畅、细节生动，充满了大量感人事迹，是一部较好的弘扬传统、教育青年的形象教材。

张嵩山编著的《跟随毛委员出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传》内容简介：他是13岁下矿井挖煤的小童工，16岁跟随毛泽东出安源加入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后随军委干部团长征，亲历土城战役、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和保卫中革军委的多次关键战斗；抗战时期，他率领80多人干部队伍再度进行“小长征”，通过敌人多道封锁线，穿越陕、晋、冀、豫等6省到达山东；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山野”、“三野”大军横扫中原淮海，先后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许昌、洛阳、开封、济南以及淮海战役和渡江等战役，一直打到解放宁波、舟山……在20年浴血征战中，他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负大小战伤几十处，有些弹片直到去世之后，才从滚烫的骨灰中取出。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海军建设和重建高级陆军学校殚精竭虑，积劳成疾，即使是在家“赋闲养病”期间，仍不能停止活跃的思想，将自己任解放战争时期改造俘虏兵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长篇。他就是开国中将丁秋生。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军队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嵩山经深入采访、走访当年战场、查阅人量军史资料、历时两年创作完成这部传记，《跟随毛委员出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传》通过饱含深情的笔墨，以生动的细节描述，记叙了老将军横戈马上、为理想奋战的一生，任留给人们无限思念的同时，散发着巨火的理想、道德和精神能量！

序

第一章 毛委员号召当红军

第二章 烽火连天反“围剿”

第三章 生死二万五千里

第四章 陕北高原几春秋

第五章 转战蒙山沂水间

第六章 “山野”头等兵团

第七章 从黄军装到海军蓝．

第八章 创办高级步校去

附：丁秋生大事记

第一章毛委员号召当红军

因煤而名的偏僻小镇——关于湘乡、家事的记忆碎片——举家逃荒到安源——13岁的“炭古佬”——毛委员来了——在红3师特务连扩红点上——瞒着母亲当红军——第一次站哨就成了打虎英雄——暧心的六块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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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赣西山地皱褶里的偏僻小镇安源，坐落在一片丰饶的煤田上。据考证早在唐宋时期，便有先民在这一带土法开采，掘井挖煤，及至清朝末年，漫山遍野的小煤窑已多达300余处。但它真正因煤而名，由矿而兴，是在1898年。是年3月，清廷邮传大臣盛宣怀开始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发安源煤矿，修建株萍铁路。不到10年间，安源铁路、煤矿两局便蓬勃发展起来，年产煤、焦110多万吨，形成了产煤、炼焦、运输、制砖、机械制造修理等多元化经营模式，不仅占领长江中下游市场，而且远销日本、美国，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近代企业。安源，这个终年覆盖着一层煤粉的脏兮兮小镇，也随之急剧繁荣起来，钱庄、货栈、布店、当铺、茶楼、酒馆、妓院，鳞次栉比，临街面市，叫卖声至夜不绝。周边几十个市县都被这个近代大工业的经济能量辐射、吸引，一批批苦无生计的农民和城市无业者跋山涉水拥向安源，衣衫褴褛地走进路矿产业工人队伍。安源路矿两局最红火时，工人达2万之众。

1920年夏末，丁秋生全家也逃荒到安源。

丁秋生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莲花桥乡谢山宝村，村子位于湘江西岸80多里的一片浅丘陵中。到安源那年他还不满7岁，关于故乡、家事只有些零碎记忆。

他曾听母亲说，晚清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湘军当差，祖父最后还做到一品武官。

很多年后读清史，丁秋生才弄清楚，湘乡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家乡，其初创湘军时，所招营勇多为湘乡人。因此，日后民间也有了“自古无湘不成军，天下湘军出湘乡”之说。随曾国藩征战的湘乡营勇中，有不少因战功累进都司、游击、参将，甚至官至提督。晚清武官中品级最高的，就是统领全省各镇总兵的提督，为从一品，比巡抚还高一级，与加尚书衔的总督相当。然而，在重文轻武的清代，文武官员地位悬殊，武职从三品的游击不如一个文职七品县令。及至清末，武职冗滥，连两江总督府衙门的许多差弁，都是得过黄马褂，保至提督、总兵的一二品武职大员。因此，提督中有许多都是有虚衔无实缺的记名提督。

丁秋生猜想，祖父很可能就是出身湘军，因功绩保升但最终也没能补上实缺的记名提督。因此，他为后人留下的家产，不过48亩水田、三块山地和一座房宅而已，在湘乡一带只算得上个靠田租过活的小地主。

