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图说抗联》这本书并不是系统全面反映抗联的著作,只是根据王锦思独特的视角和收藏的史料,尤其是侵略者的罪证,也来自他多年的走访调查论证,试图展现一个全新的隐秘的抗联。
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它无时无刻不在强大的日本关东军的包围之下艰难地战斗。较之全国其他抗日战场,抗联队伍留在世上的历史资料照片,几乎为零。《图说抗联》便是作者王锦思多年研究抗联的成果展示,《图说抗联》以他所收藏的《野副讨伐队相册》为主线,首次披露了日军围剿抗联行迹的珍贵历史照片,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特别是在相册中,日军在讨伐围剿抗联的一系列计划、命令、路线、作战和对抗联营地的寻找,在抗联历史研究中,是不可多得的影像资料。
“野蛮之花”关东军
关东军被时誉为“皇军之花”,实际上称为“野蛮之花”更为合适。
1905年,日俄战争持续了一年零五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于1905年10月18日,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并将侵驻大连地区关东州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从1907年起,驻扎有一个师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的兵力。
1919年4月12日,日本改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厅。为加强军事侵略,以原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另组建成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
有两任关东军司令官主要谋划领导了对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围剿和讨伐,且卓有成效。
植田谦吉,接替南次郎当上了第13任关东军司令官,大力推行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对伪协和会进行了一系列强化措施,实施残酷压榨,掠夺粮食等物资,在精神奴化等方面均下大力气。
由于日苏诺门坎事件致使日本关东军损失惨重,1939年9月,对此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植田谦吉大将因此辞去关东军司令官的职务。为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挑选了头脑冷静、多谋善断的梅津美治郎担任关东军司令官,他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关东军司令。上任之初只是一个中将,以前一直是由陆军中最资深的大将才能出任。
历史学家对梅津美治郎的评价是:“个子不高,表面上态度和蔼,毫无傲慢之气,而且用语也给人以谦恭文雅的感觉。”
梅津美治郎生于1882年,大分县人,曾与何应钦签署《何梅协定》。1939年9月7日,被天皇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梅津表示:“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他担任关东军司令五年,重建关东军,推进对苏作战,并进一步“开发”资源,提供战争物资,围剿抗联,签署了扩建七三一部队的命令,修筑了许多要塞堡垒,推动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修通了伪满新京(今长春)至朝鲜平壤间的战略铁路。1940年8月,晋升为大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梅津认为应该优先解决北方问题,御前会议批准了他提出的《形势的发展及帝国国策纲要》,“帝国要致力于解决日中战争问题,并视形势的变化解决北方问题”。梅津还进行针对苏联备战的“关东军特种演习”。后回国转任参谋总长,日本投降时签订条约,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1940年前后的关东军是最训练有素的。士兵经专业训练,步兵单兵技术素质极高,懂得用地图量距离,使用、维修枪支,自我医疗救护,构筑工事。技战术水平和单兵射击技术被英国《韦氏大辞典》评为A级(一类)。刺杀技术精湛娴熟,无论是出刺、突刺还是格挡,凶猛有力,一个人可抵至少3人。三个人背靠背,10几人也无法袭人。
《皇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人每月平均训练150发子弹以上。每人带500发子弹和五天军粮参战。优秀射手占1/3,1000码内弹无虚发,能迅速从肩上拿下枪抬手击中游动目标。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日军凭借准确的射击,击中我军多名高级将领要害部位导致阵亡,如29军副军长佟麟阁、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129师772团团长叶成焕、抗联一师师长李红光。
日本师团全部战斗序列由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摩托车和步兵组成,火力强大,行动神速。作战样式通常是空中支持,炮兵开火,坦克冲锋,步兵跟进。日军经常以少胜多,把作战称为“课堂训练”。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我军一个团,可打国民党两个军。面对强敌,我军即使损失多于日军也称“胜利”。
和关内作战不同,抗联经常以少打多。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东北抗联也蒙受了巨大的牺牲。
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
1942年10月,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装甲军、关东防卫军以及第2航空军,关东军势力达到最高峰,编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和2个航空军,800辆坦克。兵力最多时达85万人,加上伪满洲国部队等,共约120万人。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逐渐转向远东地区。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又迭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此时已不是最强大的关东军。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被击毙8.3万人,被俘59.4万人,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
关东军,这支罪恶凶顽的“野蛮之花”,终于彻底凋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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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抗联
经常参加一些有关抗联的活动,有人以为我是抗联后代,或者是拿工资的职业抗联学者,或者因为仇恨日本才去牢记抗战,其实我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抗联历史的爱好者和抗联精神的继承者。
“等了千年的山盟海誓,走了万里的地久天长。”我为吉林电视台《浪漫之旅》节目撰写了宣传词,这其中的一句话也是我从少年到现在思索并体认包括抗联等问题的真实写照。
日本媒体在介绍我的时候,即使不是有意篡改侵华历史,但还是习惯性地称东北是“满洲”,这让我有些鼻酸。我对日本人说,现在这里已经不叫满洲,它叫东北!
