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后来成了笑柄。当时方程十二岁,吃饭欠胃口,看着盘子像遇到难题,苦歪着脸。家长带他到医院,名医开的药方是喝面条——“每顿都喝一大碗面条,把胃撑大了,他就想吃饭了。”
那时候,人们很单纯,对大医院里的名医尊奉如神,回到家一盆面条就端了上来。方程一连喝了几天,果真对饭菜有了热情。他的家长就把这灵验的妙法推荐给同事,去灌那些挑食的孩子。高中毕业之后,方程把这事当笑话先后讲给几任女友。“这哪是胃给撑大的,是害怕。我喝面条是不要吃药,可老喝面条也不好受,只得改成吃饭。”后来方程荣升父亲,“面条论”又让他悟出了新的东西。什么叫没胃口?那时候生活困难,没什么吃的,加上不会做,连炒鸡蛋都敢放酱油,又黑又煳,当然没胃口。至于喝面条,那是名医的一个策略,因为一大碗面条本身就等于吃饭。不管你是对大碗的面条害怕,转头吃餐桌上的饭,还是多喝面条撑大了胃而有了食欲,反正达到了目的:让你的食物营养跟得上。
这里有个重要的支点,那就是信任——你信任医生,你的病就能好。你信任多少,你的病就能好多少。三十年过去了,方程步入成年,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再那么信任大夫了。
一个患者需要治愈,通常的办法就是经过大夫诊断,开药,可是多年来,方程却回避着这个叫做医院的地方。他对医院的看法比较差。
哪能这样呢?遇上头疼脑热常见病,总是进行检查。验尿验血,没问题的话就做心电图,还没问题,去照胸片CT,再没问题,这才把你从连环阵里领出来,让你放心——这只是一场感冒。如果遇上疑难杂症,大夫们更热衷于运用排除法的,将病人送进x光片、彩超、CT、核磁共振、穿刺等等科技成果里。这些报告带着冰冷的面孑L成了帮凶,并给大夫铺了条宽阔的退路。有退路就有一切。大夫能够摆出不大在乎的轻松姿态了。
方程患的是失眠症。这种病症究竟算什么呢?说它常见,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归到疑难杂症,又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不管普通大夫还是主任医生,都拿它没办法。“气血两虚”、“心肾不交”,中医总是这两句话;西医的观点总是“神经衰弱”、“心理障碍”。开了药方之后,医嘱患者要加强活动,戒烟限酒,遇事想开点,培养好的生活习惯比什么都重要。实在撑不住了,可来点安定——针对服药方式这种小事,大夫倒乐意秀出学有专攻的表情,音色也随之明亮得多——
“先是半片,逐渐增加到一片,要是还不行,那就增加到两片。”
方程还遭遇过这种情况,坐诊的大夫将他的病情往抑郁症上拉扯。当他重申自己只是失眠,大夫略停一下,用眼角瞥着他,那是权威的眼神,也是一种“既然我是大夫,你就不要多言”的责问。
“我睡着了也和没睡着一样,能清晰地看着自己做梦。”方程只想针对自己的病情开方子。他可不能让医生,把自己丢到一个谁都可以被丢进去的药坑里。
“这只是抑郁症的前期。”大夫说,“你不能简单地就失眠而失眠,抑郁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失眠。”
对失眠的生成原因以及它和精神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大夫漠然不顾,他们只管给你开药,哪怕这些药片仅仅是对病灶的暂时控制或者遮掩。
当医院走向商业化,病人除了是病人,他还成了一笔业务,一个有体温的提款机。假若将某些大夫的白褂子脱掉,将医院的牌子换上“肉联厂”,你就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所谓“天使”如何变脸成验货的质检员。
病人一进医院就成了同类型号的产品之一,而诊室则成为美化了的人肉车间。得了感冒给你开一样的药,患了发烧给你打同样的点滴。失眠本是由生活动荡引起情感波动造成的,原因很多,可他们照样给你开同样的助眠药。你和其他病人唯一的差异是:药方上的姓名。其实,在大夫眼里连这个差异也没有。
方程决心解决失眠问题,先后去了三家大医院挂了五个专家号,他像复读机一样将说过的话继续重复着——“几乎每天都一样,先睡两个多小时,就醒了,大约半夜两点左右,想想事或看看书,凌晨五点再睡一个多小时,这次就不能称为睡觉,因为总是做梦。”
每到这时候,他就停下一会儿看着大夫。大夫如同一个师傅教的一样,不约而同地问:“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可不短了,只是这几个月加重了。”
“噢,什么原因?”
“这个……”
“失眠和气候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大夫额外地增加了季节因素,“冬天血管收缩,对睡眠不大有利。”随之将季节问题略过,模糊、巧妙地过渡到了心理咨询。等方程声明他的失眠和心理咨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大夫笑笑,又权威地问他第二个问题:“既然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现在想起来看了?过去看过没有?”他回答过去基本上没有看,因为这一段时间比过去严重,直接影响了生活和情绪。
“能高兴起来吗?”大夫听到“情绪”,马上问。
“只要遇到高兴的事还是没问题的。”
大夫再次点点头,问下一句:“会笑不会?”
方程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很意外,皮肉都紧了,当他知道这只是了解症状的一种方法,就像肠胃医生关心病人放不放屁那样,便很理解地试着笑了笑——这是一个机械的便秘式的硬笑。
大夫摇摇头:“不,不是这会儿笑不笑,我问的是平常,你平常会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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