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丁家的日子也日趋式微。

民国年间天下动荡，匪患四起，兵祸横行，湖南更兼天灾频发，非旱即淹。淹起来一片汪洋，旱起来赤地千里。

有历史文化学者统计：从民国初年至民国14年，湖南省无年不灾，无县不灾。其中尤以1918年为重。据史料记载，是年入夏时节，湘中数遭大水，泛滥十余县，长沙、湘阴等地损失最惨，“低处房屋冲倒极多，人民不及提防，多有淹毙者”。而为连日阴雨所致，“山水暴发，江水泛滥，华容、常德、宁乡、临湘、南县，均被水灾，人民……田庐牲畜，淹没殆尽”。

即便是地主人家也经不起如此频发的灾害。打民国2年起，丁家便收不抵欠，入不敷出，从此背上越来越沉的债务。丁秋生出生前几个月，父亲被迫外出谋生，却一去再无消息。若干年后有人捎话来，也不知确实与否，说他出家当和尚了。

名叫丁王氏的母亲以罕见的刚强，硬撑着这个塌了多半边天的家，不光把幺儿丁秋生拉扯大，还给大儿子说了个媳妇，得了个孙子。

可是，1920年又一场大水淹了湖南50县次，丁家几十亩山地水田几乎颗粒无收。屋漏灶冷，债主盈门，这个家再也撑不住了。早些年母亲就听说江西有个叫安源的地方，那里有煤矿有铁路，就是缺人手，去了好歹都能找个活挣钱糊口。这年秋上，母亲毅然决定变卖田产，还清欠债，带着丁秋生和他哥嫂、侄儿，到400多里外的安源去讨生活。

可以说，正是这个决定挽救了一家老小的性命。因为第二年，湖南又遭遇一场更大的灾难，史称“辛酉大旱”。田园龟裂，夏禾枯死，旱情遍及72县，灾民逾千万。新化县“六月至八月滴雨未下，连旱99天，一片赤地……省华洋义赈会之蒋炳焱《调查报告》称：（县）行走五日，未见吃饭人家……街头悬标卖儿童，斤价80元（纸币）”。保靖更惨，“所有高田已成焦土，全无收获……收入之谷，不过常驻年1／20”。

三湘四水，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出现抢食人肉的惨状。

所幸此时，丁秋生一家已落户安源，避开了一场毁灭性灾难。P3－5

父亲对于我不仅是无法割舍的一种血脉延续、一份挚爱亲情、一个敬重称谓，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一本终生学习的课本，一座人生坐标的丰碑。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依旧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我觉得他从来就未曾离开过我们。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健壮挺拔的人，就如同湖南家乡那坚强繁茂的香樟树；父亲也是一个威严冷峻的人，如同耸立于海中的礁石；父亲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就如同永不停转的星辰。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还没醒来他就离开了家，晚上我们都睡着了他才回家，即使是星期天也很少见他休息，因此，我们感觉他既离我们很近，也离我们很远，近的是我们一家人就生活在一起，远的是我们见他一面，说上几句话还挺不容易。那时父亲给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他对待自己和家人总是严格苛刻，对待他人和身边工作的同志总是宽容和蔼，他工作十分投入，办事雷厉风行，按母亲的话说，“你爸爸一天到晚都像在行军打仗”。妈妈说得一点不错，父亲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即使后来生活在和平年代，他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节奏也慢不下来了。

儿时的我对父亲更多的是敬重。他是一位老红军，反“围剿”、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多次负伤，是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胜仗的了不起的英雄。对他敬重之余，甚至有些畏惧，他对我们兄弟姊妹非常严肃，在家里说一不二，对母亲的话我们有时还会顶撞几句，但他的话谁也不敢不听，得像命令一样坚决执行，绝无商量的余地。我们兄弟姊妹的日常生活从来都是母亲关心，父亲很少过问，从母亲那里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关爱，而从父亲那里则更多感受到的是严厉。细想起来，父亲要求我们最严格的其实就是三件事：一是要求我们诚实正直。待人做事必须光明磊落、坦荡真诚，他决不允许孩子说谎话、耍心眼，极看不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行为，他常教育我们，“不管将来干什么，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二是要求我们刻苦学习。他不允许我们睡懒觉，看不得对学习的态度不认真，他过问最多的是我们的学习，检查最多的是我们的作业，不希望我们放弃任何一次学习机会，每当我们在学习上取得一点成绩和进步，他都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三是要求我们勤俭节约。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从小就穿惯了带补丁的衣服，老大穿小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小的衣服老三穿，以至我参军后穿上新军装，心里反倒有些不自在。父亲从不允许我们乘坐公家的汽车，常会为水龙头没能关紧，离开房间没有随手关灯这样的事情严厉批评我们，他看不惯浪费行为，碗里的饭菜必须吃光，吃剩的饭菜不许倒掉，留着下顿再吃，不小心掉在饭桌上的米粒要一粒粒捡起来吃掉。他常嘱咐我们：“你们没经历过战争年代，没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很难体会今天的和平环境、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人民的劳动，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人们总讲“慈母”“严父”，实质上，“严”又何尝不是一种“慈”，一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理解，在理解中产生出更多的崇敬，特别是相同的工作性质使我与父亲在政治形势、国家发展、党的建设、国防军队和社会民生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心得交流，他在思想、工作和学习上的一些经验使我受益匪浅，久而久之与父亲交谈没有了以往的局促，更多的是自然和坦诚，哪怕是抽空陪他下上一盘棋，都能围绕如何把握大局观、如何提高棋艺讨论得热热闹闹。父亲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著，对工作的投入，对同志的关心，对知识的向往深深打动着、影响着我们，使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荣耀。尽管父亲对我们依旧是一脸严肃、依旧是严格要求，但我们已经从他的一脸严肃中更多的感受到了关爱，从他的严格要求中更多的体会到了寄托，“严父”和“慈父”的形象在我们心中逐渐统一，对他的爱和对他的敬也在我们心中得到统一。