没有哪个区域像这片黑土地一样,被中国人如此深情且习惯性地放在中国版图方位上看待,称之为“东北”,而家乡吉林德惠就是这片广袤黑土地上的一瓶清香甘醇的大曲酒。
小时候,和每个中国孩子一样,我知道了杨靖宇、赵尚志,也看过反映抗联题材的电影《归心似箭》,里面的东北的秋天金黄,是我最爱的季节和色彩之一。主题曲《雁南飞》优美而忧伤,歌词“雁叫声声心欲碎”,听者的心欲碎,也醉了。再次重温这首老歌,心情不胜微澜。
我始终坚信,对历史苦难的追忆和铭刻,会让我们成熟和警醒,是对前人脚印是浅是深、是弯是直的镜鉴,以便走好下一段路程,否则苦难就是双重的。大学毕业时,真舍不得离开北京,但有些想家,更何况长春这个昔日日本殖民下的“满洲国首都”承受着太多的血腥和悲壮,有许多历史资源值得挖掘,就决定先回来呆几年再说,还想有朝一日重返北京。回到长春果然不虚此行。
1996年9月18日下午,我轻松地走在长春红旗街上,忽然听到尖利的警报声掠过上空。刹那间,我才意识到这一天的分量,于我心有戚戚焉。
“九一八”事变是东北的劫难,也是中国的劫难。我渐渐注意到,“九一八”沈阳、长春鸣警报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抗战纪念。
家乡吉林德惠出了五个非著名的抗战英烈——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胡乃超、抗联四军副军长王光宇、抗联第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还有李郁华、李英华。这些都证明家乡德惠是一片热土。
德惠人也和“九一八”有着不解之缘。参加过抗战的郭峰,后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担任辽宁省委书记。不仅如此,“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也是原籍德惠的贺中令设计的。我也觉得应该举国纪念“九一八”,并以全国呜警报等方式进行。
位卑未敢忘忧国。2001年2月,临近全国两会召开,为了推动“九一八”全国鸣警报,我毅然决然地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在母亲的泪眼中,从长春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把人世间一切浮华和情感全都关在窗外。这时,除了梦想外,我已经一无所有。
我的倡议得到许多人士的支持。庆幸的是,抗联英雄杨靖宇的孙子马继民、赵一曼的孙女陈红等都加入这个行列。在这些人士参与和鼓舞下,我百般奔走,付出千辛万苦,联系上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提议“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引起广泛反响,勿忘国耻网http://www.wwgc.cc/qm,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在“九一八”鸣警报,这是我们的心声,也应该是抗联烈士的心愿。
我对于东北三省许多县市的名字略知一二,哪怕某个很小的地方,平常想起名字就心驰神往。因为抗联,我更觉得亲切神圣了许多,忍不住想去上几天。
多年来我走访了许多重要地点,比如德惠的万宝山、长春的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伪皇宫、吉林省靖宇县、沈阳北大营、呼伦贝尔草原,黑龙江抚远的东方第一哨、乌苏里江、佳木斯桦川、牡丹江绥芬河、老爷岭、长白山、辽宁本溪,乃至韩国的日占遗址、日本的靖国神社和千鸟渊无名战死者公墓、越南河内等地。在这里,我加深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得到一些感悟。
印象尤深的是2000年8月15日,抗战胜利55周年,晚上,家人为祖先烧纸祭奠,我也借这种传统的方式缅怀了抗战英烈,默念祈祷。
第二天,我和两个同学赶赴几百公里以外的抚松县和长白山旅游,中途去靖宇县杨靖宇殉国地参观。
我们一下长途车,雨就淋漓不止,仿佛也寄托我们对将军的哀思。又上了小车到了殉国地,这时雨竟然奇迹般地停了,真是天意。大门口有七辆日本越野车一字排开,气势汹汹。
阳光普照,青山如黛,黄色的小花点缀在绿草间。一条小河蜿蜒流过,随后一头扎进峡谷深处,掀起一阵轰鸣。果然好风水。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战地黄花分外香。我采撷了两朵黄色小野花,放于碑前,心中默念:将军,我看你来了!我仿佛看到在冰天雪地里,篝火熊熊燃烧,将军的脸被映得通红,正布置战斗任务。
参观的有几十人,有认真观看的,有带史料参考的。还有人赤膊席地,饮酒作乐,搞得垃圾遍地,并大呼小叫。 。
几天后我专程到通化靖宇陵园参观,由于临近闭园,管理员不让进,我好说歹说才被放行。建筑传统,展品不多,将军头颅安葬在此,气氛很肃穆,参观者三五一群。讲解员耐心地讲述,当提议为表达对将军的崇敬之情三鞠躬时,我流泪了。
2009年9月和2012年7月,我去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的吉林珲春防川。1938年,日苏两军在这里的张鼓峰发生冲突,后来抗联第一路军余部从此进入苏联。时代变了,而今这里再没有战争,基本实现和平,刘丛志办的小博物馆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
除了业余研究抗联,我收藏了很多反映抗战的照片、文件、报纸等史料,有的是侵华日军老兵的个人影集,有的是日本炫耀其战功的历史画册。我还向吉林省德惠市、赵尚志家乡辽宁省朝阳县尚志乡、伪满皇宫博物院暨东北沦陷陈列馆、呼伦贝尔诺门罕战争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分别捐赠史料。
我还收藏一本关于抗联的影像史料《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治安肃正工作纪念写真帖——野副讨伐队》,简称《野副讨伐队相册》,里面共有53张照片,具有极其珍贵的了解日军讨伐抗联过程的价值,纠正了此前许多偏差。我简单学过日语,可惜常年不用所剩无几,幸好张欣然、邓玉珍等人帮助翻译。
2011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我在北京黑龙江宾馆,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士及家属——2011年北京座谈会”,拜会了抗联老战士李敏,并在会上和解放军出版社的兰草编辑相识。听到我收藏了一些抗联影像,具有异常职业敏感和影像嗅觉的兰草很感兴趣,说希望能出本书,从更新的角度解读抗联。
2011年,吉林电视台创办了《关东》这个栏目,主要挖掘比黑土地还深的东北历史文化,并且委托编导王春艳邀请我撰写解说词,这个任务使我产生了动力,我的抗联情结得以文字化和具象化。在这部电视片中,杨靖宇、赵尚志都被我写了进去,这些内容也在本书中有所体现。我也创作了《发现东北》、《发现抗战》等书籍,都涉及到一些抗联的内容。我把零零散散的文章挂在腾讯、网易、新浪、凤凰等几个著名门户网站的博客上,几乎都得到推荐,点击量和留言量很高,由此可以看出抗联是很受人关注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重新熟悉了抗联,为他们的胜利而欣慰,更为他们负伤、败退而失落和伤感。这时我觉得我和他们就在一起,或者在一个不远处的山上眺望他们。不能穿越时光隧道,我遗憾,帮不上他们半分。所幸现在我能以业余研究的方式关注这段历史,把他们的教训、经验和精神传播开来。
应该说,我这本书并不是系统全面反映抗联的著作,只是根据我独特的视角和收藏的史料,尤其是侵略者的罪证,也来自我多年的走访调查论证,试图展现一个全新的隐秘的抗联。可惜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我难以更充分地了解东北了解抗联,研究还是有限的。但是我斗胆尝试,抛砖引玉,是到该说的时候了。
人们都习惯地将家乡称为母亲,抗联和当代的我们,都是生长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的孩子。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从北京回到德惠和长春,感受到博大母爱的尽情弥漫。这本书,有母亲的气息、笑容,还有对我的叮咛,因此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情感和意义。
俄罗斯红场的无名烈士之火旁边的铭文写到:“你们的名字可能不为人所知,但是你们的业绩永存。”这句话,也适合抗联的英雄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白山黑水中倒下,化作家乡那夏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那冬天里傲霜斗雪的青松翠柏。每年穿行在东北的我,都会适时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视觉和情感冲击。
有一天,我还想好好走走德惠、吉林乃至东北,踏着抗联战士的足迹,穿越在兴安岭和长白山上,畅游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边。
我想说的是,抗联英雄们,我来看你们来了!