父亲一生坎坷多舛，他7岁随祖母从湖南湘乡老家逃荒要饭来到江西安源，从小吃不饱穿不暖，13岁在安源煤矿当了童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毛委员的亲自动员下，他不满17岁就参加了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戎马倥偬，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胜利还是失败，他都坚决跟着党走，从未离开过人民军队。他的一生贯穿了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从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开始，到渡江战役后解放舟山群岛，他一生中有20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从士兵到将军，从陆军到海军，从部队到院校，他一贯勇于创业，敢于应对挑战，一生中担任过许多单位的第一任领导，为新部队的组建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培养了他，艰难困苦磨炼了他，残酷战争锻造了他，使他由一名普通矿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对名利、地位、钱财都看得很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嗤之以鼻，对所谓高官厚禄不屑一顾，他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三种身份，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他始终关注的是军队建设，即便是退了休也力所能及地为部队做各种事情，他总喜欢穿一身洗了又洗的旧军装，每当母亲商量要给他添置新衣服，他总是说：“部队发的服装够穿了，也穿惯了，不要乱花钱。”他从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只要条件允许他必定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亲自交纳党费，他去世前在枕头下压着的半年工资就是他交代我们要为他交纳的最后一笔党费。他最崇尚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是基层官兵、普通民众的疾苦他越是关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父亲常说，“人民是最伟大的力量源泉，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为人民群众办事，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他的生命就会枯竭。”

父亲一生是非分明，为人处世讲原则是他的底线，赞成也好，反对也好，表扬也好，批评也好，他历来旗帜鲜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入。有些同志开始不适应，觉得他有些不近人情，但时间长了就会被他的坦诚和透明所打动，就会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入。有两种人父亲是很看不惯的，一种是虚伪、不诚实、讲假话的人；另一种是自私自利、一切为自己打算的入。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上小学时一次我们兄弟几个放学回家，在路上与邻近学校的孩子打了架，衣服都撕破了，回家怕挨训，不敢说真话，就说是不小心摔跤划破了衣服。父亲得知真相后气得脸色铁青，母亲劝他说：“男孩子打个架，你用得着生那么大气。”父亲却说：“我气的是他们说了假话。”父亲时时要求我们，为人一定要正直、诚实，要多看别人的优点，要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帮助人。我们兄妹中有谁犯错说了谎，他发现后必定会狠狠批评，相反如果谁主动认错，他都会理解原谅。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他对个人生活从来没什么要求，一套旧军装洗得都发白了，他穿在身上感觉很自在。一碗米饭，一碟酸菜，几只辣椒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他痛恨党内、军内存在的贪污腐败，反对讲排场、摆阔气、搞特殊化，抵制乱拉关系、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遇上这样的事他会直截了当地批评，毫不留情。他从来不在宾馆饭店请人吃饭，战友、亲朋来了就在家里多炒上几个菜，边吃边聊天，又乐和又节俭。他每次外出或下部队，总是要求与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得已的应酬他也要求尽量简单。他常说：“古人讲‘日食三餐，夜眠八尺’，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个人应该有理想、有信念，应该去追求更高尚的东西。”

父亲一生谦虚谨慎，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甚至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尽管他历经曲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军历史上历次重要战争，后来也撰写过许多回忆文章，但对于自己的事他却极少提及，即便是我们追问，他也是闭口不谈。在父亲的心目中，他的生命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他认为夸耀个人是可耻的，是无法面对牺牲战友的。他所述、所写的大都是那些与他一起浴血奋斗的战友们，那些在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的事迹，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新中国诞生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他很反感那些夸大事实、自我吹嘘的传记和回忆文章，认为这样做是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根本，无颜面对牺牲的战友。他曾对我们说：“在人民群众面前，在革命事业面前，个人永远是渺小的，作为幸存者，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评功摆好，谦虚谨慎不仅仅是作风要求，更是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  父亲一生酷爱学习，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学习精神，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因小时候家境贫寒，他没有上过一天学，饱尝了念不起书的痛苦，深知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他自参加红军后，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条件怎样艰苦，都从未间断过学习，在日积月累中他掌握了相当的文化知识，从一个

目不识丁的矿工，成长为我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父亲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即便是退休，甚至是在病床上，他都从未放弃过学习，年纪大眼睛花，看书很累，他就听广播学习，父亲晚年购买的唯一奢侈品就是一台进口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跟随他十多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从不离身，收音机成了他学习的伴侣。父亲生前勤于笔耕，写过不少文章，有战争总结、日记、回忆录、讲课稿、学术论文，甚至有诗词、小说，而且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从他写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更深地感受到，父亲的理想、精神和意志都是怎样产生的，它们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了父亲。

父亲一生乐于助人，对素不相识的群众、普通干部战士、身边工作的同志，发现谁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他接济过的人连我们都数不清，有烈士遗孤、灾区民众、失学儿童、家乡亲朋、身边有困难的工作人员等等，每次救灾他都要和母亲一起捐款捐物。父亲生前始终关注着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湖南家乡的建设，得知这些地方还很穷，群众生活还很困难，他的心情总是非常沉重。每当他听到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学或中途辍学的消息，他的心就会像被人揪了一把那样疼痛，他常说：“我们真是对不起这些孩子呀，革命胜利几十年了，还有那么多孩子不能上学，不能接受教育，实在是愧对那些死去的先烈啊。”他生前一直坚持给希望工程捐款，家里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都被他一次次地捐献给了希望工程，给了许多失学儿童重新读书的机会。在他临去世前，仍在病床上向我们交代，将他节余下来的1万多元钱捐献给家乡的小学，争取多帮助几个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我的关爱是最令人回味的。与母亲细致入微、让人时时感觉温暖的关爱不同，父亲的关爱往往体现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因病休学大半年，课程都落下了，只好在家自学，期末老师劝我留级，我很不情愿，要求参加考试。对此，家里只有父亲支持我，他说：“你做得对，就是要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他亲自给家访的老师做工作，提出“就让孩子试一试吧，及格了就升学，不及格再留级”。结果我如愿以偿参加了期末考试，还取得了良好成绩，父亲非常高兴，拿着我的成绩单哼起了小曲，那情形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1968年初我主动报名参军，母亲和家人都觉得我年纪太小，没离开过家，担心我适应不了部队生活，主张晚两年再当兵，远在北京的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却非常高兴，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信中写道：“……你参军的年龄和我一样，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标志着你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踏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我支持你的选择！但你要知道，从军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在这条路上，必然会有许多的艰难和困苦……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去勇敢地正视它、战胜它。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怀揣父亲这封长信，我登上南下的舰船，从此成为一名水兵。我参军的年月正值“文化大革命”，部队受到很大影响，一天到晚搞口号式的政治教育，谁学习业务就是走白专道路。当时我的专业是指挥仪电工，技术性很强，我想多学些业务，有时偷偷地看些业务书，结果被入打了小报告，连五好战士也没评上。我把这种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他那时正在挨整，靠边站不说，写的小说《源泉》也受到了点名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要做个真正的毛主席的好战士是很不容易的，遇到的困难是想象不到的，你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并以最大的毅力一个个克服它……才能做到。问题不在于你说得如何好听，而在于学一件、做一件、落实一件，一切要体现在行动上。”他勉励我坚持下去，并说：“我完全相信你是一定能做到的。”正是父亲的鼓励，使我打消了顾虑，通过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专业技术，迈出了军旅生涯坚实的第一步。还有一件事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原本就是敏感体质，在家时就晕车，上舰后我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晕船，舰艇刚离码头出港，我就开始头晕脑涨，舰艇稍有摇摆我就恶心呕吐，遇到大风浪胃里的食物要全部“交公”，有时几天几夜呕吐不停，连苦涩的胆汁也吐了出来，有那么三四次我晕船晕得甚至吐了血，上舰不到半年我的体重就掉了十多斤，人瘦得不像样子，大家公认我为“晕船大王”。有的好心战友劝我调到陆勤，我的意志也有点动摇，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干海军。正当我彷徨迷茫之际，父亲和母亲一起来部队看我，我把自己的情况向父亲做了汇报，他当晚与我长谈到深夜，就是这次谈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坚定了战胜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心。我怀着对海军事业的执著和热爱，凭着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大风浪情况下吃了吐、吐了吃，硬是闯过了晕船这一关。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我都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再也没有动摇过。父亲最后一次对我们教育，是在他临终前的病床上，他得知我要去新的工作岗位，勉励我要熟悉情况、谦虚谨慎、踏实工作。他把我们叫到身边嘱托说：“我走后，你们不要期望我会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和你们妈妈这一辈子什么财产也没积攒下，我只希望你们继承三样东西，那就是强健的身体素质，优秀的思想品质，过硬的成才本领，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父亲的这些教诲，至今还萦绕在耳边，提醒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跟我系统谈及他过去的经历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很激动，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当年他跟随毛委员参加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反“围剿”和艰苦卓绝的长征，在红军干部团任营政委和在中央警卫连任指导员时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交往的一些往事，以及他一生中受到的那唯一的一次处分。另一次是在他身患重病，经组织全力抢救又一次脱离了危险时，他十分感谢组织的关心，感慨他又一次远离死神，向我们讲述了他一生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回忆了那些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战友，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早就不属于自己，他活着也不仅代表个人，他希望能把那些牺牲战友的事迹讲给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就是这仅有的两次回忆，使我了解了父亲传奇般的曲折经历。

给父亲这样一个人撰写传记是困难的，难就难在他从不多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功绩，这给传记本身要围绕他的事迹来完成的基本要求产生了矛盾；难就难在他一辈子严谨认真、客观求实，撰写他的传记必须符合他做事做人的原则，必须资料可靠、有根有据、准确翔实，否则有悖他的意愿；还难就难在与父亲并肩战斗的战友大都去世了，就是他的部下健在的也已不多，一些有关他经历的具体细节已无从得知，有些细节只能留下遗憾。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要不要为父亲去完成一本传记我们一直在犹豫不决，怕写不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更怕写不准确违背父亲的意愿，这样一犹豫，就又耽搁了许多年。

2013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们兄弟姊妹都觉得对父亲最好的纪念是将他跌宕曲折的一生、磊落坦荡的品德、奋斗不息的精神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如今我们兄弟姊妹都是有儿女、孙子的人了，我们都深感下一代对祖辈的了解实在太少了，他们要成为事业的继承人，太有必要了解他们的祖辈是怎样浴血奋斗、牺牲奉献的，太有必要知道新中国的建立多么来之不易，社会主义道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讲，留下一本父亲的传记对后人来讲是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们有了为父亲完成传记的想法。好在父亲生前写过详细的自传，又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战争年代的日记在残酷的环境中丢失了，但以后的日记还是给我们留下不少宝贵的素材，还要感谢组织上为他整理了一份厚厚的档案，时隔多年他档案的绝大部分已经不再保密，使我们有了最准确的史料。更要感谢他的许多战友和部下在他去世后写了不少回忆他的纪念文章，这些都为我们完成他这本传记创造了条件。

促使我们有信心高质量完成父亲传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得到了两位同志直接帮助。空军一级作家张嵩山是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其中《解密上甘岭》还获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酷爱军事，是造诣很深的军旅作家，对我军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了解和研究，从2010年初开始投入这部传记的写作后，他详细阅读了父亲的自传、档案、笔记和各类回忆文章，查阅了大量我军历史资料，一一走访了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和战斗过的地方，几乎采访了所有还健在的父亲生前的战友和部下，这其中有父亲所在部队的师团指挥员，也有长期跟随他转战的参谋人员、秘书和警卫员。他还采访了所有亲属，特别是连续几天采访了在病床上的母亲，历时两年多完成了这部传记的书稿，以后又逐一核准史实，广泛听取意见，三易其稿修改，为这部传记的完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项小米是我军著名的作家和编辑，著有多部长篇、中篇小说、散文和影视作品，获得多项大奖，特别是她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工作极为严谨和认真负责，是我军史诗般巨作《星火燎原》的主要责任编辑之＿，对我军的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她不仅向我推荐了作家张嵩山，还亲自担任了这部传记的责任编辑。我和我的家人对他们的感谢难以用语言表达。

时光悠悠，往事如烟，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8个年头，如今他长眠在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土地上，长眠在他的战友和同志们中间，他一定是安详的！

丁一平

写于父亲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